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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海权论》第三则:领土范围与人口数量的解释

 专打抄袭勾 2022-07-05 发布于天津

马汉《海权论》:地理位置与形态构成的解释马汉《海权论》第二则:以美国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海军扩张为例中我们都讨论了关于“地理位置”和“形态构成”。这一次我们主要看“领土范围”与“人口数量”。

“领土范围”主要是讲自己的国土防卫对于防卫的影响。其实如果单从领土范围上说,像沙皇俄国那样广袤的领土未尝不是一种危害。因为我们在日后的历史中也看出来了,这对大纵深防御也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主要是针对陆军和沿海不便登陆的国家来说的,如果实在一般的中温带和暖温带的国家来说,领土面积越大,如果海防薄弱,反而是一个劣势。常凯申大元帅虽然自己缩到陪都去享受滑竿去了,日本人够不找他,但是不代表军队的补给不受影响。

拥有广阔海岸线却海防薄弱的国家,能够反推出来他的商业贸易不发达,而且主要的命脉却联系在沿海。为什么?海路运输是最重要的商业运输模式,一个国家不首先发展海运却先发展其他内陆运输是对自身广袤海岸线资源的浪费。这是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所以事实上主要的进出口贸易还是主要依赖水路的。那么既不挨着水路又指望不上铁路的广大内陆怎么办?凉拌吧。只能是原始的畜力与人力运输,遇到小河沟有个渡船,如果是旧运河还可以蹭个船运歇歇脚,这也是民国时期的常态。

掌握着水路和铁路的当局真正能够调度的资源,主要还是这些近代化的交通干线附近的农村资源和从国外进口的军需资源。这也是淞沪会战打得十分激烈的原因。淞沪地区固然是本国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但是真正能够向国军供应后勤的比例并不高。在全国各地的矿山银行工厂里很多是外资控制,在拥有治外法权且“保持中立”的条件下是断然不可能向老蒋供应的。属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这种悲惨的状态使得国军只能尽可能的通过其他渠道进口一些苏联或者跟日本没有利害干系的国家的武备与军需,因此,即便在武器禁运之前,长三角地区的意义也主要是为国军提供军需与军火进口的贸易渠道,而非自造的工业基地。

失去这里,就意味着往常顺畅的供应口被切断,后来苏联商船伪装之后藉由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向老蒋偷运军火还是被查获了。而后苏联主要通过西北陆路向重庆方面输送军火军需。在早期日本未与西方开战之时英法美都仅仅提供了几千万美元的货币稳定短期贷款,而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莫斯科方面向提供了2.5亿美元左右的军火实物与长期贷款或援助。当然,斯大林是有自己小九九的,但是,谁没有小九九呢?富兰克林先生比斯大林设的局还要大得多,与之相比,斯大林仅仅是个小角色,实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这是后话了,此处不提。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后,番禺、青岛、闽侯、北海、厦门等重要海口都迅速沦陷,致使民国海陆军后勤供应与损耗更新的稳定受到威胁。海军更是在江阴集体自沉以壅塞航道阻遏日军溯江而上进逼武汉。然而这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日本人最擅长打捞敌军旧军舰维修装备到自己序列中,修修补补还能用。所以很快水陆并进又推进到武昌。

马汉的“领土范围”条件其实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前提,就是商业航运贸易足够发达,而这仰赖商业海权的强大与制造业、商业的强大,这与之前的“地理位置”(军队集结高效率低成本)、“形态构成”(国内具有重大经济或政治意义的交通线)相辅相成。海岸线的长度与范围这个条件要与前两者之间形成匹配。除了主干线之外,还要有屏障主干线的防卫措施。

主攻方向一旦受挫,入侵者往往会选择其他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上海守军的经验就能看出。所以领土范围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像“形态构成”的一种重复,实际并非如此,而是对后者的一种屏障与保护,以保证主要方向的绝对安全。德军在进攻莫斯科受挫后转向乌克兰也有类似的考虑。如何保证在次要方向受到攻击后能够迅速组织反击而不致殃及主要方向。这就要求随时可以在次要方向集结起有民用平台改建的通用、高产的军舰等海军装备,同时加强主干线与次要方向之间的联系,必要时能够通过运河、铁路等交通线迅速支援次要方向。因此,他要求的是有计划有意识的发展作为主干线“形态构成”重要补充的国防机动支线,马汉称如果美国人不重视沿海而只关注“内陆的权力中心”,就会在日后像法国人一样因海军力量不足而捶胸顿足。

领土范围在形态构成(后勤)与地理位置(军队效能)层面如何在军队、基地群主力集中在主干线的同时保持相应领土范围的全面、机动的能力,只能在这些方面预置好足够的转化资源。那么人口数量呢?这里很显然就更接近我们对于“领土范围”的要求了。因为马汉在这里就回答了领土范围中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一批适应为大海军服务的相关从业人员。“不单单是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还要加上这些船舰上的水手、雇佣工以及生产海军物资的人员”。他继续补充说,“若要一个国家的海岸线与本国人口相当,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相关行业中找得到,但在美国这些写根本就不存在”。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尚处于农业国状态的美国是这样,在民国同样如此。联系到此前他所说的贸易量与海军规模、需求成正比,联系到当时美国外贸占比不大的实际情况,这种担忧是典型的“领土范围”与“人口数量”劣势。

其逻辑链如下:为了保证本国的军队持续作战,首先要保护好军队后勤线;保护后勤线要提高自身的作战效能,因此要将有限的主力集中、高效的部署在主航道上;主攻方向的守卫不仅要面向要害,还要防备次要方向的突袭,这样又不能打破既定的部署,就需要通过“全国性商业航运”的民用业潜能预置来实现“藏兵于民”的后备资源前置。但是又需要降低成本,怎么办?那就要是这套基础设施在军队不投资的情况下自行运转下去,这就需要商运的极大发展。造船、船运的一系列设备、行业兴起,由他们来帮助海军承受沉没成本。而让私人资本承受这种成本的唯一理由绝非高尚的爱国热忱,而是十分有利可图的经济空间。

而且这种从无到有的大规模建设一定是要大资本才能完成的,所以最重要的方法不是在美国的南方或者相对落后的本地去培养大企业再来建设,这是很耗时间而且不可预测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吸纳新英格兰和中西部(芝加哥等地)的资本到此投资。但是奶粉本身是没有太大的贸易流的,那就要多吃多占,拿走一些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利益。这是美国为了南方海防而进行的“实边”活动。从本质上说,这和西汉时期在河西走廊屯田是一个意思。这种累加迭代是对美国核心地区经济发展一种军事防卫目的的经济发展。波多黎各和古巴就是首先满足美国在巴拿马运河时代的加勒比海防需要而“订购”的基地。这和1912年后入侵的中美洲诸国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后者是美国资本在西印度群岛立足后进一步发展纯粹的商业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与之前夺取西班牙殖民地的目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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