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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德国医学科学家迈耳首次发表论文，指出服用甲基苯丙胺能消除疲劳以及提高连续工作的能力。此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军方的关注。紧接着，相似言论的研究报告陆续发表，佐实了迈耳的观点。很快，德国、日本等国家就将甲基苯丙胺列为军需药品，日本还在朝鲜等地建立制药工厂，大量生产甲基苯丙胺。 江口圭一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关档案和其它资料，使得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免于湮灭。他写的《日中鸦
片战争》一书，以及整理编辑的《日中战争期鸦片政策资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鸦片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当时的当事者战后也幡然悔悟，留下
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负责将鸦片加工为海洛因的工程师山内三郎，在上世纪60年代便写下了回忆录《毒品和战争——日中战争的秘密武器》，当时负责在
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指导罂粟种植技术的农技师二反长音藏，战时被称为“鸦片王”，战后由其儿子执笔写下了回忆录《战争和日本鸦片史》。 近代以来，日本很快接替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称为“鸦片战略”。之所以称其为 “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 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 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 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 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他所保留下来的《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 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 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 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成为关东军侵华的重要资金来源。板垣征四郎曾指示：可令察哈尔9县中国农民栽培（鸦片）。在河北省张北，当地一名老人回忆道：“当年这里的田种的都是罂粟。日本军人每天骑马挎刀，带着大狼狗到处巡视。最后日本人会把产出的鸦片都收走。”关东军的内部资料显示，1934年，仅内蒙古部分地区，从事罂粟栽种的人，多达100万。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前“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前首相东条英机被指控的罪名中有一条：“鼓励生产鸦片，助长毒品消费，致使鸦片在中国迅猛蔓延。”前关东军特务处军官木村明说：“我们特务处的保险库内，除大量现金，还放了大量鸦片。这些是间谍的活动经费，现金用完，就把鸦片卖了换钱。10粒糖果大小的鸦片，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卖鸦片换钱的特务机关和贩卖大麻的日本黑帮没什么区别。”伪满政权建立后，东北开始出现大量“政府管理的鸦片馆”。伪满政权假惺惺宣称：为缓解吸毒者戒毒的痛苦，我们将在鸦片馆内“少量供应”鸦片。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出入鸦片馆随意吸食。伪满政权1937年制作的统计报告显示，当时东北地区吸食鸦片等毒品的人达110万，在哈尔滨鸦片馆集中区域，每年有2000多个瘾君子横尸街头。 除强制中国农民种植鸦片，日本军队还曾从中国军阀手里抢夺鸦片。当时蒋介石实施禁毒政策，但中国各地军阀自产鸦片补充军费者甚众。一位曾在阎锡山手下任职的老人回忆：“日军第20师团曾在山西省吉县找到数个秘密窑洞，随后抢走窑洞内阎锡山所藏的33吨鸦片。这些鸦片最后被日本人卖了换钱。”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 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 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 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根据 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 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 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 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侵华期间毒品制售方面总的数据如下： 1）日本纵毒下的东北 1905年，日本将沙俄势力赶出东北，始对东北地区实施“毒化政策”。每年由日本输入中国的吗啡18吨之多。 1932年9月，伪满洲政府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 1933年，日本鸦片专卖公署成立。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统计，法律许可的罂粟种植面积是，1933年为941000公顷，1934年为1066000公顷，1935年为690000公顷，1936年为880000公顷，1937年为1030000公顷，1938年计划缩减为710000公顷。 热河是当时鸦片的最大产区，据1936年10月承德宪兵队长报告，当年热河罂粟种植面积为650000亩，总收获量为10000000两。 1932年，日伪当局的鸦片岁入为19409637元。1936年增加到37692641元。 2）日据时期的东北吸毒人数 1931年，东北的吸毒者有30000人； 1933年为56894人吸毒； 1934年为115447人吸毒； 1935年为217060人吸毒； 1936年为491965人吸毒； 1937年为811005人（日本的“毒化政策”在东北已卓有成效，东三省枪炮未动，士气已丧失） 日军第九师团的一项内部报告中，也作了与上述数字基本一致的估计：“三千万民众中有百分之三吸食鸦片，其数约达90万人。”当时日本政府指出，中国若有百分之四吸食鸦片，就必然赢得这场战争。 3）日本占领区中国吸毒人数 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吸食毒品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8％，共有2240000人； 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吸食鸦片烟毒者约占该区总人口的8％，约为6560000人； 河南吸毒者约有2240000人，约占总人口的7％。 据金陵大学副校长的《南京毒物调查报告书》说，1939年的南京城内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诱迫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6％，约有5160000人； 福建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7％，约有840000人； 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4％，约有4480000人是烟毒患者。 4）日本入侵期间在中国种植毒品情形 1930年的中国鸦片年产量为12000吨； 1939年，华北共生产鸦片4792800两，其中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被占领区生产的鸦片依次为262000两、2719600两、1411200两、100000两。 据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日本在占领区强迫栽种的罂粟面积有1500余万亩。服用毒品患者约有3200万人，其中3100余万人系因日本占领直接造成的结果。 在北平，每一条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开设的“白面房子”和鸦片烟馆，公开兜售“白面”、“吗啡”和“红丸” 。1939年厦门销售的鸦片有399000两。 1940年，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新生烟馆1152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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