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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测，我说过很多遍了，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特别是公开的预测，很显然，这种东西都是内参为主，怎么会随随便便放出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公开性会越来越大，但是绝没有达到你想知道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步，就算是美国国家档案解密都需要很长时间，像沈志华那样拿来一堆苏联档案的事情更是少见，而且那个窗口期很短，俄联邦很快就把门洞子锁死了，不再开放了，沈的那些资料就成了绝版孤本，一下子价值飙升。很显然，这种机会是很少的，尤其是时效性很强的行业，很难在公开论文和研究著述中引用一些当时的档案，这用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的道理，除非这个国家崩溃了，他的文档、文件才会流出来，而这种事情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大国。所以研究者就不能抱着这种心态去研究问题。关于兰克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之间的关系，之前我已经详细阐述过了，这一次不再赘述，我们也都明白那种情况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在这种资料陈旧和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研究有创新、有推进、有突破，这就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研究东西，特别是历史这种学科，无非是两要素，第一材料，第二思想。我们很多学者受到那个“详尽地占有史料”教条的束缚，一辈子也做不出什么大成就来，原因之一就是一辈子坐冷板凳，坐着不是思考如何创新方法和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学，而是把主要时间放到干等新材料和重复劳动的看旧资料上，效率既低，成果又有限，努力的精神可嘉，但是方法错了，路子笨了，就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了。所以学理方面，特别是要把僵化的MAXISM学问好好的改革。这里的本体论被严重的误读了，导致后续一系列问题都被误读了。 限于篇幅原因，这里只谈国关研究中的几点问题。
第一，树立恰当的历史意识。这里的历史意识并不是说过去1853年发生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现在同样地点我就如法炮制，照搬经验，这是胡闹，街头巷尾唠嗑谈闲天的“历史经验”，一个学者说出这种话是很可怕的，与他的研究层次、眼光都不相匹配。历史经验其实强调的是既有的运行结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逻辑已经贯穿在几者之间的那种“权力逻辑”，这种逻辑就是接近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质性”（对立统一运动性）的阐述方法，或者找一个比较接近的名词，就是“政治经济学”。这种超越政治与经济的更高维度的解释路径，就是最接近本原的那种研究法，这里的工具就是“利己趋向”，为了形成一定的条理进行分析，就必然要借助一些机制、结构去帮助理解和减小阐述过程中的工作量。 所以作为利己趋向的凝结物，这些结构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也是内容与形式关系、分工与进化关系的结晶。他强调的是一种从内获取寻求答案的原则，而不是形而上的通过一些虚无缥缈的国际“准则”等外部因素获得依据，同时也要结合矛盾论的内容，分出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再从这些主要方面去寻找内在的结构性动机。其次，这种历史意识也是抵制纯粹“科学主义”“客观精神”的黑格尔-兰克片面实证史学范式的一种纠偏。这种理论把实证作为唯一方法论，本身的前提或者说哲学基础，所以对于任何理论都排斥、都反对，这种本质禀赋使得其理论创造性很差，这些年基本上都是社会学和其他亲缘学科先创新，兰克史学再吸收的，他们对于展现“客观”特别着迷，以至于忽视了历史是一门人化学科，而不是单纯靠放大镜和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就能做出大学问的。
历史学（兰克范式的）的这些弊病在国关中被一并接纳了，这也是我们乐于在很多表面有相似性的时间之间搭建一些实际上并没没有多少联系的仿拟和比附。上面那个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种例子。要把实证和运动观整合到一起才能比较有效的解释历史，否则就不可能得出真正“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历史意识，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内在出发、从有迹可循的历史径迹出发，获得真正运动的、合乎动机的解释。 第二，要特别注意现实联系理论。我们过去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那时因为过去的普遍性规律特别僵化死板，犯了形而上的错误，搞相对静止本体论，导致最后的成果也带着相对静止的毛病，根本就没有对立统一的那味。所以在第一点纠正后，我们要反过来，纠正这些年因为新康德和黑格尔“科学主义”中心观带来的唯材料论，不独要分析材料本身的含义，还必须要分析材料与自己既有的那一层历史哲学、国关分析大厦之间的关系，从这个高度上去分析材料本身的意义，拓展他的理论价值纵深，才能挖掘出更多的有意义的线索，补充我们旧有的理论大厦，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的不仅有材料本身，还有理论的，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不是不断冲击自己的理论大厦，而是不断巩固和完善它。现实联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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