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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折腾之祸:裁撤宰相的朱元璋,差点让大明国运不足百年

 莫为天下先 2022-07-07 发布于湖南

迎接一生一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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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一身骚气

朱元璋这人,有时真的很难评价其功过。反正,其后代是被他玩死。

开局一只碗,终局一根绳

事实上,这根绳也是朱元璋自己递给了末世之君。

朱元璋治国,有几个超级牛逼的路子。首当其冲,就是疯狂举债。

由于大元留给大明的经济底子实在太差,一度让明初的经济苦不堪言。为了提振经济,朱元璋是疯狂举债、各种透支。用现在的经济学,那绝对是凯恩斯主义。

结果也是很“友好”,后世学者算了一下,差不多要后面几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偿还清楚。

显而易见,这就是挖坑给后代的写照。

但是,更要命的是,明朝近乎没有商业税,主张经济的根本是农业。不仅严格限制商业,还要各种利好政策扶持农业。

其结果是,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下,光靠农业这点收入不够啊。

尤其是大明前面几任皇帝,常年出征,国库消耗巨大。这就让大明财政长期艰辛,日子非常难过。

而朱元璋最狠的是,让体制内过紧日子。

他提倡,一心为民,要求绝大部分的财政要用于国计民生,全体公务员一起低薪做贡献。所以,大明的官日子苦也就算了,总有玩权力寻租的。

毕竟,体制内都是穷酸样,那不用这份权力去体制外换银子,人人当海瑞?

也因此,大明的贪腐,从来是屡禁不止。所谓的体制内苦日子,还要用孔孟之道给人家洗脑,最终还是养成了成群结队的贪官。

如果说上述这些还可以理解,毕竟明初实在捉襟见肘,那么,废掉宰相这个事情,则是真正颠覆性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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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最后一任宰相胡惟庸下套,然后用胡惟庸的所谓大罪彻底废掉宰相之位。可以说,朱元璋为了力保自己的朱家天下,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举。

然而,自古皇帝靠宰相辅佐,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天下事情实在太多,而且个中情由极为复杂,总需要帮手。

像朱元璋这样能力强、精力充沛的皇帝,古往今来,其实是不多的。

当把宰相废了,那就让皇帝直面整个全国的文官体系,瞬间这种力量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对于这么多文官而言,尽管权力是来自于皇帝,但是,只要巴结好上峰即可。

当皇帝各种作的时候,只要全体文官体系相互合作,皇帝不就是紫禁城里的囚徒了吗?

所以,大明的文臣特别嚣张,敢于组团在紫禁城里跪下来逼宫皇帝改变各种主意。哪怕是板子把屁股抽烂了,也会坚持。

看似是正义凛然,其实就是公然对抗皇权,从而利好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

这种情况真正的拐点是朱祁镇,朱瞻基的儿子(朱棣之孙)。

此前几位朱家皇帝大多是文韬武略,能力强、精力旺盛,牛逼到爆的架势。但是,这位朱祁镇携全体开国功臣的后裔,组团出去打瓦剌,竟然全军覆灭。这一下子让适度可以制衡文官集团的最后政治力量瞬间垮塌。

这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朱元璋的架构中,只要出现一个废材皇帝,整个帝国的权力架构就会严重失衡。

也因此,自那以后,大明的皇帝再也不搞御驾亲征了,而且更加依赖文官体系来治理天下。

久而久之,整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其实是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

只不过,俸禄有限,民间也穷,能捞的油水也不多。

也因此,明朝前期百年,其实是一个逐步内敛的过程,是一个财政紧绷的过程。因为,光靠单纯的农业,是扛不住这么大的江山统治的。而权贵集团竟然还继续过着爽翻天的日子,存量经济时代,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可以说,这个时候,大明内部的社会问题就已经非常尖锐了。

朱元璋布的局,对于后世君主而言,其实是苦不堪言。高企的体制成本,面对不稳定的农业收入,原本就是一场无奈的竞技。

或许原本大明不过百年江山,但是,历史永远喜欢闪着鬼魅的微笑。

东南沿海地方官员第一次意识到,通过出口导向,将大明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给日本、东南亚等地可以换得大量白银。于是,大明的国运得到了再次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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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中后期仿佛变了一个国家一样,与前期完全不同。

手握大量权力的官员,积极和当地商贾合作,一起办公司,一起搞出口导向。

正好当时日本内战的时候发现了超大规模的银矿,不断的需要用这些银矿来华换物资。

于是,明朝社会瞬间到处都是白银,急速高企的通胀,让大明的贫富差距快速拉大。

没有了宰相,没有了军攻集团,毫无节制的大明文官体系第一次将中国的出口生意做到全球最牛逼的地步。

一度,全球1/4的白银在大明境内流淌。

但是,这里面大量的银子只在中间层官僚和商贾间流转,皇权是得不到多少银子的。

为了拯救帝国,张居正力挽狂澜,搞大明版分税制改革,强行要求各地把各种收入交给中央。

但是,这也让手握实际权力的文官体系无比愤怒,将这种“被剥夺”的损失几倍加于民间。

所以,最终,张居正的改革富了中央财政,没能打击地方权贵收入,却沉重的击垮民间内需购买力。

自古权力集中下,基层过紧日子是不可能的。

张居正死后被各路文官群起攻击,此前号称的各种保民生举措,反而变相成了进一步压榨民间的工具。

民间购买力加速流入体制内文官体系的私人腰包,连地方财政也不入了。

此那以后,皇帝除了派出家奴宦官去整治地方,也就没有其它办法了。

然而,你靠宦官去全国劫持文官体系的钱,终究还是逃不脱上述的悖论。

即,宦官收一两银子,这些文官体系就可以向民间收几两银子作为“补偿”。

渐渐的,明末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闯王,帝国的财税根基不断萎缩,却还要想尽办法融资去对付这些闯王。

得不到限制的文官体系,才不关心这些,继续捞钱,继续朝中搞事。

最终,大明国运因为税基崩塌,而陷入了万劫不复。

体制中央为了自身利益,要干体制地方。其结果是体制地方先干死民间,然后,民间反扑体制中央。整个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当初确定要被打击的体制地方。

对于这些人而言,换身皮,照样当大清的忠臣。

经济史,果然是黑色幽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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