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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为何亲西方而疏东方?2100多年前的一次选题,导致科学说拜拜

 渐华 2022-07-07 发布于山东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又一项成果,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卜天这样评价:现代科学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最终还是选择了迎合科学,简单的例子便是:在没有科学的古代,即便明君再怎么有德行,即便再怎么国泰民安,终究还是有些受不了现有制度体系的智者,选择归隐山林,自乐自得地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西汉初期的商山四皓,唐朝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就是绝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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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者之所以归隐山林,要么就是对统治者的政策不满,要么就是受不了制度礼法的条条框框,还有就是看不惯当时“被污秽”了的社会风气,故而躲在山林里眼不见心不烦,落个逍遥自在。

再来看看科技全面武装的二十一世纪,试问还有谁愿意归隐山林,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人生活?就连过去以深山宝刹自居的得道僧人,也都忍受不了寂寞,人手一部手机聊得开心得不得了。虽然寺庙中依然香火缭绕、经声琅琅,但大都坐落在市区最繁华地段,看似诵经祈福,实则不免招徕一把生意。

为何在科技主导的现代,人都不愿归隐山林做一名声名远扬的隐者呢?主要原因还是科技给得太多了。古代因为生产力的原因,很多困难无法解决,连跨省出游都要走个把月,故而只能磨炼自己的耐力来使得自己心静。现代不同了,有了科技的“仗义出手”,别说跨省旅游,就是出国也不过十几个小时,无须通过修心来强迫自己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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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如张卜天所说,科技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毫无争议的大事,对人类现代文明起着重新塑造的作用,科技的高效率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快节奏,对人类社会方式起到了完全变革作用。

不过很可惜的是,科学这一对人类产生伟大变革的新学科,却不是我泱泱大中华发明创造的,而是由我们迄今都很反感、认为志不同道不合的西方世界所首创。不论是早期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还是中期的系统性力学运动定律,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学者。

即便是现代的科学体系,无不是西方和北美学者在添砖加瓦,我们泱泱大中华正在做的,似乎是紧紧跟随他们的步伐,不落伍罢了。难怪张卜天所言:科学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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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为何亲西方而疏东方?这不得不提2100多年前的一次“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彻底跟中华文明说拜拜。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在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时期,随着君主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官僚体系越来越强大,对老百姓的思想禁锢可谓越来越深。宋朝时期女子生活不爽,还能有离婚自由,可到了明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可谓深入民心了;

清朝时期更不用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推行奴化教育,朝中大臣不以当听话的“奴才”为耻,反以为无上的荣光。故而在面对具体的事务时,习惯了“多磕头少办事”,导致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万马齐哀究可哀”地死气沉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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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死气沉沉,脑子被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礼义廉耻塞满了,怎么可能还有运动定律、浮力定律的思考琢磨,科学当然不可能入中华门。

虽说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扼杀了人心,更扼杀了创造性,但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还是迎来了思想大齐放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虽说囿于生产力低下、人力至上的现实,如何治国、如何凝心聚力仍然是思想界的主流旋律,但让人十分欣慰的是:以劝课农桑为主业的农家诞生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农业科学将是我泱泱大中华首创;以机械制造、光学成像为主业的墨家也诞生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光学理论也将由我们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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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墨家的学说,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曾这样扼腕叹息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墨家包含的研究和学说最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已经接近于发展出这种科学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墨家学说已经萌发出了科学的萌芽。

为何这么有科学发展潜力的农家和墨家学说最终“昙花一现”了呢?这不得不提中华老祖宗的一次“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萌芽“胎死腹中”。

首次“大一统”选题的是孔子,作为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圣人,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这个天下是不是礼仪的天下、自律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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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心目中,他希望天底下的所有人在行为举止上高度统一:举手投足都能谦卑恭敬,面对君王都能跪地叩拜,女人都应该穿得严严实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男人见了女人都应该背对着,不理不睬,因为“男女授受不亲”。

由于有了孔子的“正本清源”,再加上孔子对砍瓜种菜非常鄙视,因此专注于研究农作物生长的农家就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导致原本可以两条路走的“科学”失去了一条腿。

再往后,到了汉代,由于秦朝的转瞬即逝,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万世为君”的汉代统治者便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再次来了个“大清洗”,力求来个思想上的“大一统”。最终,在董仲舒(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呐喊声中,中华老祖宗于2100多年前最终完成了“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萌芽彻底“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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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弗洛里斯·科恩也深表叹息:到了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整个墨家传统最终消亡,由皇帝批准的道的综合把它彻底赶出了历史舞台,它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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