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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中有一部分：“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即是说汉朝共十二个皇帝，前后二百一十二年，共五十三次日食，其中朔日日食十四次，晦日日食三十六次，在晦日前一天日食三次。但《五行志》这前面共记载了五十四次日食，其中晦日三十七次，朔日十四次，晦前一天三次。所以让我疑惑班固统计有误。 又倒回去看用编年的体裁写成的《纪》，与这《五行志》出入更大了。《汉书》十二帝纪共载日食四十八次，其中晦日三十五次，朔日十次，没有明确写朔晦的三次。把《纪》和《五行志》对照，《纪》有《志》无的三次：景帝四年十月戊戌晦、中四年十月戊午和武帝元朔二年三月乙亥晦。《志》有《纪》无的九次：文帝后七年正月辛未朔，景帝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武帝建元五年正月己巳朔、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元封四年六月乙酉朔、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成帝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 不但次数不同，朔、晦也有舛讹的地方。《五行志》“景帝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景帝纪》作“七月乙巳晦”；《五行志》“宣帝五凤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宣帝纪》作“四月辛丑晦”。《纪》中的“惠帝七年五月丁卯，日有蚀之，既”，《五行志》作“五月丁卯，先晦一日”；《纪》“武帝元光元年七月癸未，日有蚀之”，《五行志》作“七月癸未，先晦一日”。 那么依照《五行志》补《纪》的缺，则西汉的日食发生于晦日共四十一次，朔日十三次，在晦前一天的两次，不记晦朔的一次，共五十七次；依《纪》补《志》则发生于晦日三十九次，朔日十四次，晦前一天的三次，无晦朔的一次，也是五十七次。 由这个数字前后的不同，可以推断《纪》和《志》不出于同一人笔下，更可以推断最后成书时编纂者没有前后对照勘误。而《五行志》的数字统计的差错更明显地反映出编纂者的疏忽。 另外，《现代汉语词典》说日食发生于农历每月初一，即朔，可是《汉书》记载分明月尾即晦这一天的日食多于朔，可见《现代汉语词典》有误。如果依照《史记正义》在《汉文帝本纪》“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的注，“《说文》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而云晦日食之，恐历错误”，就断定日食于晦是历书错误的话，那么西汉近四十次晦日日食的记载不是都错了？那么朔日的记录不是跟着错了吗？《汉书·五行志》记春秋时的日食说：“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谷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又在“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后引京房《易传》说“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日月虽不同宿，阴气盛，薄日光也。”可见日食于晦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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