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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王岳川说： 17号洞仅19立方米， 却藏经五万多卷！ 但外国人拿出去了 三万多卷， 也就是60%到了西方， 这是中华民族的 巨大损失。 正是这些经卷 出去后， 西方才第一次 认识到古老、衰败 的中国竟然有 如此精深的历史、 伟大的文献。 甚至 大英博物馆 及欧洲很多博物馆 都以收藏了多少卷 敦煌写经为荣。 傍晚，茫茫大漠，残阳如血。 暮霭中走来极度疲惫的斯坦因，疲惫的蒋孝琬，疲惫的骆驼和马、疲惫的小狗“戴什”。 此时，因为断水带来的绝望阴影，笼罩着整个疲惫不堪的探险队，当大家一步三滑几乎用尽全身力气登上一座巨大的沙丘时，一个个全都累得瘫软倒地。 突然，“戴什”又一次激动地狂吠起来。 “看，一条大河！一条大河！”蒋孝琬激动得跳了起来，几乎是扑向斯坦因，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叫喊道，“先生，那……那……那就是敦煌！那里，就是敦煌呀！” · 敦煌莫高窟 斯坦因在蒋孝琬的搀扶下，努力地站立了起来，放眼望去，但见“一条小河从耸起于四周沙漠中的长长的砾岩悬崖下流过，河岸边狭窄的范围内生长着杨树林。清新碧绿的杨树林之后的悬崖呈现出一幅壮观的景象：一层又一层的黑色洞窟布满了崖壁，一间摇摇欲坠的楼阁屹立于悬崖正中，遮蔽了一尊巨大的佛，其黑瓦曲线顶高出了悬崖之上”。这个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思芳笔下的沙漠绿洲，就是敦煌莫高窟，也就是斯坦因此次探险的最后目的地。 不料，期待在这里大干一场的斯坦因，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阻力。 是啊，这里不是楼兰古城遗址，不是无人看管的菜园子，看守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却挡住了斯坦因伸出的黑手。后来，他回忆道：“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 斯坦因不甘心，又和蒋孝琬一起再次去找王圆箓。当他让王圆箓带他去参观洞窟时，王圆箓渐渐的对他有了些许的好感，特别是当他与王圆箓谈到圣僧玄奘时，引起了王圆箓的共鸣。斯坦因灵机一动，脑子里飞快一转，精心编造了一个昔日唐僧西天取经，如今他从印度来中国寻找唐僧遗典的故事，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忠实信徒。愚昧的王圆箓在蒋孝琬的再三劝说和欺骗下，竟然信以为真，便于当天夜晚从17窟的洞内抱出一捆写本，让他们看看。 师爷蒋孝琬挑灯夜战，整整研究了一夜，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他在一件写本的题记中发现，这些都是玄奘获自印度并译成汉文的经文。斯坦因得知后，如获至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四块马蹄银，贿赂了王圆箓，然后在藏经洞外的甬道中，与蒋孝琬一起，一件件地检查王圆箓抱出来的大批写本和绢画织物。 就这样，斯坦因和蒋孝琬，一共用了整整七天时间，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写本和绢画织物挑选出来。 其实，这个17窟中藏的5万多卷古代文书和经文，也是王圆箓在闲得无聊时发现的。那天，他用点旱烟的芨芨棍无意识的在16窟甬道的洞壁上乱敲乱戳着，不曾料想，他这一敲一戳，居然捅破了洞壁，进入一个洞中之洞，发现藏着一座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于是，在让敦煌名扬四海的同时，也成就了贪婪的文化强盗斯坦因。 就这样，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窟寺院的17窟中，搜罗并带走了满满七箱价值连城的手抄本文书，五箱刺绣品和绘画等非常珍贵的文物。后来，他又一次来到敦煌，将诈骗来的满满29箱写本、画绣品等运达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帛书信件，约9厘米见方。这封信，比造纸术的发明时间还要早800年，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丝绸书信。 英国人斯坦因虽然是掠夺敦煌文物的第一大盗匪，但他并非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进入新疆的外国探险家。 盗取敦煌莫高窟宝藏的始作俑者，是沙皇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列夫。他于1905年只用少量的俄国商品，就从王圆箓道士那儿骗去了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 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吸引了俄、英、法、德、日、美和瑞典等国的大批文化强盗，他们打着各种不同的名号，以探险队、考察队的名义，争霸中亚，抢盗文物。 最早进入中国新疆地区的，是俄国探险队，除了1905年的勃奥鲁列夫，还有1713年的图鲁什尼科夫和1780年的耶夫雷莫夫探险队，随后才是在印度的英国人。 在外国的探险者中，最早穿越丝绸之路的是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远征中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探险，虽然没有找到丝绸，但却发现并盗取了中国数以万计的动植物标本。而美国人亨迁顿、日本人橘瑞超则先后进入楼兰，掠走一大批重要的文物。 第一个发现楼兰古城并掠走大批珍贵文物的斯文·赫定，九死一生回到欧洲后，先后受到德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国王或总统的欢迎与接见，并被追捧为瑞典英雄。 不过，幸运之神似乎格外垂青斯坦因，他在新疆、甘肃的尼雅遗址、楼兰古城和敦煌千佛洞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的中国丝织品文物，特别是一些精美的织锦和绫绮等。由于斯坦因盗取了这些珍贵文物，使之成为全世界最具盛名的中国古丝绸文物考古学家，从而揭开了中国丝绸考古的面纱，并成为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满载而归的斯坦因，回到英国后仍然久久难以忘怀，又于1913—1916年重访尼雅、楼兰遗址和敦煌千佛洞，再次盗卷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就说1914年3月吧，斯坦因带领他的探险队第二次到达敦煌，再访莫高窟，受到了王圆箓道士的热情欢迎。 三天后，斯坦因在致友人艾兰的信中说：“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都进了官僚的腰包。” 后来，斯坦因又在1914年4月13日致艾兰的信中说：“当北京下令藏经洞写本东移之后，王道士真聪明，他竟隐藏了许多写本做为纪念品。我从这批窖藏物中又能获得满满四箱子写本，当然这需要多番谈判，但结果我成功了，尽管没有蒋（师爷）的帮助。” 对于王圆箓的贪婪，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这样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斯坦因的成功盗取，除了他的好运气和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与爱占小便宜外，还得益于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敦煌卷经的贪心与掠夺。对此，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里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的确，“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中国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 这一次，斯坦因又故伎重演，仅仅只是用了500两银子的低价，就从王圆箓手中买下了剩余的全部文物，共计有570余件写本、绘画、丝织品等，再次满载而归。 对于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对中国文物的无耻掠夺，我通过“百度”进行了搜索，非常简单的根据网上找到的资料，整理了一份“外国文化强盗对敦煌文物的掠夺简史”：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列夫掠走一批文物。 1907、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掠走文物10000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入洞窟进行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我想，这应该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敦煌藏经洞里的五万多卷古代经卷，在时间上跨越十六国，隋、唐、五代、北宋等10多个朝代，穿越了7个世纪的时空。而藏匿于17窟的经文在意外问世之际，却又时逢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 轰鸣的洋枪洋炮一时响彻北京城，把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吓得要命，哪里还顾得了保护敦煌文物，只好眼睁睁的让外国文化盗窃一批批掠走！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17号洞仅19立方米，却藏经五万多卷！但外国人拿出去了三万多卷，也就是60%到了西方，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正是这些经卷出去后，西方才第一次认识到古老、衰败的中国竟然有如此精深的历史、伟大的文献。甚至大英博物馆及欧洲很多博物馆都以收藏了多少卷敦煌写经为荣。” 是啊，一群文化强盗的野蛮撞入，让中国文化蒙羞，却又通过独具特色的历史文物，让外国人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与无限魅力。 对此，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丝绸史学家赵丰先生说：“20世纪初开始，十余支外国探险队、考察队深入亚洲腹地，在那里展开了抢夺珍宝的竞争，其中最著名的有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他们从新疆的古楼兰遗址中发掘了大量的东汉至魏晋的织物，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得到了自十六国时期到唐代的丝织品，在甘肃的莫高窟几乎囊括了藏经洞所发现的所有文物包括大量丝织品，但这些出土的丝绸文物均被携往海外。” 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从中国西北地区盗掘的大批丝织品文物运抵欧洲后，轰动一时，既引起了西方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也激发了西方科技史学家的极大兴趣，掀起了一个中国丝织品考古和史学研究的高潮，反过来又推进了中国纺织考古的研究。
这或许就是文明的悖论，以一种不文明甚至是欺骗、狡诈乃至血淋淋侵略的方式去发现、研究、传播文明，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鲜花，一面却是鲜血。正如马克思在论述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的那样，鸦片不曾产生催眠的作用，而倒产生了惊醒作用，历史的发展好像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可能把他们从原来的麻木状态唤醒似的。斯坦因的师爷蒋孝琬被麻醉了，看守洞窟的道士王圆箓也被麻醉。中国人尽管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工业文明熏陶下的西方人面前，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不过处于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如今，中国人已经从迷蒙中醒来，可付出的历史代价却太大太大了。 ——摘自张卫平、张旗著《灵动的彩虹：荆州战国丝绸的前世今生》，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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