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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狭义指湖南将领所率以湖南军人为主体的部队，读者首先想到的是曾国藩团练的晚清湘军；扩大一点内涵，则包括稍早的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部，曾国藩朋辈的胡林翼部，曾国藩曾荐举的左宗棠部，曾国藩的学生辈李鸿章所创淮军。这几位湘军统帅中，曾国藩稍长一岁，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同龄，李鸿章和刘坤一属于晚辈。再宽泛点，湘军可以涵括后来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等民国时期湖南军阀一系，至迟到1949年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湘军作为地方武装力量退出历史舞台。从1847年江忠源组团练，募湘勇，或者曾国藩1853年建立湘勇开始算起，湘军历史百年左右。湘军崛起打破了清代满族、汉族双轨制的平衡，促进了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张，重新塑造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为后来辛亥革命以及军阀混战埋下伏笔。 市面上关于湘军的书也不少了，有的是资料集，有的是史学考证，有的是小说演义。楚天舒近著《天下湘军》属于后者。该作起于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亲家）道光十年（1830年）开始的两江新政，终于1916年蔡锷逝世，前后跨度八十余年。中间经历的事情着实太多，荦荦其大者包括林则徐禁烟、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与护国战争，国体几度变更，所以也不算短，涉及晚清史、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革命史，湘军的沉浮背后，就是道咸以来的整个中国史。另外这段时间还牵涉中英、中法、中俄、中日，以及俄日、俄英等复杂的国际关系，所以写好实在不易。记得在戴逸先生学术馆落成的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感慨能够把清朝前中后期贯通起来的学者凤毛麟角，能够把中国近代史和清史对接的人也同样罕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段历史大多是下了定论的，处理起来让人如履薄冰。
作者楚天舒无愧湖南红色文化研究员的身份，其写作站位很正确，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评价等很多棘手问题都小心避开了。他没有迷失于浩瀚的汉学文献，本著确实特别靠近历史，只是除了正史，还总汇了大量稗史、笔记以及传说材料。皇皇六卷，最为浓墨重彩的无疑是曾国藩所部湘军的命运。它没有把曾国藩写成圣人，没有避讳“曾剃头”特别狠戾的一面，也没有避讳太平天国落后的一面。它揭开了湘军内部的派别之争，对林则徐-陶澍-左宗棠比较刚猛的一脉赞许犹多，同时把派别之争与封建专制的驭下权术结合起来写。本书也细致交待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倾轧，没有避讳洪杨腐朽的故伎重演。也就是说作者还是希望持平地来书写这段历史。当然，作者不是历史专业研究者，没有太多利用现代考证成果，例如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谊、李秀成投降等。本著直接顺从旧说，鲜明定位为长篇历史小说，掺杂大量传奇色彩故事，甚至吸取了一些武侠小说的桥段，朝普及的方向走，以吸引更多读者，认真的读者切莫把它作实录看。 作者并非职业小说家，没有飞扬的虚构，没有像《三国演义》一样塑造大量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也没有像《战争与和平》一样去讨论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贯穿全书最重要的主人公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蔡锷只是光辉的尾巴，我们毋宁说它着力描写的是湘军将领的群像。这个群像，不是纯历史的，带着大量的逸事与传说，尤其是洪宣娇、林普晴、赛金花、小凤仙等杰出女性真真假假的民间故事均被掺入其中。在体裁上，本著是传统的章回小说，靠复杂的人物关系连接上下篇，熟悉的框架，熟悉的叙事，让读者可以将其和历史区别开来。既然是湘湖大地群英谱，也避免了“刘备似伪，诸葛近妖”的讥评。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是作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愁抒发，对自己从小耳熟能详的乡贤的致敬。 太平天国被平定后，一度“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曾国藩去世，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刘坤一、冯子材等，接着书写了近代中国自强的篇章。随后维新与革命风起云涌，在同盟会成立初期，兴中会精锐殆尽，湖南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的华兴会成为了革命的中坚。杨度《湖南少年歌》中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熊希龄、蔡锷、蒋翊武、焦达峰等均是湖南人。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抄写了大量曾国藩的格言，后又高度评价曾国藩“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大元帅，湖南人占其三；十位大将，湖南人占其六。湘湖文化大大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湖南这个地方，古属蛮夷，战国时代被《史记》称之为南楚，本来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湖南人的性格，《隋书》谓：“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在湖南地方志中，“劲直任气”“刚劲勇悍”等类似词汇俯拾皆是。这块地方在近现代为什么突然井喷出灿若群星的景象？其背后不得不提到湘湖文化，其源头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开山式的人物、光风霁月的周敦颐是湖南人。“二程”程颢、程颐曾从学于周敦颐，“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曾提举湖南学事，后迁居衡阳，1131年他在湘潭与其子胡宏开舍结庐，创办“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前身），“著攘夷尊周之大义”，讲学不辍，“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胡宏弟子张栻发扬光大之，蔚然成就“湖湘学派”，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尚节重义，轻于利禄。大儒王夫之（晚年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在明亡后避居乡间著书讲学，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卒于湘西草堂，“遗命墓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汇刊《船山遗书》。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正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使得乡绅文化在湖南根深蒂固，所以曾国藩用儒家文化作为统战力量，用官兵之间的乡谊与裙带关系形成团队向心力，这毫无疑问很高明。 本著虽然定性为历史小说，终究没有脱离历史，希望本书能够扩大读者对湘军和近代史的兴趣，以此为起点，去阅读更广泛的内容，追寻相关著作，去思考历史与小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这就像很多读者因为《三国演义》去追寻《三国志》，比较两者是很有意思的，这背后是小说与历史的分野，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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