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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想国译丛的邀请，最近在讲课之余，开始疯狂读理想国的书籍。 在读深度书的读者心里，理想国译丛的地位，不知是否可以和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相提并论？ 总是，在目前的图书市场和思想领域，理想国译丛的选书和译本，算是过硬的。 理想的书籍封面，看上去都很冷峻，似乎有种千里之外的高冷感。 但实际接触之后就会发现，比较好读。 国人被大学教材和国内部分滥竽充数的的学术著作祸害久了，以为涉及学术类的，就必然晦涩难懂，枯燥无味。 实际接触了还真不是这样。 真正的学者，都懂得说人话。 用通俗易懂，简练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真正爱书，爱思想的译者，也会尽力用中文语言习惯，翻译作者本来的意思。 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学者（相对于已经去世的前几个世纪的学者来说），所以，他对现代世界的一些分析值得一读。 最近我在讲课，正好讲到“人的自尊”这部分内容，其实，从围观的个体，到宏观的社会群体，人人都需要被看见，被承认。 黑格尔说：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这个动力是理解现代世界的钥匙。 对被承认的自我又分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 在传统的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让成员社会化，在共同的规则下生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社会角色有限并且固定，人人都有相同的工作，农业劳动，养育后代，照看家务，人一辈子活在一个小村子里，人们都有固定的人际圈子，人们没有选择，所以也就不会坐下来思考“我是谁”。 但是现代化到来之后，印刷媒体问世，知识四处传播，思想迅速扩张，工业革命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多种多样。 人们在突然之间出现的这么多选择面前，必须问问我是谁了。 要找到自己是谁，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人类寻求承认的需求，起初来自战士，战场上同于浴血搏斗，不为领土，不为财富，为的就是战败方对自己俯首帖耳，由于对死的恐惧承认战士作为主人，自己作为奴隶。 但是这种承认不能让人满足，因为对方已经变成了奴隶，奴隶是没有尊严的。承认的唯一理性的方式，就是主人和奴隶相互承认他们共有人的尊严。 在现代政治中，有一个根本的事实： 自由的内在自我需要得到承认，内在自我不仅仅是自我的反思，还应该在权利和法律中体现。 法国大革命之后两个世纪的民主运动，其实就是那些要求在权利和法律中承认自己的驱动者们推动的。 这个，本质上就是奴隶反抗主人。
为了能得到平等的承认，激发了法国大革命，而这种渴求一直延续到今天。 《身份政治》中提到这个例子。 “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警察没收了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货摊上的水果，表面上是因为他没有许可证。 家人说，女警察菲达·哈姆迪当众打他耳光，收他电子 秤，还啐了他的脸。（哈姆迪是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文化里，这可能 让他更觉羞辱。） 布阿齐兹去市长办公室投诉，想把电子秤要回来，市长拒绝接见。布阿齐兹用汽油浇身，点火自焚，同时大喊： “你叫我还怎么活？” 这个新闻事件如野火般传遍阿拉伯世界，引发后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最先受冲击的是突尼斯，不出一个月，大范围骚乱导致长期独裁的本·阿里下台去国。 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城市纷纷爆发大规模抗议，邻国埃及尤甚，强人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被逐下台。 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被抗议 和起义席卷，而所有这些抗议者都有一点共通之处： 他们都因曾被政府漠视和羞辱而充满怨恨。
布阿齐兹事件的详情很关键。 他不是抗议者，不是受当局迫害的政治犯，他只是个普通公民，在非正规经济里讨生活。 发展中国家有着大 量的非正规创业者，因为政府设立了一堆正规经营必须满足的苛刻法律要求。 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民众之所以对布阿齐兹的遭遇再熟悉不过，是因为突尼斯政府对待他的方式： 讨生活的买卖随随便便被没收，人被当众羞辱，投诉讨公道没人理睬。政府不拿他当人，就是说，不把他视作理应受到最起码尊重的道德行为者 ——但凡有最起码的尊重，谋生的家伙被没收之后，他至少应该得到一个解释。 布阿齐兹的自焚让阿拉伯世界数百万民众彻底认清了统治他们的政权是多么不公。 阿拉伯世界后来之所以陷入混乱，是因为阿拉伯人对于独裁之后的新政权该是什么样意见一。 不过，在2011年，他们就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达成了暂时的强大共识： 他们不喜欢专制政府；这种政府，往好了说，当他们是小孩，往坏了说，视他们如草芥，他们在政治上被腐败政客欺骗，在经济上被剥削，一打仗就被送去当炮灰。
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世界目睹了很多反抗专制政府的自发起义，包括南非种族隔离转型、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的公民运动、21世纪初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抗议。 承认人的基本尊严在这些运动中是一个核心问题。”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性别、一种语言，还常常有一个宗教……的印记，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 某种意义上，具有亲疏远近属性的认同圈层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为它“扩大信任的半径”。 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降低交易成本”； 用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它“增加社会资本”； 而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友爱与温情。 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性的处境”。 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散，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挑战。 这种原子化状态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抓住一点什么，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电影《浪潮》讲述的是发生在美国高中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教师本·罗斯本想通过一堂实验课使学生切身明白什么叫德国纳粹。 为了实验他成立了 “浪潮”组织，提出一系列铿锵有力的组织口号，要求学生们必须遵守组织里的纪律。 还专门规定了打招呼的手势，学生因游戏的心态而都自觉、绝对地服从着这些命令，而到了后来这些学生就习惯的会想象出来的一些“命令”，暴力威胁他人加入“浪潮”，并且互相监视和揭发。 每个人却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独裁”与“纳粹”的深渊…… 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体验到了在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的愉悦。 一直在学校里不受人注意的边缘人蒂姆最为积极，因为他在这里仿佛找到了自己，以至于当老师宣布这场实验终止的时候，蒂姆不愿意接受现实，开枪打死了自己。
政治永远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 纳粹的兴起不仅源自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团有组织的仇恨煽动。 前南地区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也是因为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动员民族主义以争取选票。 在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之后，津巴布韦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发情绪，穆加贝不断升温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动力。 一百年前，世上并没有印度、坦桑尼亚、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但是，新生的“国家”始终在通过教育、经济、官僚系统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之间揉捏出国族认同。 身份认同也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 历史上，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 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启蒙者”能够一度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因为他唤醒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 20世纪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国的抗日斗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等，无不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身份认同。 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 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的权利抗争等，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 这些运动的成果显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价值相互兼容，而且是达至这些目标极其有效的动员加速器。 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在于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 对于每一个普通人，阅读政治学的意义在于，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也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反思自己是否处在某种未加审视的现状中。 我们不仅能见微着著，还能从宏观理解微观。 福山的这本《身份政治》语言通俗，很好读，书不厚，不疾不徐，一周就能读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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