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 公管荐书

花间挹香 202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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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人类终于慢慢意识到，在各种肤色、民族、语言、宗教的“我们”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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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作者：（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刘芳

出版社：理想国|中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1日

页数：244页

“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的新现象，此前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是“左右之争”。冷战结束后，人们欢呼“理性时代”的到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也这一时期论述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全球所有的制度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这种话语策略本身就是观念竞争终结的表现。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但福山赞同黑格尔的说法，即发展最终一定会产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自由主义国家，才是更合理的结果。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正是使承认普遍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相信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在普遍承认的观念里达到顶峰，后续事件不过是将此原则传遍地球每个角落。但事实上，历史并没有终结，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的“族群”，这有时体现为民族主义、种族认同，有时体现为宗教情感、性别或性取向意识等。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便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新部落主义”。这本书用了十四章的部分讨论了身份政治与尊严和认同。

什么是基于“承认”的身份政治？

20世纪的政治格局是沿着一条由经济议题界定的左右光谱分布的，左翼追求更平等，右翼想要更自由。进步主义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民主党派为中心，追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再分配。右翼的首要兴趣则是缩小政府规模、推动私营部门发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个光谱在很多地区似乎让位给由身份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促进被认为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明确的关联。即便是强国的选民也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认，要么是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这些身份的种类可能且事实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这都是“身份政治”这一现象的表现。身份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

现代经济理论基于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物质福利）的理性个体，政治不过是这种最大化行为的延伸。但是，要正确解释真实的人类在当代世界中的行为，我们就必须超越主导话语的简单经济模型，拓宽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没人否认人有理性能动性，没人否认人是追求更多财富和资源的自利个体。但人类心理远比简单的经济模型复杂得多。经济学家的“效用函数”只讨论偏好得到理性满足的方式。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是，人会追求他追求的任何东西，但为什么有人追求金钱和安全，有人选择献身某项事业，有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如果都将其视为追求效用最大化，那就忽视了他们各自动机中的某些重要的东西。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认为，欲望和理性是人类心灵（灵魂）的组成部分，但还有第三部分激情，完全独立于前两者发挥作用。激情既不是另一个欲望，也不是理性的一个方面，而是灵魂里一个独立的部分。激情是愤怒与骄傲的所在是灵魂里渴望尊严获得承认那个部分。平等激情（Isothymia）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渴望；优越激情（Megalothymia）则被视为高人一等的欲望。渴望身份获得承认，这是一个主概念，能统一当代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诸多现象。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宗教，作为世界政治力量，都不会很快消失，这就与当代自由民主国家还没有彻底解决激情的问题（Thymos）有关。

优越激情被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说成一种“位置商品”，其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共有，因为它基于人相对于他人的位置。现代民主的兴起是优越激情逐渐被平等激情取代的历史：只承认少数精英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平等激情的另一个问题是，某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比其他活动更能赢得尊重。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出类拔萃的可能性。承认人人价值平等，就意味着不能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高人一等的人的价值。

身份概念虽然根植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现代，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这是自我概念发生转变后的产物，也是在经济和科技变化下压力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意味着，个体在生活中突然拥有了更多选择和机会。在旧社会里，有限的社会选择决定了他们内在是什么人；当视野打开后，“我是谁？”这个问题突然变得有意义了，对内在的人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认识也显得更重要了。观念塑造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为某些观念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福山将身份政治的依据划分为族群身份和信条身份。由于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弱肉强食原则下的强权原则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由需要人为的力量去创设、去维护、去哺育、去教化。因此，“信条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强调，未必是因为对于每个个体它更重要，而是因为它的习得更加艰难。族群认同是在“人性的处境”中顺流而下，“信条身份”则是逆水行舟。现代身份概念统一了三个不同的现象。一是激情，渴望得到承认的普遍人性。二是内在自我有别于外在的自我，且内在自我的道德赋值高于外部社会。三是不断演变的尊严概念，承认不再只为某个狭隘的阶级所应得，而是人人应得。

“承认”是福山政治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在黑格尔史观的影响下，福山认为，寻求相互的、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有各种形式，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承认”的敌人是王权。21世纪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身份认同，这时候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表面而言，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历史上，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抗争权力等，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历史上又曾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根本而言，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每个人固然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初始位置”上。这也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当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先天身份，成为一个抽象的、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义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而恰恰是在既有身份属性之间取舍、排序、糅合，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基于个体尊严和集体尊严的两股身份政治潮流？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两股政治潮流，后来发展为两种不同的身份政治，虽然当时并未用身份政治这一表述来描述相关现象。其中一股政治潮流要求承认个体的尊严，另一股要求承认集体的尊严。第一股个人主义潮流始于一个前提：人人生而自由，对自由怀有平等的渴望。政治制度的创立应尽可能保护那种天生的自由，这符合共同社会生活的需要。自由民主国家认为，平等保护个体的自主性是道德建设的核心。这一路走向普遍承认个体权力，也就是走向自由社会，想给公民的个体自主一个无限扩张的范围。

第二股走向主张集体身份，两个主要表现是民族主义和政治化宗教。人是社会动物，人的情感倾向驱使他们想要服从周围的规范。共同的、稳定的道德边界消失后，各种各样的价值系统自说自话，大多数人对于新得的选择的自由并不开心。相反，他们觉得很不安全，觉得疏离，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自我是什么。身份危机指向了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反面，即寻找可以把个体重新结成社会团体，并重建一个清晰的道德边界的共同身份。这种心理上事实为民族主义打下基础。

卢梭将内在自我世俗化，认为内在自我高于社会规习，这是现代身份概念形成的关键一步。他不相信渴望承认是人的天性，他认为，骄傲感和攀比之癖不存在于早期人类之间，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致使了后来人类的不快乐。要找回内在自我，就要摒弃被社会承认的需要，孤独的遐想着无须任何人认可。但卢梭对于承认的认知也具有方向上的双重性，既向着普通承认个体权利的方向，也向着基于民族集体承认，他有很多时候既赞赏和平的孤独遐想者，也赞赏军事化的公共意志。

身份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

身份政治所引发的革命是与尊严有关的革命。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第二条原则——平等很少被理解为暗指经济或社会的实质平等。试图实现实质平等的政权很快发现它们在触犯第一条原则——自由。因为实现实质平等要求对公民生活实行大规模国家控制，而这些政权确实这么做了。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平等一直更像是自由的平等。这意味着既有平等免于滥权政府的消极自由，也有平等参与自治与经济交流的积极自由。

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可被看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都是在表达一种寻求公开承认，却被隐藏、被压抑的群体身份。而且，两种现象发生的情境相似，都是因为经济现代化和快速的社会变革削弱了旧的社群形式，代之以混乱多元的非传统联系形式。

在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从（乡村）社群到（城市）社会的转变中，旧的社群形式和身份认同被削弱。这个转变在19世纪曾被数百万欧洲人经历，如今则正在中国、越南等快速工业化的社会发生。生活在传统乡村、本来没有多少选择的人，突然就面对着一个多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他们的传统规范得不到尊重。如今，埃及、土耳其和约旦等中东国家，大量穆斯林青年女性又戴上了头巾，有的套上了面纱等更束缚女性的服饰。在这些女性当中，许多确实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也有一些并不特别信仰什么宗教；戴头巾更像一个身份符号，表示她们对自己的文化自豪，不怕被公开认作穆斯林。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21世纪初期伊斯兰激进主义兴起最好应该被当做身份问题来研究，还是说它根本上就是个宗教现象？换言之，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副产品，是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混乱，还是代表某一特定宗教的恒久特征，以及观念激励人类行为的独立作用？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可被视作同一种类的身份政治。这么说并不能充分表现两种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从传统、孤立的农业社会向连接着一个广阔且多样的世界现代社会转型时现身世界舞台的。它们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人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和困惑，都兜售受害者身份，把个体的不幸处境归咎于一群群外人。而且，它们都要求界限清晰的尊严承认，不是承认所有人的尊严，而是承认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群体成员的尊严。

1914年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国际的旗帜下站在一起的，而是于“一战”爆发时与他们的民族政府站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想这一失败：历史的精神或人类的观念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这条唤醒信息本该给阶级，却因为可怕的投递失误被送给了民族。同样，在当代中东，一封给阶级的信被送给了宗教。投递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经济动机与身份议题在人类行为中是相互交织的。你穷，周围的人就看不见你，因为不被别人看见而感到的不尊重往往比缺乏资源更糟糕。经济学家认为的“偏好”或“效益”是对物质资源或商品欲望的驱动，他们忘了激情，也就是灵魂里渴望得到他人承认的那个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认与他人在尊严上平等，也可以是优越激情——被承认高人一等。许多我们传统认作物质需求或欲望驱动经济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激情式的欲望，渴望尊严或地位得到承认。例如，女性对同工同酬的追求实际上有这样的含义：“薪酬是一件与承认有关的事”；美国北方的种族主义真正让人感到屈辱的是，美国白人看不见非裔美国人的存在，黑人未必受到了虐待，只是不被当成一样的人。经济困境常常不被个体视作资源的匮乏，而是身份的丧失。民族主义者能把相对经济地位的丧失说成是身份和地位的丧失。

当今左派的问题在于，它越来越支持某些特定身份。它不再团结工人积极、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等广大团体，而是团结那些以特定方式被边缘化的更小的群体。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有关现代自由主义命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基于普遍与平等原则的承认变异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别承认。

与此同时，尊严也在走向民主化。只有民主的前提是公民作为个体的尊严得到平等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平等承认的范围在数量上和性质上得到了扩展：在数量上，被接受拥有权利的公民人数增加了；在性质上，对承认的理解不再只是形式上的权利，而是实质上的自尊。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政治开始与民族、宗教等身份集体和非自由形式汇合，因为个体频繁要求的不是承认他们的个体性，而是承认他们与其他人的同一性。

身份政治可能引发的后果？

黑格尔认为，驱动人类历史的是寻求承认的斗争。他主张，人渴望得到承认，理性解决这种渴望的方式唯有普遍承认，即人类每个成员的尊严都得到承认。身份政治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除非我们走出一条路，回归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否则就难以逃脱持久冲突的命运。

身份政治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对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应。它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的时候才成为问题。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让他们不用再去考虑如何扭转这三十年里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更趋不平等的趋势。第二个问题是身份政治会聚焦定义更新、范围更窄的边缘化团体，以至于历史更悠久、更大的群体不再受到关注，他们的严重问题将遭到忽视。例如，在美国白人工人阶层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坠入更低阶层，与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相当。第三个问题是威胁言论自由，进而威胁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理性对话。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重视的是情感体验到的内在自我，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内在自我。“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微观层面上有个特征：某人的观点和他们所认为的独特、永久、真实的自我融为一体”，这就使得真诚的观点高于本可能强迫人放弃这种观点的理性反思。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左翼目前实践身份政治的方式激发了身份政治在右翼的兴起。而身份政治催生了政治正确，以至于不能进入公共讨论，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

身份政治的运作方式就是激发更多同类，不同群体视彼此为威胁。身份诉求之争不同于经济资源之争，通常没有谈判的余地：因种族、民族、性别而得到的承认权利是基于固定的生物学特征，不能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也不能被忽略。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不被尊重，都在要求自己的尊严。于是身份政治形成自己的动力，社会自我分裂成一个个越来越小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它特定的受害者化的“生活体验”。现代身份特征的可变性也意味着，围绕听某种类型的音乐甚至可以形成身份。但如果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也是可能的。承认个体可以与更大范围的公众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期待，不一定非得否认个体的潜能和生活体验不可。体验可以汇总出经验，生活体验也可能只是寻常的体验，所以我们在现代世界永远不会摆脱身份政治，但我们可以引导它恢复相互尊重彼此尊严的宽广面貌，让民主更好运作。我们不可能不用身份的语言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但我们要记住，深居于我们内心的身份既不恒定，也不一定得自出生的偶然。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这样才能救治当今民粹主义政治。身份并非在生物学上决定的，而是经验和环境塑造的，定义身份的方式可以狭义也可以广义。我是这么生的，不等于我就得这么想；生活体验可以转化成共同经验……补救办法不是抛开身份的概念，因为它已经成为现代人思考自身和周围社会的一种方式。正确的方法是充分考虑现存的自由民主社会事实上的多样性，给各种民族身份以更广泛、更包容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