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十年辛苦不寻常：目录

吴营洲文存 2022-07-11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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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别传

吴营洲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在这世上，我曾遇到过许多许多很好的人

他们一个个都很宽厚，都很善良……

都曾无私地关心、爱护、帮助过我

每每想起这些，我都心存感激，我都肃然无语……

可我很难一一地写下他们的名字

然而在这里，我只想谈及一位长者

是他将我从生命的废墟里拉出来

并使我一步步地走进了红楼，走出了自我……

在一个个本该是寂寞无聊的日子里

他与我终日里谈红（《红楼梦》）谈曹（曹雪芹）

不知不觉间，许多年便这样过去了

自己也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文字

这些文字

也许是关于《红楼梦》的

也许是关于曹雪芹的

也许是关于我的

现在，我想把这些文字印出来

悉数地献给这位长者

并祝他：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也祝所有的，我所认识的，或认识我的人

平安，如意，一生中不要遭遇到任何磨难……

·1·

十年辛苦不寻常

——兼谈《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106·

白雪歌残梦正长

——遥想曹雪芹的最后十年

·266·

几回掩卷哭曹侯

——遥想曹雪芹的身后情形

·311·

话说曹頫

——兼谈曹家败落的原因

·391·

听谢老谈红谈曹

·408·

敦敏笔下的曹雪芹

——《懋斋诗抄》读后

·425·

读红札记

·440·

附录：曹雪芹年谱

读红札记

曹雪芹的相貌……曹雪芹的慈悲心怀……曹雪芹的西山生活……曹雪芹的卒年……谈“新妇”

曹雪芹的相貌

曹雪芹究竟长的啥模样？现今恐怕已不好说了。

有人认为，曹雪芹当是贾宝玉似的：文静、清秀、白皙……

在我看来，并不一定。因为，《红楼梦》毕竟是部小说，贾宝玉终究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二者恐不能划个等号，尽管我们能从贾宝玉身上找到曹雪芹少年时的一些影子。

六十年代，社会上一度流传过两帧小像，声称画主便是曹雪芹。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两幅小像双双是妾身未明，真假难辨，所以我们也不便对此太过认真。

据我所知，清代的裕瑞（1771-1838），曾在他的《枣窗闲话》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姓曹。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当指《红楼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即袁枚)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一》）

其中的“身胖头广而色黑”，便是对曹雪芹相貌的约略描述。

根据裕瑞的这个说法，曹雪芹长得有些让人失望，被誉为“文采风流第一人”的他，竟然生的身子胖、脑袋大、皮肤黑……

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知的情况看，裕瑞的话很可能就是属实的。

其一，他说袁枚的随园前属隋家，隋家的前属曹家，这是对的。

其二，他说曹家与“平郡王府有姻戚往来”，也是对的。（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兄）

其三，他说曹雪芹的“先人曾为江宁织造”，同样是对的

其四，他说他自己的前辈姻戚有和曹雪芹交好者，当然更是对的。（经考察，最早以诗《题红楼梦》并可能与曹雪芹有过直接交往的明义，是裕瑞的舅舅。）

其五，他说曹雪芹“善谈吐……”，也能在敦敏、敦诚或张宜泉的诗中得到印证。

由此可见，裕瑞这人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不像袁枚似的，爱虚荣，好炫耀，常常说些不着调的话。于是我们就应该承认，裕瑞所说的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当是与史实相符的。

另外，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刚出场时曾经有过一个亮相，作者称他“面若中秋之月”。脂砚斋在此处有句批语：

“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此意。”

于是我便禁不住地揣摩，脂砚斋说的“面扁而青白色”，当是圆脸而有些微胖的意思吧？

只是有些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诸如有人称：“若大师（指曹雪芹）看到那个面胖，躯肥，体黑，富胎，一脸俗气的市侩，就是他本人的话，我估计他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的。”（语出李国文的《最怕胡庸医》，参见《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其实此言谬甚！

其一，即便一个人真就长的“面胖，躯肥，体黑，富胎”，也未必就是“一脸俗气的市侩”，众所周知的弥勒佛，偏偏就是此等形象，焉有半点市侩气？

其二，同理，即便一个人真就长的“面胖，躯肥，体黑，富胎”，也未必就一定“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的”。据我所知（或者说在我看来），说这话的人（指李国文），偏偏就生的“面胖，躯肥，体黑，富胎”，为什么他不去“找根绳子……”呢？

其三，以貌取人，或以貌度人，终究有些不妥。

我先前还听人讲过，曹雪芹本人绝对不会胖的，因为他的好朋友敦诚曾经说他是“四十萧然太瘦生”，并称其中的这个“瘦”字，足以证明曹雪芹是个瘦子（而今的李国文也持这一观点，出处同上）。

我知道，“太瘦生”一词，是有“很瘦弱”这层意思，但我依旧认为，将此处的“瘦”字解作“瘦子”是不太妥当的。

从生理的角度看，一个人体型的胖瘦，虽有先天的成分，但主要的（或根本的），还是由于后天的（各方面的）原因所致。在我看来，曹雪芹应该一直都是个体态较胖的人，即便是瘦，也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段日子，爱子夭折了，书稿又未成，愁肠百转，寝食难安，再加上贫病交并，身子便渐渐地“瘦”了下来。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的瘦，就说成他这一生都瘦。

另外就是对这个“瘦”字的理解。我觉得，“四十萧然太瘦生”里的“瘦”，并不是指外在的“瘦”，更重要的，当是指精神或气质方面的“瘦”。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爱好并擅长诗画的，他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也常常向前人的诗歌、绘画乃至真实的历史人物汲取营养，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钗黛二人的一胖一瘦。我从一本书上得知，唐代或以前的仕女图，多以丰腴莹润为美，到了明代，画上的女子便都瘦削纤丽了，因为人们的审美取向渐渐地变了。在唐之后的文人看来，“肥”是世俗富贵的体现，“瘦”则象征了清高孤傲。于是我便感到，敦诚诗中的这个“瘦”字，是不是也暗含了这层意思呢？

很有可能。

由此我们便隐隐地意识到，这个“瘦”字，很可能是更形象地勾勒出了曹雪芹的某种品格和气质，——也就是他的清高、孤傲、狷介、狂放等等。倘若这样，敦诚笔下的曹雪芹，与我等心目中的曹雪芹，其精神风貌或气质等等就都吻合了。

再就是，“太瘦生”一词，出自李白的《戏赠杜甫》诗，“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敦诚引用此典，也很可能便是对曹雪芹的一种总体把握或形象描述。

倘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敦诚诗里的“瘦”，仅仅是认定曹雪芹长得“瘦”，就很可能违了敦诚的本意。

我觉得，在这里如果非要将敦诚的这句诗（“四十萧然太瘦生”）翻译一下的话，其语句应是这样的：曹雪芹活了四十多岁什么都没有留下（四十萧然），只留下了一个清高孤傲的书生本色（太瘦生）；或者译作：曹雪芹四十多年寂寞冷落……

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悲凉之气扑面而来……

当然，就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来看，我们委实希望曹雪芹有副较好的相貌，但是，作为《红楼梦》的忠实读者，即便曹雪芹长得再胖、再黑，我们也依旧会喜欢或崇拜他……

不过，单凭一句“身胖头广而色黑”，我们不应该认定曹雪芹的相貌就一定对不住他的读者，就我的感觉而言，我更喜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的一句脂批，——记得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有几句对茫茫大士的描述：

“鼻如悬胆双眉长，目似朗星蓄宝光。”

脂砚斋在此处批道：“作者形容”。

我们知道，脂砚斋是最最熟悉曹雪芹的人，他的一句“作者形容”，偏偏写在了这里，让我们委实动容动心。你想吧，“鼻如悬胆双眉长，目似朗星蓄宝光”，该是怎样的光彩照人？

由此，我们便可感知到曹雪芹的剑眉烁目、道风仙骨，更可感知到曹雪芹风流倜傥的神韵风采。

曹雪芹的慈悲心怀

《红楼梦》里的众多人物，无一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但若细细品察，无论是谁，均有其毛病或缺点，譬如说：黛玉有才，却小性；宝钗贤淑，却自私；湘云豪爽，却粗疏；探春聪敏，却好强；迎春敦厚，却懦弱；妙玉高洁，却做作；可卿漂亮，却淫荡；凤姐精明，却贪婪。还有，宝玉的确可爱，却有些滥情；薛蟠委实粗俗，却特别孝顺；贾政自然平庸，却不失正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人物，你可以不喜欢，也可以讨厌，却没法不感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所谓的“坏人”，其实也都很可怜。

为什么会有这等感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任何书，从根儿上说，都是作者自传；《红楼梦》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到作者本人的一些影子。

曹雪芹自己，命运多舛，未出生时便丧父，甚至少年丧家（家庭败落），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的几大不幸，全都让他摊上了。正因为他亲历并目睹了人生的种种苦难，才使他感到了众生皆苦，也使他生成了一付慈悲心怀。

据说，王立平在创作《红楼梦》的曲子时，起初很为难，感觉是不知从何作起。因为服装、道具等，尚有文字可资依凭，也尚有史料可作参照，惟独音乐例外，似乎是“平地起高楼”，“无中生有”。后来，他就反复地研读原著，终于体味到了全书的基调，也就是体味到了曹雪芹在创作此书时的那一心态。这心态，他用八个字做了概述：“满腔惆怅，无限感慨”。

委实如此。在曹雪芹看来，人生在世，苦难重重，任何人都有无力解脱。既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使自己过上遂心的日子；更不能改变别人的命运，使他人逃离苦海。面对着滚滚红尘，只能是满腔惆怅，只能是无限感慨。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从他的《红楼梦曲》或《好了歌》及其注中，他是完全是在用一付悲悯的目光，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曹雪芹在他的晚年，为了完成他的书，移居到了北京西郊，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有诗记载他“举家食粥酒常赊”，“卖画归来付酒家”。但也有民间传说称，即便是此等境况，他也总是体恤关心比他更为困苦的乡亲。有位孤苦无依、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因为他的悉心照料，重又见了天日。有一家因患痨病濒临绝境的母女，也因为他的悉心医治，终于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他曾将糊扎风筝的技艺，传授给身有残疾者，使他们及其家人解决了起码的温饱。

当然，这些传说委实不能做信史看，但总觉得，诸如此类的传说，全与曹雪芹有着许多神似之处，全都反映出了曹雪芹的那副慈悲心怀。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一个不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很难写出传世之作。

曹雪芹的西山生活

曹雪芹在西山的日子，自然是清苦得很，但是，饭还是有的吃的。“举家食粥酒常赊”里的“举家食粥”，可能只是一时的情形。既便不是一时的情形，起码说明他还是有粥喝的。“卖画归来付酒家”更多的可能是文人的一种洒脱，并不说明曹雪芹穷的揭不开锅了。如果曹雪芹整天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一天到晚都不得不为衣食奔波，一天到晚都是饿的前心贴后心，恐怕就没有心思或不可能写出《红楼梦》了。无论对于谁，生存均是第一重要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有一定根据的。

曹雪芹一家，身份是内务府的包衣（皇帝的奴才）。包衣犯了罪，主子可以杀，可以贬，可以打骂，也就是说可以随意处置。但是，如果包衣犯的不是死罪，或者说主子一时并不想杀掉这个包衣，那么，身为主子，你就得把他（及他的一家）养起来，即给他一碗饭吃。否则，就是与情与理不通，甚至会惹来别人的耻笑。（这一点，有点像而今南方的一些老板，相互比阔不是比自己的汽车、手机等，而是相互比马仔，马仔的行头便是自己的脸面。）

曹雪芹一家虽然犯了罪，虽然被抄了，并没有被满门斩首，所以皇帝就的负担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

曹雪芹一家在京城的日子，在我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用在这里似是合适的。别的不讲，单是拥有蒜市口的那十七间半房屋，你就可以想象得出他家当时的生活，绝对不是一般的穷苦百姓可以企及的。清代与时下，虽然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我觉得，从大的方面讲，还是相通的。若是时下有哪位先生，能在京城的“蒜市口”一带拥有十七间房屋，哪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其实是相对的，看你是以什么为参照系。曹雪芹一家在京城，若是总回忆先前“钟鸣鼎食”的日子，自然是苦不堪言的，若是和贩夫走卒比，肯定是小康。

即便曹雪芹搬到西山之后，其生活也应是有保障的。

《曹雪芹在西山》（文学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北京第二版）一书曾介绍过相关的情况：

“对于旗人的四孤——寡妇老太太、孤女、盲人、残废者，清王朝也舍得花钱维持他们的生活，……四孤可以占养育兵的名额，每月领一两五的银子，每季给'小九米’，意为九斗，不足一石，如果养育兵的名额已满，哪就进城去北京所属的佐领处关钱领米。”

曹雪芹在西山的待遇，自然会比“四孤”高。

据民间传说，曹雪芹在西山，相当于享受兵营中一名前锋的待遇，每月关四两银子。

这种特殊的八旗制度，给曹雪芹带来了许多物ന上的便利。如果没有这些，曹雪芹能不能写出《红楼梦》，恐怕就很难说了。

另外，曹雪芹多才多艺，恐怕是不会为衣食发愁的，他可以作风筝，可以为人治病，可以作画写字，可以开馆授徒，像曹雪芹这样的人，谋个衣食温饱恐怕还是不成问题的，曹雪芹的苦，不在衣食方面。

曹雪芹的卒年

曹雪芹究竟是哪年故去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想想也挺无聊，因为不论曹雪芹是死于马年还是羊年，就目前情形看，并不影响《红楼梦》的伟大了。然而，倘若我们连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卒年都弄不清楚，确也是一种悲哀。

现在我想就这一问题，试着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说，二是癸未(乾隆二十八年)说，三是甲申(乾隆二十九年)说。

1928年，胡适先生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根据甲戌本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1762年2月12日)。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1947年，周汝昌根据敦敏的一首小诗，即《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此诗约作于癸未年二月），认为曹雪芹“壬午除夕”并没有死。若是死了，敦敏怎么还会在癸未年的年初约曹雪芹于“上巳前三日”前去赏花饮酒呢？再者，《四松堂集》底本有《挽曹雪芹》一诗，题下注甲申，诗中又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意思是曹雪芹的爱子“殇”于“甲申”年的“前数月”（即癸未年的下半年）。由此推断出曹雪芹本人实卒于癸未年的“除夕”(1764年2月1日)；“壬午”乃脂砚误记。

1980年，梅挺秀又提出了“甲申”说。认为“壬午除夕”四字，实为上一个批语的系年，与“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不能连读。所以，曹雪芹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也不是死于癸未除夕的，而是死于甲申年的春天。因为有关曹雪芹的挽诗，均是作于甲申年春。梅挺秀的观点出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大有一举推倒“壬午”、“癸未”说之势。

当然，卒年一事，虽然公婆各执一词，但绝不能见仁见智；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众多说法里只能一种是真，其余皆假。

在我看来，脂砚斋说的没错，曹雪芹实卒于“壬午除夕”。因为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密切，感情深厚（时常给人以名二实一的幻觉），所以他不会记错这种生死大事。而且，周汝昌的那种只信“除夕”不信“壬午”的观点，也于理不通。

那么，敦敏作于癸未二月的“小诗代简”，又该如何解释？（敦敏小曹雪芹十多岁，彼此是忘年挚交。然而，朋友间关系再好，玩笑开得再大，也不至于去请一位已经故去的人来赴自己弟弟敦诚30整寿的酒宴吧。）

在我看来，实际情况只能是：当时的敦氏兄弟并不知道曹雪芹已经故去了。

“小诗代简”的原题是《小诗代简寄雪芹》。一个“寄”字，清楚无误地说明这封“小简”是敦敏“托人传达或递送”给曹雪芹的，敦敏本人并没有亲自去请。

也许有人会问，这首小诗既然是以“简”的形式“寄”给了曹雪芹，怎么会出现在敦敏自己的诗集里？（一般人是不会把应酬之作或普通的往来信札编进自己诗集的。）

在我看来，情况当是这样的：敦敏托人将“小诗代简”捎（寄）给了曹雪芹，但那人到了“西山黄叶村”，并没有见到曹雪芹（其实曹雪芹此时已经不在人世了），也没有见到曹雪芹的家人，只见到了一扇紧掩的柴扉或一处空空的院落，而曹雪芹的邻居或房东又都不知他究竟在哪里（曹雪芹病卒于北京东郊的通州所以他西山的邻居不清楚），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那人没办法，只好将此信又辗转还给了敦敏。后来，敦敏得知曹雪芹已经泪尽而逝了，便意识到这首“小诗”有了记念意义，于是就编（插）入了自己的诗集。(据说，敦敏的《懋斋诗抄》到此页有挖补过的痕迹。)

另外，敦敏的诗作，一来是按年月编定的（即编年体），二来有着很强的记实性。在敦敏接下来的诗作中，记述了敦诚的这一寿宴，来宾是敦敏、敦诚的叔叔墨香，弟弟宜孙(贻谋)、敦奇(汝猷)，朋友朱渊(大川)、汪易堂(苍霖)，并无曹雪芹。假如曹雪芹接到了信而又活着，能不赴约吗？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敦敏、敦诚一直住在北京城里，曹雪芹早已迁到了郊外西山(今香山一带)。由于山遥路远，交通不便，所以他们相聚的机会并不多。壬午年秋天，曹雪芹曾经进过一次城，彼此相遇甚欢。当是此后不久，曹雪芹的爱子突然便“殇”了（相传是殇于这一年的中秋节），曹雪芹“因感伤成疾”，遂就一病不起，泪尽而逝于这一年的大年三十（壬午除夕）。

曹雪芹患病及去世的情况，他的挚友敦诚、敦敏并不知悉。如果知道的话，敦诚就不会在他的《挽曹雪芹》中写下“一病无医竟负君”这样的句子了。全诗为：

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垄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插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这两首挽诗（权且称作“前两首”），大概作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的春末夏初，距曹雪芹去世约有三四个月的样子。到了甲申年（乾隆二十九年），敦诚在整理自己的诗稿时，遂将这两首诗改成了一首（权且称作“后一首”），题目也改作了《挽曹雪芹·甲申》。全诗为：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从敦诚挽曹雪芹诗的修改情形来看，我们也能感知到曹雪芹病卒的时间。

敦诚的这“后一首”挽曹雪芹诗，自然是作于甲申年，因为敦诚自己在题目中就已注明了（《挽曹雪芹·甲申》）。从敦诚这首诗在他诗集内的编排次序看，这“后一首”诗当作于甲申年的年初。

既然这“后一首”诗作于甲申年的年初，那么他的“前两首”《挽曹雪芹》诗的创作时间，就不会在甲申年了。

理由有二：一、若是同时创作构思的（也就是说“前两首”仅仅是“后一首”的草稿），那么“前两首”诗稿就实在没了保留的必要。二、“后一首”诗的末句是“絮酒生刍上旧垌”，其中的“旧垌”，是指“旧葬处”，说明敦诚在写“后一首”诗时，曹雪芹的坟已经不是新坟了。而敦诚在“前两首”的诗中则写道，“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这是“预期将来策马出郊，过雪芹之墓时的心情”，出处同上），“宿草”（隔年的草）尚是“他时”的，说明曹雪芹此时坟上的草还是些“新草”，这意味着敦诚写这“前两首”诗的时间距曹雪芹逝世的时间还不是太远，因为曹雪芹的坟上生出的只是些“新草”（也意味着敦诚写这“前两首”诗的时间也不是曹雪芹下葬的时间，因为曹雪芹的坟上已经生出了“新草”）。

由此可知，敦诚的“前两首”挽诗与“后一首”挽诗不仅不是同时写成的，中间还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近一年）。

既然这样，我们由“后一首”挽诗的创作时间甲申年年初往前推，便是癸未年。也就是说，“前两首”《挽曹雪芹》的写作时间当是在癸未年。

既然敦诚在癸未年就写了《挽曹雪芹》诗，那么曹雪芹怎么可以会死于癸未年的除夕呢？（死于甲申年的春天的说法同样也是不对的。）

1992年在北京通县的张家湾，发现了曹雪芹的墓石。此墓石的左下角刻有“壬午”二字，碑文则为“曹公讳霑墓。”在我看来，这个墓石若是真的，更能证明我上面的的推断不假；若是假的，也不足以否定如上推断。

谈“新妇”

曹雪芹去世后，他的挚友敦诚在挽诗中写道：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然而，“新妇”一词究竟该作何解？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新娶的媳妇”，有人则说不是。

据我所知，蔡义江先生便将“新妇”释作了“一般媳妇”。他在《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修订版）》（团结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称：

“新妇，非新婚妻子之谓，只是媳妇或妻子的意思，古诗《焦仲卿妻》中就这样用了，现在有的地方方言中仍保留着。有人依据此诗以为雪芹所殇乃前妻之子，而他自己死时，正续娶新人不久，则不免望文生义。”

从蔡先生的文字看，他（将“新妇”释作“一般妻子”）的理由有二：一是“古诗《焦仲卿妻》中就这样用了”，二是“现在有的地方方言中仍保留着”此等用法。

对于第二点，我不便说什么，因为我国“地方方言”的情况我不清楚，既然蔡先生说有，那就“莫须有”吧。（只不过据我所知，敦诚生活、居住的京畿一代，没有这个叫法。）

但对第一点（即“古诗《焦仲卿妻》”中对“新妇”一词的用法），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我觉得，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新妇”一词，指的就是“新婚不久的媳妇”。理由如下：

其一，焦仲卿和刘兰芝结婚仅有两三年时间，是可以称作“新妇”的（吴恩裕先生认为：“一般习惯中所称新妇，至多不过三年五年，再多恐怕就不便称作新妇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9页）；

其二，焦仲卿和刘兰芝虽已结婚两三年了，但由于焦母的原因，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所以作者将刘兰芝称为“新妇”，这里有一种悲愤和控诉的成分在。

另外，《焦仲卿妻》中的“新妇”，有些是焦仲卿妻“自称的谦词”，与蔡先生的观点不搭界。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的“新妇”，只可理解为“新娶的媳妇”（或妻子“自称的谦词”），并不能泛指“媳妇或妻子”。

因此，敦诗里的“新妇”，即便按照古诗《焦仲卿妻》中的用法，也只能认定是“新娶的媳妇”，并不能认定是普通意义上的“媳妇或妻子”。

所以我觉得，蔡先生的理由站不住脚。

恰巧，本人手头上，另有一本蔡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不是修订本（由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其中对敦诗“泪迸荒天寡妇声”一句的解释是：“寡妇，指雪芹续娶不久的妻子，后面一首中称'新妇’。”蔡对敦诗“新妇飘零目岂瞑”一句解释说：“新妇，即前诗中的'寡妇’，可知雪芹死时，正续娶不久。”

由此可知，蔡先生前后的观点并不一致。

我想，既然蔡先生对自己做了修订，肯定有他修订的理由或依据，可惜他并没有在修订版上将修订的理由说出来。（也许他另有专文，只是我孤陋寡闻，无缘拜读。）

下面，我们再从一些工具书上，看看“新妇”一词的内涵。

“新妇”一词，《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一版）上有四种解释：一、指新嫁娘。二、称弟妻。三、称儿媳。四、也作妇人自谦之通称。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及《古今称谓辞典》（黄山书社，1989年3月第一版）的解释，基本同上，也是该四种，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异。

在我国历代文献中，诸如《国策》、《世说新语》等，“新妇”一词的用法，均在《辞源》、《辞海》所诠释的这四项范围内，没有一条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媳妇或妻子”的。

由此可见，敦诚诗中的“新妇”，参照一些史料来看，不可能是指“弟妻”，也不可能是指“儿媳”，更不可能是“已婚妇女自称的谦词”，惟有“新嫁娘”一项适用于敦诗，也就是说，此处的“新妇”，只能解释为“新娶的媳妇”。

另外有人称，“新妇”的意思有三种：一、即媳妇；二、侧室（妾），新妇之称至死不改；三、就是新过门的妻子。但我翻阅了《事物异名别称辞典》（齐鲁书社1990年5月第一版），其中有关“媳妇”的别称，约有百余条，只是没有“新妇”。有关“妾”的别称，也有三十多条，同样没有“新妇”。只是有个“新娘”，其解释为：旧时方言对妾的称呼。如《儒林外史》第二回：“若是嫁与人家作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作'新娘’”。但是“新娘”毕竟不是“新妇”呀。

当然，仅仅探究一个词的本义，也许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新妇”不同，弄清了它，能使我们更准确地了解曹雪芹的生平，或许还能更准确地把握住曹雪芹的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