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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的晚年心境 吴营洲 按说，曹雪芹是没有晚年的。一个“年未五旬”的人，怎么能说有“晚年”呢？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权且把曹雪芹存世的最后十年，即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二十七年这段时间，称作他的“晚年”。 乾隆十七年前后，曹雪芹迁居到了北京西山。他之所以迁居西山，在我看来，当是为了最后完成他的《红楼梦》。 他的《红楼梦》是在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七年这段时间写的。也就是所谓的“十年辛苦不寻常”。这段时间属于“康乾盛世”，政通人和，百姓乐业。用乾隆本人的话说：“联御极以来，从未以语言文字罪人。” 然而在乾隆十六年夏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这份奏稿长达万言，直斥乾隆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于是，乾隆帝恼羞成怒，一反常态，采取了比其父雍正更为严酷的手段，大兴文字之狱。（在此后的三十二年间，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起。）一时间，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像曹雪芹这样的“黑五类”，并且手头有“书稿”或“把柄”的人，更是惊恐不安。 我们知道，在《红楼梦》中作者虽一再地强调：“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廷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女儿为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而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确记之!”“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简，不得谓其不均也。”但其中的“碍语”，即所谓的“反动言论”，还是不胜枚举的。何况，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讲理的事儿。人家逮住了你的哪句话，或者哪个字眼，说你有罪，说你在恶毒攻击领导，你就百口莫辩，成人家刀俎下的鱼肉了。 似曹雪芹是那样通达的一个人，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于是就选择了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带着他未完的书稿，离开京城，把家迁到了人迹罕至的“寂寞西郊”。 然而，曹雪芹到了西郊之后，由于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譬如说他接触到了西山的田园山水，接触到了西山的僧道隐士，接触到了西山的贫苦百姓，使得他眼界大开，心情大变，甚至开始进一步思考起人为什么活着这些“哲学”命题了。渐渐地，随着他心情或心境的改变，再加上随着他年岁的增长，他那写作《红楼梦》的初衷或愿望便渐渐地便淡了下来，甚至使他渐渐地“放弃”了《红楼梦》的写作！甚至使他渐渐地认识到了，一切都是虚幻，唯有好好地活着，好好地享受生活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不妨揣想一下，如果曹雪芹到西山之后，一直是兢兢业业地写作《红楼梦》，那么这部书咋会完不成呢！曹雪芹用了十年的工夫把《红楼梦》的“初稿”写出来了，然而，自乾隆十七年直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曹雪芹病逝，又是“十年”过去了，怎么这部《红楼梦》连改都改不好呢？这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唯一的解释是，曹雪芹到西山之后，并没有把写作《红楼梦》当成自己的“主要的志愿和事业”。 当然，若说曹雪芹彻底“放弃”了《红楼梦》的写作，肯定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与史实不符的。完成《红楼梦》，是曹雪芹最大的愿望；《红楼梦》未完，不仅是曹雪芹的一块心病，更是曹雪芹锥心的痛！我们不妨再揣想一下，当曹雪芹将他的书稿，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或者说他手握羊毫却又久久落不下去时，当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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