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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美的发现与幻灭 ——关于《红楼梦》“大旨谈情”的一点浅见 吴营洲 《红楼梦》一上来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这说明，这本书是从神话、历史、文化的源头说起的，其实也是从人的生命源头说起的，因为女娲不但补天救世，且还抟土造人。 脂砚斋称《红楼梦》是“奇书奇文”。“奇”在哪儿呢？以我们的理解，“奇”就“奇”在透过这本书，可是感知到人类的历史是需要重读、重写的。 《红楼梦》：一部“令世人换新眼目”的书 曹雪芹也信心十足地给了我们一个许诺：《红楼梦》一书会“令世人换新眼目”[1]。（第一回） 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自打进入文明阶段的三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方方面面都说到了，而他的这本书偏“令世人换新眼目”，是何意思？何以会有如此口气？ 为了“令世人换新眼目”，他在故事展开之前，反复地给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或一再声明： 这本书不是伤时骂世，也不是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的野史； 这本书不是写才子佳人淫邀艳约、私订偷盟的故事； 这本书不干涉时事，不牵涉朝廷，不写政治，不得不写时也是称功颂德； 这本书的故事已历几世几劫，已无朝代年纪可考；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不必深究； 这本书“实非别书可比”。（第一回） 这些“声明”，曾被许多文章指出：是作者为了躲避乾隆朝的文字狱而向当局“虚晃一枪”。而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等说法。在我们看来，作者的这些“声明”，就是这本书的“阅读指南”，是引导读者不要用俗套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这本书在真假虚实中，有作者的痴心及血泪；在妙趣横生、起伏跌宕的故事中，写出了作者独创的真意。 什么是作者的“真意”？我们可没有智慧进入这位大文豪的内心世界，但作家的心灵、哲思等，总是会透过他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映现出来。由此可知，《红楼梦》的文本就是理解作家的钥匙。 我们感觉，我们是从《红楼梦》下面的这段文字里，找到了解读作者“真意”的钥匙：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我们虽对佛教素无研究，但感觉佛教典籍中并没有“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这样的意思，这当是曹雪芹生生杜撰出来的，是他在佛教的“色空观念”中生生地楔进了一个“情”字。在曹雪芹看来，这个“情”字当是由“色”到“空”的过渡媒介；若没有这个“情”字，就不可能完成“自色悟空”的升华。因此，这个“情”字，当是破译曹雪芹“一把辛酸泪”的钥匙，也难怪曹雪芹称他的书是“大旨谈情”。 大观园：全方位展示人性美的绿色花园 《红楼梦》写了一群活泼、纯真而才华横溢的少女，也写了一帮龌龊、肮脏、丑陋、颟顸的男人、婆子。有学者认为这是两个世界：一个是“乌托邦的世界”即大观园，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即贾府[2]。这说法确有一定道理。这样一分，小说的格局就清楚了。 但这只是形式，并非本质。 在我们看来，不这样分，而是让一群如花似玉的少女，和荣宁二府的男女主子混杂地住在一起，那么书中许多精彩篇章就无法展开了，许多动人心魄的情爱对话情节就没有办法大大方方、光明磊落地进行了。 试想：在荣宁二府的那个环境中，晴雯可以任情撕扇吗？特别是，她能暗示宝玉“人比物贵重得多”，并能让宝玉心领并认同吗？在荣宁二府里，若是奴才能像晴雯那样率真而勇敢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并公开教训主子，那还不是犯了天条！（第三十一回） 试想：一群美丽善良、有情有义的优伶，其地位之低下世人皆知，她们除了排练、演戏，是不许乱说乱动的，可藕官为了纪念自己在舞台上的“夫妻”搭档，竟然在园子里烧起了冥纸、冥钱。这可是荣宁二府的大忌。幸亏是在大观园，有宝玉罩着，虽被婆子发现也无可奈何。（第五十八回） 试想：宝玉过生日时，白天热闹非凡，但礼数太多，既不自由，也不舒展。个性被压抑，当然需要舒展。所以几个人商量，“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再看看宝玉的“建议”，“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绿绫弹墨袷裤，散着裤脚，倚着一个各色倒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划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酡绒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第六十三回）这些细枝末节，看似可有可无，其实作者是在挑战荣宁二府的礼法，真正的指向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妇女实施专制的封建法规。 还有呢，这群小儿女又兴冲冲地分头请来了黛玉、宝钗、李纨、宝琴，以及那位苦人儿香菱。这一请来请去，在半夜三更会有多大的动静啊。在贾府，可以容忍贾珍等人的荒淫滥赌，但丝毫不会给这些少女宽松一点的自由。尤其是，在宝玉的生日夜晚不拘礼法的“胡闹”，把贾珍一帮老爷们的真胡闹反衬得更加鲜明。不言自明，一个是人性美的诗意彰显，一个是人性迷失的丑态。历史就是颠倒着写的。 我们的几个“试想”，曹雪芹是否也如此“试想”过，不得而知。但他虚构出来的大观园，确为这些水做的女孩儿安置了一个环境来彰显她们的个性，给她们的言谈举止以更多的自由，让她们处在不受伤害的、平等的人际关系中享受着有尊严的本真的生活。 曹雪芹有意写了夜幕降临之后的大观园——晚上，把角门一锁、大门一关，这便是大观园美好的时光。无人监管，这也是《红楼梦》最醉人的篇章。那些欢蹦乱跳的清纯率真的少女，无拘无束地大笑，虽是夜晚，欢声笑语，一片阳光。让我们永生难忘。 也唯有在大观园这方相对独立的天地，才能全方位地充分地展示出人性之美，才能让人感知到生之美好。 情：人性中最美最丰富最具活力的灵魂 曹雪芹所虚构出来的大观园，既给了这些阳光明媚的女孩子一个自由的绿色花园，又与荣宁二府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比什么？就是用人性中的真善美对比人性中的假丑恶。 人性是复杂而多维的。曹雪芹不愧是研究人的大师，他抓住了人性中最美最丰富最具活力的灵魂——“情”，并以此来作为对比的参照系。 《红楼梦》是部“大旨谈情”的书。曹雪芹抓住了这个“情”字，也充分展示了这个“情”字的意蕴。这个“情”字，貌似有点虚无缥缈、难以把握，但我们如果把它看作是自然的赐予，是它使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人，或把它看成是人与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心灵互动的纽带，那么《红楼梦》的“其中味”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由色生情”，对有形无形的万物，都能自然地发生爱与关切，也就能够“传情入色”了，就是把人性中美好的情注入大千世界的任何事物中——当然也可以注入历史或社会中——那就能够“自色悟空”了。伟大的作家曹雪芹所创造的“因色生情，传情入色”，就是令我们读者“换新眼目”，用一个全新全方位的视角去观察一切。这是一个新的制高点。 说教或灌输有些枯燥、烦人，只有成功的艺术形象才会充满魅力、令人叹服。 诸如贾政，他是封建论理秩序塑造出的一位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端方廉正，像唱戏的包公似的总是端着架子，总是一副正统的示范形象，因此也不得不板着面孔过日子。贾政的笑，是稀有的。他总以父道尊严教育宝玉：多读八股，少作诗词，要走仕途经济之路。这与宝玉的人生感悟、自由生命、以情为纽带的人性美的追求完全相反。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其实贾政并不了解他的儿子贾宝玉。贾政看到的是只是外表，“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却看不到宝玉灵通的内心，所以也就不明白父子矛盾的焦点。贾政坚守道德准则几乎到了失去人性的活力，连那个荒淫无耻、霸道成性的哥哥贾赦都嘲笑他迂腐得白来人间一趟，没有享乐。连食色性也都看不到他的欲求，失去了人味。然而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里，贾政虽然一再地斥骂宝玉所题的匾额、对联是“管窥蠡测”“轻薄”“也未见长”等，但最后全都用上了。为什么呢？是贾政在审美意识上被宝玉的趣味纯真的天然之理唤醒了，使贾政心灵深处封闭许久的人性活力有了生机。贾宝玉凭借自己文采的灵秀之气，打开了父亲的心窍。显然，贾政对宝玉的责备，只是约束着宝玉外在的表现，而宝玉触动的却是贾政的心灵。 情为人性美之魂，这在大观园中的故事情节里随处可见。“情”成了大观园里那些小儿女友好互动的纽带，自由、个性、率真、欢乐的气氛，连那个苦命的香菱无条件地要加入这个群体，过上了诗意的生活。富有人性之“情”，把生命照亮，把苦难的心灵净化。我们每个读者都会为此时的香菱高兴。 但是，我们的心情却逐渐沉重起来，因为人性之美，将被毁灭。 “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对人性美摧残的结果 在曹雪芹的笔下，这个“情”字已经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情”了，而是“人性美”。曹雪芹充实、丰富了“情”的内涵，使之博大而深厚，并延伸到大观园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诸如，人要尊重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人要与自然安于一。 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个体生命存在的权利，也就是人要与人安于一。 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但没有等级之分，平等待人，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就是人要与社会安于一。 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儿女，确实过了许多惬意开心的日子。特别是探春提出成立诗社，自由聚会，自由选题，自由选举社主，在互相酬唱中，抒发自我的精神特质，这些小儿女的“才”和“情”融合得极为自然，人性之美也进到了崭新的境界。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地。 荣宁二府的统治者，除了吃喝玩乐，并没有闲着，他们时刻注视大观园的动向。首先就是贾宝玉在大观园的感情变化。我们作为读者，也在关注。 贾宝玉是嫡出的接班人，承继家业，世袭将军，延续香火等等，因此，宝玉的婚姻是贾府统治者的头等大事。传统的门当户对大有学问，是大宅门婚姻选择的“铁律”。贾宝玉也不例外。 翻开历史，这个“铁律”不知害了多少女儿。如果写一部真实的婚姻史并由女性自己来写，就是一部女性婚姻的血泪史。 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婚姻？ 古今中外的哲人、思想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基于爱情的婚姻是符合人性的。此结论众所周知。 令我们惊叹的是，近三百年前的曹雪芹也悟出了这一结论，并加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敬重。我们不必做出一个“爱情加敬重”新的定义，《红楼梦》就是这样说的。 说到最后曹雪芹告诉我们，基于“爱情加敬重”的婚姻，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遭到反对的，也是稀有的。从历史上看，人性善恶的搏斗，首先表现在婚姻上，因此“婚姻”也就成为了前沿搏斗的焦点。 被记录下来的美好婚姻大都是神话，诸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等。《红楼梦》把宝黛的爱情故事，也写成起因于神话“木石前盟”。且神话的影子也一直追随着宝黛的活动，直到最后悲剧的发生，“木石前盟”仍回到神话中去。可见曹雪芹把这个神话看得多么神圣和崇高，又多么刻骨铭心。当宝玉、黛玉的爱情众人皆知的时候，“谋杀”这个爱情也就势所难免。贾府的统治者，老谋深算，为了不伤到贾宝玉，所以对宝黛的爱情不是果断一刀，而是漫长的残酷的剥离。由于薛宝钗的出现，使得被剥离的痛苦雪上加霜。这种心灵上的折磨，就是对人性美的蹂躏。当事者林黛玉深切感受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灵魂的煎熬，林黛玉苦苦挣扎，因为有宝玉的真情在支撑。爱情已走入相依为命坚贞不渝，已无退路可言。 薛宝钗所一心一意追求的，只是世俗的婚姻，并不是美好的爱情。世俗婚姻高标准要的是封妻荫子、夫贵妻荣。宝钗教育宝玉追求功名利禄，她要婚姻，不要爱情。只要对方门当户对就成。这一点正是贾府所需要的。所以薛宝钗一进贾府，就和贾母、王夫人“气味相投”。 林黛玉没有权势背景，也无财富的后盾，只是凭借着一点脆弱的亲情关系才得以在贾府栖居。在大宅门中，亲情薄如纸，林黛玉沉重的危机感就来自贾母对宝黛婚姻的讳莫如深，没有肯定的表态。其实，贾母胸有成竹，只是不想马上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等待时机。 薛宝钗可就不一样了。她的进京是因为“待选”，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德”有“德”，众人簇拥，风光无限。她有皇商的背景，银子多多。薛家缺少的是权势。贾府有的是权势，而缺的是银子，所以贾薛两家，权势和财富形成了互补的关系。薛家初来就显现出这种互补的优势。薛蟠打死了冯渊，是由贾府摆平的。贾府要得到薛家的银子，唯一之路就是联姻。 再说，黛玉一进贾府，众人一看便知她有“不足之症”，黛玉自己也说“自从会吃饭时就吃药，一直吃到如今”……一上来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假如黛玉一来贾府，也拿把团扇临风跑着追打蝴蝶，还出了点汗，贾府的众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女孩儿身体健康，生孩子不成问题，其婚姻——乃至命运——可能会改个走向。可惜黛玉不具备这样的身体条件。可薛宝钗有。 当然，宝钗还有许多场合讨好贾母和王夫人，诸如点戏、吃东西等，甚至人命关天的金钏投井而死，宝钗都能说出一番话来，化解王夫人逼死金钏心理上的负疚感或负罪感。宝钗在贾母、王夫人心目中的位置青云直上。 黛玉没有这些做人——也讨好人——的“心计”。黛玉不是不懂，只是不为。黛玉只是按着自己的心田指向来自由生活，而自由生活在专制社会是要承受代价，甚至会付出生命的。 在宝黛钗的情爱婚姻的故事中，曹雪芹展示了人性中美与丑的丰富及复杂。 如果贾府统治者心目中对宝玉的婚姻已有肯定的选择，那么此时宝玉、黛玉的爱情，已经成为灵魂的知己。由于考虑保护宝玉及亲属关系，策略灵活，大面上过得去，贾府统治者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谋杀”宝黛爱情的活动，直到黛玉感悟到没有希望的爱情，孤独的身世，凄凉的遭遇，寄人篱下，特别是绝望了的爱情，才吟出了“冷月葬花魂”的绝唱。如此尘世，已是无可留恋。 我们用了“谋杀”二字，是因为贾府、薛家不能明说反对宝黛的爱情婚姻，而是一方面保护宝玉不因宝黛爱情的破坏而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对黛玉只能用笑里藏刀、似真却假的方法折磨黛玉。不必抄引太多的玩笑、吃茶、谣传等软刀子，就看薛姨妈和宝钗联袂表演的一次绝活儿： 一上来宝钗在薛姨妈的怀里“撒娇”，她一向以端庄寡言为形象，如今却十分失态，也十分滑稽。平素冷淡无情、不苟言笑的“道德模范”，怎么做出如此做作的动作？黛玉明白是故意气她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宝钗还半真半假地要求黛玉嫁给薛蟠。这带有侮辱性的玩笑，伤害心灵之深，实在有口难言。薛姨妈似乎无意中透露出一个重要消息，说前几天贾母还说把薛宝琴嫁给宝玉，可惜宝琴已经有了未婚夫。这是明显地告诉黛玉：指望贾母替自己做主，维护和宝玉的婚姻，是妄想，贾母心里根本没这档子事。薛姨妈的这种做法，可以叫做一打。紧跟着就是一拉，说把林黛玉定给宝玉多好！黛玉的知心丫鬟紫鹃忙说：“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第五十七回）……那是不可能的。 这不用分析，人性善恶美丑十分明了。恶在折磨善，丑在抹黑美。我们引清代一位研红者张新之的话“……知宝黛之必不可分……钗情急，薛（薛姨妈）之情同急矣，不杀黛玉，更有何术；于是生出一'慰’，慰之正所以杀之也。”（第五十七回，回后太平闲人张新之评）一语道破杀机，我们就不添蛇足了。 谋杀“人性美”，历来都是先从爱情婚姻入手。 “万艳同悲”也是对人性美摧残的结果 紧接着，在第六十三回之后，人性的恶便开始用各种卑劣的手法残害个体生命，从贾府一直杀向大观园。对人性美展开了全面围剿。惨不忍睹。 用“围剿”一词，实在有点吓人，但为什么贾府和大观园冲突的这样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其实，贾府里也没有哪个人想平白无故地杀人。《红楼梦》的悲剧怎样解释？ 曹雪芹在发现人性美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丑的一面，双方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取向，都有自己所“遵守”的道德体系。如果我们把这叫做人生理念，或也未尝不可。如果两种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得不同处于在同一环境中，都会有摩擦、有碰撞，其结果将会怎样呢？对“结果”又该如何评估呢？《红楼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尤三姐的悲剧，几乎家喻户晓。在贾府的大环境中，柳湘莲怀疑尤三姐不纯洁不无道理。贾府的荒淫滥情的老爷们，能让美艳痴情的尤三姐纯洁地生活几年、等待柳湘莲的到来完婚？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柳湘莲终于放弃了这桩美好的婚姻委实令我们惋惜不已。但柳湘莲无法验证自己对尤三姐的怀疑是否正确，痛苦是沉重的。尤三姐也深知贾府爷儿们的肮脏烂事儿。她猜到并且理解柳湘莲怀疑的合理性，但自己又确实在定情之后长达五年等待柳湘莲来完婚。五年中，在贾府这样横行荒淫的环境中，凭自己临危不惧的气势，凭自己对情爱的坚定态度，以生命来保护自己的清白。她挺过来了。尤三姐如此刚烈，但无法在柳湘莲面前剖白自己。尤三姐明白，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地老天荒的爱情坚定性，只有用生命才能保住自己做人的尊严，还自己一个清白。悲剧发生了，尤三姐用定情之剑自刎，柳湘莲明白了，但为时已晚。只得远走他乡，出家为僧。（第六十六回） 一个无法验证怀疑，一个无法剖白贞洁。曹雪芹这样写尤三姐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道德谋杀。 柳湘莲和尤三姐的悲剧产生的大背景是贾府。悲剧是由于贾府的存在。说罪犯是贾府，可又无法追究。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就说红楼故事已历几世几劫，已无朝代年纪可考，这已经暗示我们，贾府就是历朝历代的缩影。历代发生了多少柳、尤式的悲剧，实在无法统计，那么贾府所“信奉”的礼、法，就是悲剧的凶手。而这“凶手”所有的统治行为，都是非人性的。 从第六十六回红楼二尤的惨死，贾府上空阴云密布，黑压压直扑大观园。一个“绣春囊”的偶然事件，看把贾府的主子、奴才忙的，让人眼花缭乱。终于在主子代表王夫人和死心塌地的奴才代表王善保家的挑动下，搞了一个“抄检大观园”，把一群鲜美的少女，折腾得死去活来。（恕不详述） “抄检大观园”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读者：大观园的末世快了。当然，以“情”为主的大观园的“新秩序”，也快荡然无存了。当然，人性之美、之真、之善，已无立足之地。 我们要说的是抄家以后，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忙着处理抄家的“后事”。家抄了，可王夫人心里的疙瘩并没有解开。她对周瑞家的说：“这也倒是。快办了这一件，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杀气腾腾。显然贾府的统治者早就把大观园的少女看成了妖精。迷惑的对象是宝玉。为了家族的利益，王夫人理直气壮。 晴雯是最没有奴性的奴才，拿她开刀势所必然。果不其然，晴雯被绝情地逐出了大观园，回到肮脏的现实。宝玉私下去看晴雯，显然晴雯表现出所珍惜的，不是生命，而是“情”。一个人唯有在平等、有尊严的世上，才值得活着。此时的晴雯，对死亡没有恐惧。而离开这个绞杀“情”和泯灭人性的世间，令她唯一眷顾的，是她在尘世间曾经拥有过的那份真情。 关于“《红楼梦》未完”：一个多余的猜想 凡是符合人性至真、至善、至美的，才是合理的。曹雪芹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理解一切的制高点。他让世人换新眼目，让人性美的反面暴露无遗，无处遁形，“风月宝鉴”的正、背两面，就暗示了此一理念。“好了歌”也是如此。 曹雪芹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人入世之后，特别是男人，就渐渐被物欲横流、世间的功名利禄的追求所异化成泯灭人性的动物。人性善是天理，恶是后天的。所以曹雪芹总是提醒人们，要坚持原处的本真去生活。至此，我们想起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美的人生》中所说的：“经常有人问我，怎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便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这也是老子提倡的回归童真的意思。 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告诉我们，在探索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时，历史上没有个体生命生存的权利，统治者杀人如麻，嗜血成性，也决不比其他民族少。面对根深蒂固的恶，几乎看不到精神文明的任何进步。曹雪芹所思考的问题是：善是人性的起点而该如何使其永葆？人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心智不被戾气所侵袭？如何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心灵不被名利、财富、淫欲所控制而失去人性美的本真状态？ 曹雪芹思考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当恪守一个“情”字！ 而在《红楼梦》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曹雪芹的那种“幻灭感”！《红楼梦》中的“幻灭”，不只是失去了许多心爱少女的生命，而是人性美的被摧残被毁灭且又无法拯救。作家看到当人们角逐权势、狂敛财富的时候，不仅失去了人性，也让世界和自然失去了绚丽的色彩。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没有立足之境，是《红楼梦》悲剧的根本，也是幻灭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曹雪芹是大致写完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本对此书最后的人物结局、故事结局也多有交待和暗示。当然，结局是十分悲惨而令人绝望的，最终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为什么曹雪芹不愿意让《红楼梦》八十回之后的文字面世呢？我们有个几近多余的猜想：那是大约在乾隆十七年前后，曹雪芹离开京城去了西山。在西山，他接触到了广大的贫苦百姓，他发现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情在朴素的人民中间广泛地存在着，这使他意识到了人类还是有希望的。这还使他想起了佛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众生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因此，曹雪芹可能认为八十回已经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必要给众多读者一个特别悲惨或绝望的故事结局。他意识到，中华大地终不会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中华儿女只要还能恪守一个“情”字，葆有“人性美”，我们中华民族也自会生生不息。 猜想总是容易引起误解，若是个人的愿望成了猜想的凭据，那就更加不妙了。因此打住。若有什么不妥，诚望看官指正。 [1]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书中相关引文均引自此书，恕不另注。 [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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