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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中的慰藉 | 乐评

 张逸i5fwigtd0s 2022-07-12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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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小北/摄

2019年的北京如同此前数年,名团云集。其中,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独爱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在4月与10月分别有两位马勒专家:乔纳森·诺特和里卡尔多·夏伊,分别执掌两支瑞士劲旅:罗曼德管弦乐团和琉森节日管弦乐团,先后奉上。乐迷对二者间的对比不绝于耳,而我则执着于抱怨国内院厅重“明星打卡”轻“曲目拓展”的尴尬。彼时人们醉心于享受伟大的艺术盛宴,包括具有伟大历史的乐团、带着伟大光环的明星音乐家,当然也有伟大的作品。“马六”仅凭规模便足以服听众,而诸如“世纪末情节”——晚期奥匈帝国的欧洲文化余晖等等,一律只是版本比较时的谈资罢了。随后的2020年,疫情爆发,所有的版本比较只能通过“罐头”展开,而有关国外名团来京该选何种曲目的讨论,也随机告一段落。

人们再次听到“马六”是在今年7月9日,地点仍在国家大剧院,人们熟悉的指挥——张艺,熟悉的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且是三年前熟悉的曲目。公正地说,整场演出满足了人们应有的期待。针对于马勒音乐中固有的希腊式悲剧性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反讽,乐团在第一乐章中展现出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诠释策略。有限的速度伸缩,伴随着音响幅度的无限张力,给全乐章戏剧性的表达增添了某种不知疲倦的炽热。

在呈示部中,无论是步伐坚定却在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主部主题,还是众赞歌织体伴随高度半音化的插部,抑或是流畅舒展却浪漫得令人感到夸张的副部主题,都被赋予了令人积极而高亢的气质。因而,当音乐来到展开部时,乐团似乎还未从昂扬的斗志中走出来。高音木管乐器的颤音,精确到了放置任何风格皆准的程度。配合着稳健的速度,使主部主题的展开显示出扣人心弦的爆发力。这样的处理,虽掩盖了马勒音乐中的后现代特质,却更加凸显了全乐章的统一性与此段音乐作为德奥奏鸣曲结构中展开过程中的历时性意义。牛铃出现后,独奏小提琴与圆号的对话是整个乐章在演奏层面的亮点。其中,独奏小提琴克制地揉弦、自然舒缓地呼吸,使音乐在空间上得以延展;下方的圆号声部,用黄金般的音色为整段音乐的怀旧气息增添了一丝温暖。

本场演出,在乐章的顺序上遵循的是马勒在埃森首演时的选择:将谐谑曲作为第二乐章,将行板置于其后。谐谑曲乐章中,指挥家作了大量的速度伸缩,这使整个乐章的确展现出时间层面的非线性。频繁的变速,并未使音乐显得涣散,但偶尔会在变速的过程中听到艾略特·卡特式的比例关系,则使这一谐谑曲乐章增添了某种严肃性。更增加这种庄严感的是弦乐演奏者们的运音法与三拍子律动的一丝不苟。

第三乐章,演奏得足够感人。其中,英国管吹出的斯拉夫风格旋律,使前两乐章激发起的喧嚣获得了一种孤独和宁静。当年,夏伊曾携琉森节日管弦乐团在“马六”前安排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演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乐章很容易让人“串线”。张艺执棒的这一乐章,显得情感真挚而暗哑。弦乐在降E大调上酷似哼鸣的音色与e小调终止式中马勒标志性的滑音之间的陌生性,传递出世纪末情节中被时间抛弃的忧郁。

作为这部悲剧交响曲最为悲剧的末乐章,对任何指挥和乐团提出苛求都是缺乏同理心的。面对这一乐章在配器上的绚丽、力度的反复无常和结构的松散,则是更让指挥家头疼的问题。这也使得,作为马勒专家且深受其提拔的布鲁诺·瓦尔特,拒绝接受这个作品的挑战。尽管如此,本场演出的末乐章,还是有诸多瞬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第一次“命运”动机后大号的独白;中提琴靠琴码的颤音与竖琴的交融;尤其是圆号在低音区c小调上的主题陈述,足够让人想起“梅耶林事件”后的维也纳。套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一部“长篇精神小说”中的话来描述:整个乐章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和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存放在容器里的沸腾的水泡。

如果说,这部交响曲有多少位指挥便有多少种速度,那么更令人感到困扰的是,有多少位指挥就有多少种速度策略。对于定音鼓所演奏的节奏动机,有的指挥从第一次呈现便开始将律动点向后位移,以获得悲剧性的效果,如基里尔·彼得连科;也有的指挥坚持机器般的精准,使音乐在内聚力中更显威严,如拉法埃尔·库贝利克;更有如朱塞佩·西诺波利,在第一乐章中刻意隐藏其意义,以求得第四乐章的迸发。本场演出,张艺采取的策略是在第一乐章更为积极地向前运动,而在最后一个乐章则将律动点不断向后位移,使之与第一乐章的积极形成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本场演出中有些独奏家似乎也有自己的速度策略。如圆号首席韩小光常常可以像吹奏协奏曲一样带动乐队向前挺进,这期间产生的交错感,完美地呼应了马勒“一部交响曲就是整个世界”的理念。

传说马勒曾有言,“如果我的交响曲能在我死后五十年首演该有多好”,因为他相信,在未来,他会找到他的同时代人。当然,若马勒果真能预知其死后五十年地球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他宁可他的音乐会被遗忘。欧美音乐厅中的马勒热潮,的确在其逝世后五十年掀起,这并不是更多的人理解了马勒的音乐,而是人们需要这样的声音。在两年半疫情后的北京,人们再次拾起这种声音,重温末乐章中的两次锤击,缘于这种声音足以让人在悲剧中寻求慰藉,寻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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