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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和说”和“九州说”： 大多数近世的学者，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认为倭五王就是五位日本天皇，即“大和朝廷说”。 因为倭王武的活动时间与日本雄略天皇时间相吻合，而且事迹上也符合。同时雄略天皇名为“大泊濑幼武”，中国史籍中的“武”极可能就来源于此。由此，倭王武就是雄略天皇的说法被“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广泛接受。 同样，按照倭王兴是武的兄弟的说法，发现雄略与之前安康天皇正是兄弟。而据《日本书纪》载安康天皇是篡位上台的，这也与《宋书》中“世子”的说法相符，表明名不正而待扶正。再次，安康天皇名为“穴穗”，“穴”与“兴”形相近，也可能被误记为“兴”。所以，倭王兴是安康天皇的说法也被广泛接受。但有人提出兴是安康天皇未即位而被杀的兄弟前朝太子木梨轻王子。虽然木梨轻王子是太子，符合“世子”的称号，但他没有真正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很快就被杀害，根本不可能两次遣使中国。所以，木梨轻王子是倭王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再由倭王济是兴和武的父亲来看，也当是安康和雄略的父亲允恭天皇。允恭名为“雄朝津间稚子宿祢”，其中的“津”不但和“济”音近形也近，所以允恭天皇就是倭王济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了。 这样来看，五位倭王已经对上了三位，似乎问题可以一步步迎刃而解。然而，顺利的核对到此结束，接下来发生的问题是致命性的。《宋书》中没有说明倭王珍（弥）和济的关系，而《梁书》认为是父子；《宋书》和《梁书》又都认为倭王赞和倭王珍（弥）是兄弟关系。然而《日本书纪》在对应时期的这些天皇里却找不到符合的人选，允恭天皇与此前的履中和反正两为天皇都是仁德天皇的儿子，而仁德天皇的父亲便是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 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的依据是《梁书》中提到的弥（珍）和济的父子关系，他们由此认为弥就是允恭天皇的父亲仁德天皇，则进一步认为赞是仁德天皇的父亲应神天皇。他们指出，《宋书》和《梁书》中对于赞和珍（弥）是兄弟关系的说法是误记，当为父子关系，然而他们无法说明其发生错误的理由。从正常的思路来考虑，将前后两位兄弟关系的王误认为是父子关系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不然。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这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有关。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死后太子菟道稚郎不愿即位，要让位于仁德天皇，而仁德天皇不肯接受，以至于皇位空缺达三年，直到菟道稚郎自杀后才即位。《宋书》所说的珍乃赞之弟是仁德天皇述说太子菟道稚郎死后弟继兄位的情况。而我们都会想象，《纪》很可能是美化了仁德天皇争夺王位的事迹，这可能是一场宫廷政变，而《纪》中也写了大中彦和大山守两个王子也死于这场宫变。即便仁德天皇不是夺位者，对于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件也不大可能写入给他国的国书之中，况且菟道稚郎没有登基为天皇的记录。所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支持赞是履中天皇的理由很简单，关键在于对《宋书》和《梁书》记载差别的认识。《宋书》和《梁书》记载根本上的区别在于《梁书》说第一条中的倭王就是赞，而济是弥（珍）的儿子，《宋书》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交代。该派意见的支持者采用完全信任《宋书》而不采纳《梁书》所述的做法。《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诸志完成于隆昌元年（494年）之后，纪传部分在短时间内完成是因为编修是采用了大量早先编撰的史料文献，则所采史料离倭五王时代很近。而编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是位对史实非常忠实的学者，全书没有神话方面的内容，记录引用了大量官方文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对于这样可信的编者和史料，实在不应当横加怀疑，由此也不当怀疑《宋书》所说赞和珍的兄弟关系。而《梁书》乃是唐初姚思廉所编，离开倭五王时代较沈约远，而所获史料未必能超过《宋书》，则与《宋书》所述有分别的两条不能排除是姚思廉猜测推断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再采用《梁书》的说法，《南史》大量参考《梁书》也不考虑。而在这个时期的日本天皇中满足两对兄弟关系的只有履中和反正、安康和雄略，由此履中天皇就是倭王赞，而反正天皇就是倭王珍（弥），而反正天皇名为“瑞齿别”，“珍”可能就来源于“瑞”字。然而，这种意见也存在不足，即从记载倭王赞的第一次出现421年到倭王珍的记载438年，前后相差17年；而《日本书纪》中两位天皇在位时间的总和为12年，比《宋书》所述反而短了。我们前面提到过，《日本书纪》编撰时为了将神功皇后提前到三国时期，故而出现将各天皇在位时间拉长的现象，即便时间没有拉长的天皇也不当出现缩短的情况，这是无法想象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存在，第二种意见也不能令人满意。 认为存在6为天皇向中国派遣使者的意见，也和第二种意见一样，要建立在对《宋书》的采用和对《梁书》的放弃上。但是所不同的是，该派意见更加注意第四条记录。该记录中没有说明是哪位天皇，当然也就存在既不是赞又不是珍的可能。他们由此指出珍和赞的兄弟关系是珍和这位不知名号的倭王兄弟关系的误解，而这位不知名号的倭王就是履中天皇，而珍是履中的兄弟反正，赞就是他们的父亲仁德。于是倭五王变成了“倭六王”。然而这种观点还是存在不足，因为依据后面记录的惯例，如果倭王发生了更替在下次遣使的时候必定会向宋廷说明，这牵涉到封号的继承问题。而如果430年那次遣使的不再是倭王赞，那么为什么没有说明王位已经发生了更替？而在438年遣使的时候却又说明了更替？依照《宋书》的记述，很容易认为430年的还是赞，因为后面所说的珍是赞的兄弟，沈约在编修这部分内容时不可能没想到这点，他难道是故意留下这个陷阱的吗？也就是这个假设，既要使得这位倭王在430年遣使，又要使他不报名号，且不说明王位更替，这点也缺乏说服力。 正是由于“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们莫衷一是，所以“九州说”应运而生。该说认为，在公元5世纪甚至到了7世纪初，日本还存在着畿内和九州两个国家并立的情况，而倭五王就是九州国家的国王，而不是天皇。因为否认了倭五王和天皇存在对应关系，所以后面也就不用再分析谁是谁了。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受到邪马台国“九州说”的启发（这个我们到后面再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天皇的颜面。包括倭五王乃至后来《隋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六》中记载的倭王都不是天皇，那么天皇也就不存在向他国称臣的问题了，于是天皇的威严得以延续。鹫崎弘朋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据史料记载倭（日本）从366年与百济同盟至663年在白村江败于唐新罗联军和668年的高句丽灭亡的303年间，倭（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与朝鲜相关的年份达81条之多。平均4年就有一次，而且在这300多年间基本连续，此外还有倭国万余大军陆续开赴朝鲜的记录。这都是要建立在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统一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的，而处于活跃期的倭五王自然只能是大和朝廷的天皇。 第二，可能是倭王赞所对应天皇的仁德和他父亲应神都是世界上最大古墓的建造者和拥有者，能够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表明当时的大和国家体制已经比较完备，而且也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这是考古表明了的。相反，如果这时存在西面的九州和东面的大和两分对峙的话，九州国家又怎么可能在存在仁德、应神时拥有如此强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大和在背后的情况下，贸然向朝鲜输送大军呢？九州国家又何以放弃国内的统一而优先经略相隔200公里海路的朝鲜半岛呢？这种情况是必须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全局考虑的。 第三，之所以中国史书中有关倭五王的记载和日本史书中有矛盾冲突，那是因为日本史书的编修者故意所为。这点我在谈《纪》的编修特点时已经讲了。他们是有意使得两者不甚吻合，而使天皇不必就是向中国称臣之倭王，从而保障天皇和日本的颜面。 第四，“九州说”最大的根据在于《隋书》中600年、607年、608年日中交涉的记录。其最大论点在于这里记录的倭国王是男帝而不是女帝。据《隋书》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这就表明所记的王是男王。然而，当时的日本国王是推古女皇，这个矛盾就是“九州说”支持者最大的根基，他们主张和隋朝交涉的是九州王朝的男王。然而这个说法显然不正确。《隋书》所载“阿每·多利思北孤”（アマ·タリシヒコ）就是天足彦（アマタリシヒコ），为了避天皇的讳经常会称为足彦（タラシヒコ），即这里解释为一般天皇的通说更为妥当。而607年和608年《日本书纪》上记载的日中交涉事宜和《隋书》完全一致。只是《隋书》上607年称“其王多利思北孤”和608年称“倭王”是一般称号的问题罢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600年条的“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然而此时乃是圣德太子摄政，国政全权委托于他，他是事实上的国王（倭王），《十七条宪法》以及给隋炀帝写着“日出处天子”云云的国书都是由圣德太子颁发。此时的圣德太子是在国内和国外都活跃着的事实上的国王，而《隋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样的推定是妥当的。《日本书纪》的编修者也同样看到了《隋书》，并从中借用了347字。而《隋书》600年条的记录也使得编修者们感到头疼，为了避免《隋书》所载事实上的倭王（圣德太子——男王）与《日本书纪》的形式上的倭王（推古天皇——女帝）并存而产生混乱，600年遣隋使在《日本书纪》上就没有记载。由此，600年条是《日本书纪》编修者出于消除困惑的目的有意删去的，而说这《日本书纪》上所没有的纪录是九州王朝使节的说法是错误的。 此外，所列的第十二条记录中倭王武所写的追述先王征伐功绩的表文也表明这绝不是九州王朝。毛人国便是所谓虾夷人，在大和东，九州王朝不可能越过大和而攻击他们；九州已经在日本最西面，也不再可能征服所谓的西夷。这样的表文只能是出自大和朝廷之手，则倭王武是天皇也就毫无疑问了。
三、倭王们的真面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否定了诸多观点，仍然没有得到倭五王到底是哪几位天皇的答案。这令人有些灰心，莫非我们确实无法从史料中寻得真相吗？我尝试作一些探索，似乎可以解决得更好些。 让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赞和珍的关系上来。《日本书纪》虽然有着很多的错误，尤其在天皇在位的年代上有意拉长，将本非一系的天皇粘合在一道，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事迹从应神天皇以下应当还有一定可信度。这样一来，如果不改变《宋书》所说各王关系也就无法和《日本书纪》匹配。和“大和说”第三种观点类似，我也认为济并非珍之子，珍也并非赞之弟，前一个原因就是排除《梁书》的结果，而与后一个判断相应的看法却不同。我不认为在430年遣使是一位既非倭王赞又非倭王珍的倭王，而认为这还是原来的倭王赞，沈约如此安排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推测很自然，无需明言。那么从421年到430年出现的就都是同一个倭王了，而到了438年出现的就是倭王珍，其间相差了8年。依照《纪》，履中天皇和反正天皇在位的时间都不长，皆记作6年；而《纪》当只会将天皇在位时间拉长，所以这两位天皇的实际在位时间不会超过6年。我们发现在430年至438年之间恰好能够放入一位天皇的统治时期，如果那位天皇在此期间在位，则就说明他没有向宋廷遣使，也当然就没有他的名字了。这么看将仁德天皇之子履中放到其中正合适，而到了他去世之后，下一位天皇反正才有遣使来朝，说明兄长去世自己即位。由于宋廷不知道有履中天皇的存在，自然有可能误认为反正天皇所说的兄长便是先前的赞（仁德），于是记下珍是赞的兄弟。由此，这些问题就都获得了解决，得到和“大和说”第三种意见相同的结果：赞——仁德、珍——反正、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这里和该意见的最大区别在于，从421年到478年向宋廷遣使的还是五位天皇，即不必是“倭六王”。 如果《纪》所载履中、反正、安康三位在位时间短暂的天皇的在位年限是正确的话，既没有被拉长，再按照《纪》上对应的登基、驾崩的月份及《宋书》所载的进贡的月份，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年表： 仁德天皇（???——431）赞 履中天皇（431——436） 反正天皇（437——442）珍 允恭天皇（442——459）济 安康天皇（459——462）兴 雄略天皇（462——???）武 一些学者在处理《宋书》没有记载济与珍关系、《日本书纪》说反正与允恭为兄弟、《梁书》说济乃弥之子的矛盾上也是很慎重的。他们提出《宋书》没有记载是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日本书纪》则是依照万世一系的原则将允恭置于仁德之子的地位，这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梁书》所说的关系不知其依据为何。注意到，允恭天皇的本名是“雄朝津间稚子宿祢”，而“宿祢”这个词是代表天皇的臣下豪族身份的姓氏称号之一。大和朝廷导入氏姓制度这一政治身份制度是为了将诸豪族纳入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组织之中。“宿祢”这个姓是684年天武天皇制定的“八色姓”中8个阶级姓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将一个臣下意思的姓“宿祢”冠在天皇的名字上都很难令人理解。名字上加有“宿祢”这个姓的人成为天皇，表明当时发生了宫廷政变，允恭天皇讨死了反正天皇而登基。事实上，允恭天皇既非反正天皇的弟弟，也不是仁德天皇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豪族。鉴于万世一系的主张，《日本书纪》从来不记述王朝交替和天皇血缘的变化，所以就将允恭天皇说成是反正天皇的弟弟。也就是说，应神的后代到了反正的时候也就暂告一段落，直到允恭天皇的孙子清宁天皇以后皇位又回到履中天皇的孙子手里。这期间允恭家族经历了4代天皇，统治了日本40多年。 这样，我们就将421年至478年间的10次遣使所对应的天皇都弄清楚了，那么第一条记录也就是413年遣使又是哪位天皇呢？依据《梁书》，这位倭王是赞，也就是仁德天皇，然而为什么《宋书》没有记载这位天皇的名字呢？《梁书》的依据又何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这位究竟是仁德天皇，还是他的父亲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 《日本书纪》对天皇的年代有很多错误的记载，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相关内容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发现，从神功皇后46年开始一直到应神天皇16年止的这40年间，都附记了百济王室的更替事件，这段的年表和百济王室从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枕流王、辰斯王、阿华王、腆支王的更替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应当是对应于这些百济王的时间，而不是由《纪》得到的那个被拉长的年表。可以明确得到，神功皇后与应神天皇的交接年代为公元389年和390年，即应神天皇即位于390年，神功皇后死于389年。这同时也表明，神功皇后摄政时期是确实存在的，至少从366年到389年属于这个时期。这也就给应神天皇是否真的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改朝换代者打上了个问号。如前所述，有人认为应神天皇是神功皇后的女婿，在仲哀天皇驾崩时已经成年并领兵攻打新罗，而后在神功皇后的支持下成为新天皇。当真如此的话，似乎就不当有至少长达23年的神功皇后摄政时期，应当很快进入应神朝纪元，或者神功摄政时期也有大量应神天皇活动的记录。神功时期的存在也使得神功和应神是同一原形的假说破灭，切切实实的表明在4世纪下半叶日本存在着一位强大的女性。由此，应神系的天皇也就和崇神系合为一系，从3世纪末到6世纪初统治日本，其间当除去允恭家族的40多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应神天皇在405年之后的记录也是正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二十五年，百济直支王薨，即子久尔辛立为王。……三十九年春二月，百济直支王遣其妹新齐都媛以令仕。”首先，如果按年份核算，直支王（腆支王）死于420年左右，当为应神天皇31年（如果存在31年的话），而此记在25年显然有误。更令人困惑的是，已死了14年的百济直支王竟然可以派遣他的妹妹来日本，难道是亡灵之命乎？所以其中必定有差错。纵查仁德、履中、反正诸帝纪，都没有能够明确说明年代的百济王更替时间了，所以继续依靠百济王年表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发现《应神纪》载“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这表明应神天皇时遣使往吴（日本对中国南朝的统称），而且道经高句丽，而同高句丽使者一起到达南朝。这正与第一条记录相吻合，而《义熙起居注》载“倭国献貂皮人参”，这都是朝鲜的特产，也就是说此即应当为该次访问。即应神天皇确实曾向东晋遣使，而且在413年。据《日本书纪》，4年后应神天皇去世，当在417年左右。经过三年的争位斗争后，仁德天皇终于登基，此当在420年左右，登基后仁德天皇便发出使者于第二年二月到达。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倭国415年和新罗人战于风岛以后，直到431年才与新罗有下一次交战的记录，而418年新罗在日本的人质王弟未斯欣得以逃还。这都表明在415年至421年间，尤其在418年的时候，倭国发生了动乱，很有可能就是仁德天皇即位前的这场王位争夺战。 因此，在东晋时遣使的那位倭王不是仁德天皇，而是应神天皇，《梁书》的记载依据还是有很大疑问的。这么一来，如果算上应神天皇，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倭六王”，如果再加上没有遣使的履中天皇，或许说是“倭七王”也不无道理。 《日本书纪》载“（雄略天皇）二十年……百济记云盖卤王乙卯年冬，貊大军来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降陷，遂失尉礼国。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没敌手。……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济文斤王薨。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幼年聪明，敕唤内里，亲抚头面，诫敕殷勤，使王其国。仍赐兵器，并遣筑紫国军士五百人，卫送于国，是为东城王。……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弥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歔欷，崩于大殿。”这段时间也与百济王年表相合，“文斤王”当为三斤王，说明雄略天皇当在公元479年左右去世，这已经和《纪》所的天皇年表一致，即雄略以下各天皇年表当是正确的。 从390年到479年的这90年，是日本古坟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和中国频繁交流的时期。此时日本刚刚完成统一不久，接着在中断了与中国交涉147年之后重建联系，并不断谋取中国南朝的加封，希望获得在朝鲜的名义和霸权，这也是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重要时期。在我们着重讨论这个时期的日本对外史之前，先看一下在此前一些的情况。 离大和朝廷时间上较近的日本国家就是邪马台女王国，即山门。该国活动于公元2世纪初到3世纪，对其情况了解的主要来源就是著名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于其位置历来有“九州说”和“畿内说”两种，我支持“九州说”。如果撇开所记的里程数，仅依照位置关系也就可以想当然的得到邪马台在北九州的结论。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里程上，这也是“大和说”的主要依据。从带方（在今海州附近）下海，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忽而向东忽而向南，航行“七千余里”，就可以到达邪马台的对岸“狗邪韩”（即伽倻，今金海郡附近）。然后，再向南航行“千余里”到达对马岛（当为对马南岛），再航行“千余里”到达“一支”（即壹岐岛），又航行“千余里”登岸到达“末卢”（今松浦附近），再向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即怡土），再向东南走“百里”到“奴国”（即傩），向东走“百里”到“不弥”（今宇美附近），向南水行到“投马”（但马？），向南水行或陆行到“邪马台”（即山门）。事实上，通过对伽倻、对马、壹岐三个比较明确的地点的观察，我们发现这里所讲的“里”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绝对不是中国的距离单位，可能是某东北亚古国采用的，要比中国的“里”小得多，大约是80米左右的长度。这点也可以从带方到伽倻的说法看出来，这段路程的实际距离是600多公里，也可以和“七千余里”得出“1里”约等于80米的结果。对长度单位“里”确立了正确的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三国志》所说的地方都在北九州，这点也与邪马台南面尚有狗奴国相符合，狗奴就在九州中南部。前段时间看到明代绘制的地图中，就是因为对于这个“里”的理解错误，造成地图上将日本列岛的线度放大了5倍左右。 其实早在完成统一战争之前，大和已经向海外张望了。4世纪初，大和还在和出云激战的时候，便和慕韩诸国中的任那取得了联系。等到仲哀天皇时，九州的熊袭仍然不肯臣服，仲哀天皇战死后神功皇后毅然决定先放弃讨灭熊袭而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开战。公元366年，百济与日本结为同盟，日本向半岛的攻势终于开始了。到了369年，大和朝廷在半岛获得大胜，对伽倻各国的羁弥统治由此开端。伽倻各国在百济和新罗的夹缝中难以独立生存，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于是依靠强大的日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加之日本在该地有大量移民，同时设置了国司进行管理，驻守军队保障利益，伽倻各国渐渐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乃至自治领。甚至有“任那日本府”的说法，即此区域已经完全成为日本的领土和建制。神功皇后对朝鲜的攻略是卓有成效的，而继神功之后的应神天皇则更是野心勃勃，“倭五王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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