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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很多招考、讲座都被搬到了线上，毕业答辩也是。昨天上午围观了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也是人生中第一次旁听博士答辩。八点半开始，八点二十分俺便正襟危坐守在了小手机前。答辩没有传说中的可怕，期间倒也轻松愉快，可能是与之前还曾有过一场预答辩有关。老师们虽然温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极富真知灼见。潘老师针对学长的选题，还是重申将研究对象放在清代学术史、清代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考察。事实上，这也是老师治学的研究路径与切实心得。将研究对象（作家、流派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出它们对前代的继承、修正，甚至反驳，进而看出研究对象的特质。如果只是单纯考察研究对象本身，则看不出其渊源与新变。学长认为其论文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理论不足，对此问题刘跃进先生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说。刘老师认为，当下学界总是在寻求某种理论，在此之下进行论说。实际上，我们在行文中所阐发的所感所思，何尝不是一种理论。这一说法，真是令人称赞。如今有多少所谓论文套用着高大上的理论，看似高屋建瓴，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答辩结束后，是一场“中古诗歌研究三人谈”。除了刘跃进先生，其他两位也是业界鼎鼎大名的学者——傅刚与詹福瑞先生。刘老师首先发言，提出三点：其一，系统整理资料，体现时代特色；其二，走出文学，走进历史深处、场景；其三，重回经典、重回中国立场。时间关系，刘老师没有做更多的阐发。实际上，他提出的问题确定反应了当下学界研究存在的诸多弊病。当下很多研究，往往以今人的观念去看待或定义古人，没有回到当时情境去加以论述。研究也大多围绕二三流的作家，认为一流作家作品已被说尽。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在细读的过程中也会有诸多新的问题产生。太看重西方理论模式，忽略了中国研究的个性。傅刚先生的发言中，也继续深化中国立场的问题。他以海外中国文学史书写为例，指出他们写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大多数人的盲目推崇不同，傅刚老师认为一个错误结论基础上的论证，其论证过程的可借鉴性也当有一定限度，其亦指出，论文的关键是解决问题，当下多少洋洋洒洒的文字，看似广博高深，其实什么也没有说。詹福瑞先生从文献、文学史、专题研究三个维度，回顾了近几十年来诗歌研究的具体情况，他也主张回到中国立场。当石学长宣读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时，俺真是替学长高兴，毕竟博论的写作诚然不易。从预开题、开题、外审、预答辩、答辩，一路上都是磨练人心性的环节。博论不仅是这几年学习的总结，更是日后进入学界的一张通行证。其写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以后学术之路的长短。论文写作虽难，但也不可不慎。前路漫漫，吾辈当奋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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