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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范式转移时期的先唐文献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发言稿，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王翊据录音整理，经傅刚教授审订授权发布！ 文献研究的意义及 如何开展文献研究 傅 刚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很好的事情。相辉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也犹豫再三，说实话，我现在很少甚至不愿意参加会议。首先是因为年龄大。当然，年龄大是相比较而言，今年我是六十六岁，也马上退休了。不像我的一些同龄人还参加会议，我就不愿意参加。相辉这个会议，我本来也考虑在线上，不想出来，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到现场来支持一下相辉。相辉也知道，我现在全力在做《春秋左传》的校注工作，比较累，压力也比较大，但我也做得很高兴。将来我这个书出版以后，大家再看，也不妨比较一下，比如竹添光鸿的《左传会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等，我还是很有自信的。但如果我出来一上午，工作就被耽误了，下午要回去接着做。有时候一天就只能做一条。我昨天一天就在研究《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晋师右移”，就四个字，我弄了一天。这牵涉到晋军的上军、下军到底是在左在右。以前没有注意，现在查了很多资料搞明白了。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般不太愿意出门。但是后来想，相辉这个会不容易，应该予以支持。另外也想和大家见见面，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和大家说说我个人的想法。
我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不是文献专业的科班出身。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以前在程老师那边的会上说过。我也写过一些小文章，主要讨论文学史研究中的文献使用，和古典文献学研究中的文献使用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文献专业主要是从目录、版本、校勘等角度对基本典籍做基础研究，文学史研究则普遍存在写文章使用不使用文献、如何使用文献、文献在我的理论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位置、它的价值如何体现、我的观点怎么提出等问题。有很多古代文学史或其它领域研究者，很热衷于理论研究，他们鄙视文献，鄙视材料，公开说文献材料是为他们打工的。他们好像高高在上，用我们整理好的文献材料来印证他们的观点。这样的人有很多，例子也不少，这里不具体举例。他们使用材料很随意，不会去用或者很少使用第一手材料，因为太辛苦了。但是，老一代学者，比如我的老师曹道衡先生，他的文学史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建设基础之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对文献的理解，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打算从这个角度谈“文献研究的意义及如何开展文献研究”。
这里首先牵涉到古典文献的一些学理和内容问题，比如说版本、目录、校勘，这是文献学专业的硬货，必须要面对而绕不开的。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则相对要少，因为研究目的不一样。我以前研究《玉台新咏》，一开始就问自己为什么研究？目的何在？《玉台新咏》研究中最早提出成书年代、作者、编辑体例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兴膳宏教授。他的观点没错，但是后来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就是从版本角度切入的。兴膳宏教授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版本问题，他只根据清代以后大家都使用的赵氏覆宋本，做了一个想当然的研究，然后据此总结体例、成书年代。但是反对的人认为他用的版本不是徐陵的原本，徐陵原本应该是明代的通行本。这就涉及到版本问题。兴膳宏教授的观点不错，但他因为没有想到版本的问题，所以给反对的人提供了缺口。我于2000年开始这个研究，认为兴膳宏的观点是正确的，反对者虽然从版本上予以否定，但我经过版本调查，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对版本的判断是错的。兴膳宏根据赵氏覆宋本得出《玉台新咏》编纂的时间和体例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要证明这一点，我必须开展版本的调查、校勘、考证等古典文献学的工作。这样我就踏入古典文献学的工作中去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学史研究者的文献使用与古典文献学研究者的文献的确是有区别的，因为研究目的不同，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壁垒森严的，因为研究的需要，两者有时会互相交融。所以，我和学生说过，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文献；文献研究，也应该注重理论建设，能够从理论上对文献问题进行解释。对我们文学史研究来说，文献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说法跟把文献当作工具的观点切分开。任何理论必须要建立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之上，一旦离开文献，理论就是空洞的。现在的很多项目，很多新出版著作，往往自己构建理论，用各种词语去填充，所说的话里很少有真实的具体问题、具体材料，所以我是不喜欢的。但现在接受我的观点的人很少，整个学界真正对文献予以重视的学者还是不多。因此，像在座的青年学者一样坚持研究文献的年轻人是很少见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这里才一定要强调文献研究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开展文献研究的问题。
第一点，文献关系到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核心。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核心就是“言之有物”，必须有物，不能空谈、空言。即使像是宋儒，喜欢依据自己的理解和理念阐释前代的理念、典章制度，但依然能够依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总之，言之有物是我们中国学术的核心，文献考证是中国学术的基础。这句话，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我刚才所讲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这句话到目前还有其意义。 说到文献整理，大家常说最早的文献整理活动从孔子开始。那么在孔子之前有没有文献？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这就是文献整理活动的材料。但是难道文献整理从正考父才开始吗？我认为，在正考父之前，从有典册开始，就一定会有文献整理，因为有保存的需要。《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既然“有册有典”，就要分类、要整理、要保存管理，这就是古代史官的职责。《周礼》记载的史官很多，除太史、内史、外史等大家熟知的史官外，六官三百六十部门都有史官职掌。直到当代，国家部门也都设有档案馆，档案馆就是当代的史官。比如北京大学，就有自己的档案馆。史官面对档案材料，难道只是保管，不会整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我们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是咨询周太师，就说明周太师在管理文献时，也有校理的工作。所以早在正考父之前，从有典册以来，史官就已经在进行文献整理。
后来，如大家所熟悉的，随着典籍日渐增加，真正的文献学学科或者说学问，在刘向的时代诞生。刘向为什么整理文献，那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典籍和学术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归类整理的程度。因为当时的文献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整体弄清楚，就必须进行分类。于是刘向在大类上划分六略，每一略里面又分小类，比如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判定哪些典籍属于儒家，哪些属于道家，哪些属于法家，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很多家和派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比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目，就存在归类不同的问题。所以到了刘向，才要去进行分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由此见我们文献研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因为学术的需要，它是因为时代、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献工作都必须建立在学术需要的基础上，这是我对文献最基本的观点。各位开展的工作一定要跟时代思潮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凭个人兴趣零打碎敲，这样是做不好学问的。 第二，文献工作的意义往往不被人认识。前面我已经说过，大家也都很清楚，当前学术界是理论家占据主要阵地，但重视文献的阵线也逐渐扩大。经过我们老师一辈的努力工作，包括曹道衡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袁行霈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努力，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和路径，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幸事。古代文史研究的传统和优秀的学风，基本上坚持并延续到了当下。就文献研究的阵地说，比原来扩大了很多。现在全国各高校大多都成立了古文献研究室。以项目论，近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有很多与古籍整理相关的题目，而且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虽然如此，文献工作的意义，还是需要宣传，需要靠大家通过研究向学术界证明。因为的确有许多文史哲学者，不知道文献材料的价值、意义和重要性。九十年代，我在北大做博士后时，曾拜会过一位前辈学者。他问我做什么研究，我回答说做《文选》版本。然后他说，你做版本研究，有什么不同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么多版本，这些版本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实际上，当时我还真的很难给他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本身不做文献研究，就没有办法理解其中有什么意义，比如这个字错了，这个是异文，这有什么用？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会因为讹字、异文的存在，这就是两本书，仍旧还是一本书而已。如果照这种情况，那么顾广圻、黄丕烈等人所做的工作势必也要遭到否定了。而事实上，类似的情况还是蛮普遍的。像这位前辈学者，算是学术界名宿，尚且持这种看法，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以自己的研究，向学术界证明它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古代典籍一字一句之校正，都牵扯到是否真正了解典籍原文。我举一个例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楚成王不愿意和晋人开战，子玉坚持要打，楚成王很不高兴，只给了他这些兵。杜预的注说：“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这句话如果只是匆匆读过去，便也就放过去了，但认真一想，这句话其实有问题。注文说若敖是楚武王的祖父，葬若敖者是子玉的先祖。正文没有谈到“葬若敖”，没有谈到“葬”的问题，所以这个解释肯定有错。通过版本考查，乃知“葬若敖”的“敖”字是衍文，原文应该是“葬若者”。“葬若者”是“葬若”那个地方的人，楚武王才是子玉的先祖。如果没有校出这处衍文，这句话就无法读通，所以一字一句校正古书非常重要。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阮元刻本的杜预注说：“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大夫未死而有谥，这就牵扯到礼制问题了。依礼，人死才赐谥，哪有未死就赐谥的？但若据杜预此注，就是生而赐谥。王应麟因此就说：“人臣生而謚也。”那么杜注是否如此呢？经查，宋刻经注本，多无“未”字，因此作“未死而赐谥”的本子，可能衍“未”字。当然，这个问题还需再作考索，因为金泽文库藏卷子本便有“未”字，王应麟所见本也当然是宋本，说明这个异文的来源比较早。“未”字有无，还需要讨论。但无论如何，都说明版本研究对理论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和重要性。一字一句之差，都可能牵扯到很多重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另外，标点问题也非常重要。我现在做校注，必须要一字一句全部疏通，才能理解书的原意。按照现在的标点，有些话我们都无法读通了，需要重新思考怎么断句。这样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三，当前有些研究是虚假的，存在好大喜功和碎片化的问题。现在的古籍整理很多，一出就是几百种，都没有放的地方。以前做这样的重大工作，都是有完整工作记录的，每一本书的底本、图像的拼接、工作流程、版本性质，都很清楚。现在市面上这么多集成式的项目，无论由哪位主持，敢说他对每一个版本都熟悉吗？学生千万不要把你们最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如果导师让你干，不要干。你们应该学习。要学一学严耕望，钱穆先生让他做些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事，他敢违师命不干。因为这些事情太牵涉精力，毫无意义。古籍整理研究的项目，必须主持人自己来做，而不是假手于人。 还有出版社出的一些书，作者不负责任，编辑再不负责任，当然会出问题。现在有些书，材料多靠电脑检索，我以前看到一篇论文，研究汉服的，也就是汉代服饰，结果所引的材料里面出现“汉服虔曰”。他肯定是使用电脑查的材料，不知道“服虔”是人名，因此检索到“汉服”两个字，不假思索就作材料引用了。很不幸，这样的现象还是不少的。 还有一个就是碎片化问题。碎片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花费大量精力去做那些没人注意没人关注的版本。现存明清的各种刻本实在太多了，很多没有被学术界注意到。这可以写文章吗？当然可以，但最好能与自己的研究规划结合起来，否则为了写文章，而花费精力调查、写作，不一定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各位的文献研究一定要跟自己的研究规划结合起来，文献研究应该有明确的思路，明确的学术意义。另外我要强调一点，所有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精读个案，逐个研究，不要空谈理论。校勘学，文献学，目录学，写了一大堆书，没有用的。如果作学术史研究，也应该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 以上就是我对当前我们学科和文献研究的一些想法，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说得不对请你们批评。我的年龄跟你们不一样，思想已经落后了，很多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论文，新的论著，我看得很少，因为我没有精力，虽然我很想要看。好，谢谢大家。
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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