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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我们家还住在土改分得的一间半老瓦房里。庄里还没通电，晚上，木制灯台上一灯如豆，母亲就着昏黄的灯光在炕东头纺线，父亲靠着炕西头的被垛假寐。我和小我两岁的五弟缠磨着父亲“说瞎话儿”，父亲被缠不过，说：“那今儿个就讲讲高志远吧。高志远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儿！枪法忒准！那天高志远到滦县火车站杀一个汉奸，当着那么多人，一枪就把汉奸打死了，那日本人会（方言，和）伪军还不追他！高志远就跑，日本人着马队追他，眼看就追上咧，高志远看见旁边儿有个卖肉的案子，紧着钻到案子底下，一骨碌儿打个滚儿就变了个大花儿狗，在底下卧着。日本人哪儿知道这狗就是高志远哪，骑着马还往前追。看日本子走远了，高志远一打滚儿，又变回来咧，起身跑咧。你说神不神！”我和五弟紧接着问：“那高志远后来咋的咧？”“后来？后来可了不得溜，高志远当了'便衣队儿’的总司令，带着几万人打鬼子，那威风可就大溜！” 父亲的讲述虽然简单，却在我心里迅速树立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历史资料，对高志远有了更多的了解。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今滦南县马城镇多余屯人，1907年6月出生于多余屯一个富裕农家。高志远8岁时到本村李麟生开办的私塾读书，14岁辍学，回家务农。 高志远的塾师李麟生经过商，当过兵，阅历丰富，知识广泛，是个有才学的人，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教书时，李麟生常常向学生们讲述关羽、岳飞、文天祥等英雄的故事，并向学生们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李麟生对高志远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高志远的敬重，高志远一直敬称李麟生为先生。 高志远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国势危蹙，天下大乱，冀东很多置有田产的人家都购买枪支自保。高志远家有个老火枪，高志远辍学回家，每逢下地都带着，在做活计的间隙练习打枪，到20岁时，已练得百发百中，看见天上的飞鸟，不用瞄准，只把枪一顺，飞鸟即刻落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三省，东北各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闹起抗日学潮，东北大学的学生杨莲芝和弟弟参加了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被日伪通缉，杨莲芝姐弟为了躲避日伪抓捕，从东北逃到老家多余屯叔叔家避难。杨莲芝的父亲是高志远的妻舅，高志远经常到多余屯“西场”杨家，向杨莲芝姐弟询问东三省抗日救国的事情。高志远从小怀有报效国家的志向，听杨莲芝讲东北闹“义勇军”的事，非常动心，也想有朝一日拉起一拨子人马，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山海关，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将领、“临榆警备司令”何柱国率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何柱国一面坚守山海关，一面派部下彭祖佑到冀东各县筹款筹粮、募集兵员。高志远此时在马城一带已有一定名气，彭祖佑找到高志远，高志远立即响应，率先卖掉了部分土地，联络了不少亲朋好友，筹得款项送达山海关前线。 彭祖佑还告诉高志远，“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要组织'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为此，1933年春，高志远带着同村好友陈维等人到好友、在乐亭县汀流河开办医院的刘冠英处，招募了约200人，准备参加“义勇军”。但滦县城南司营儿有个大恶霸刘兰亭，听到高志远招募“义勇军”的消息后，带领一伙土匪要包围高志远的队伍，缴他们的枪。刘兰亭人多势众，迫于无奈，高志远只得按道路远近，给大家分发路费，将队伍遣散。与众人分别之前，高志远嘱咐大家：“第一不能当亡国奴；第二待我老高扯旗抗日之时积极响应！” 1933年春夏之交，高志远从杨莲芝处得知，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全国有许多有志之士前去参加，杨莲芝希望高志远再组织队伍前往。但高志远迫不及待，恨不得立时赶到张家口，只带陈维前往。 但是，当时日本侵略军和国民政府北平军事委员会主任何应钦的部队封锁了从北京西北的康庄车站到张家口的一切道路，高志远和陈维在京张铁路康庄车站滞留一阵后，只得回到北京，经在北京经商的多余屯人袁昆山安排，暂住北京西城区的京华公寓。 在京华公寓住下后，高志远到内迁北京的东北大学找杨莲芝姐弟，参加一些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次在大街上朝学校走的时候，赶上学生们做抗日救亡演讲，恰逢一个挺瘦的年轻人讲演。高志远佩服地说：“听人家讲的多好哇，即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中国人要都像他讲的那样做，那小日本鬼子咋也进不了中国！”后来通过杨莲芝的介绍，高志远认识了这位演讲的学生，正在中国大学上学的王仲华。 王仲华，原名董毓华，字质存，和高志远同岁，1907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狮子口董冲一个教师家庭，中共“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的族孙。在董必武的教育和培养下，参加并领导武汉学生反对直系军阀的统治，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发起组织“沪案后援会”，举行抗议游行，1926年3月，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北伐军挺进武汉，回到家乡狮子口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斗争土豪劣绅，推动了这一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1933年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1月，“中国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担任第一任主席，后任“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总指挥，是北京“一二·九”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 王仲华与高志远结识后，经常到京华公寓与高志远相聚，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本着这个信念，在相处大约有两个多月后，与高志远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在高志远从北平回家之前，王仲华与高志远做了一次深谈，建议高志远兴办民团，抓枪杆子，积蓄抗日力量。回到老家之后，高志远与王仲华还有书信往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于1933年5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冀东地区被定为“非武装区”，其时国民党政府有名无实，共产党力量薄弱，日伪统治也未稳固，这种“政治空白”造成冀东地区进入无政府状态，社会动荡不安，城乡土匪活动猖獗。为了保家安身，各村相继成立了联庄会和保卫团（自卫团），保卫团的武器按各户土地多寡摊钱买枪，一般为50亩地买一条枪，也有的地方是30亩地买一条枪，不足30亩或50亩则按此标准几户合买一条枪，庄里青壮年都为团员。高志远变卖部分家产，给自卫团购买枪支，许多绅家富户在他的带动下也出钱为自卫团买枪。由于高志远为人仗义，办事公正，枪法又好，大家推举他为马城自卫团队长。 高志远组建自卫团后，先后消灭了在马城一带作恶的胡宝山、在滦县东南、乐亭北部作恶的刘兰亭等多股土匪。 1933年6月，大汉奸刘佐周率部进驻滦县。刘佐周，辽宁凤城县兰旗乡立新村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刘佐周受到日本教官是永的赏识，毕业后经是永推荐，任讲武堂教官，后出任汉奸李寿山“大同部队”参谋长、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炮兵团长等职，与侵华日军合作，围剿邓铁梅、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自卫军”。1933年5月，日军进犯冀东地区，为配合汉奸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经是永推荐，刘佐周以少将军衔招募、组建两千余人的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任总队长，由日本关东军供给武器、弹药、服装。6月3日、10日，刘佐周率部分两批由辽宁凤城乘火车进驻滦县，成为侵入冀东地区的第一支汉奸队伍。 刘佐周进驻滦县后，看到民众保卫团实力雄厚，企图将其为己所用，以举办“高中速成补习学校”的名义，在滦县南关苗圃场开设军事训练班，招收有文化的社会青年200余名，灌输亲日思想，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初级军官，毕业后派到民团担任副队长和教练员“辅导训练”，实则企图通过这些人“偷梁换柱”，吞并民团。1934年，刘佐周在滦县召开县内各民团团总、负责人会议，宣布改编民团，全部归其领导。 为抵制刘佐周的卖国行径，高志远联系段庄的段仓文、长凝的王宝三、魏庄的魏恩荣、殷庄的殷勤章、殷焕章、小陈庄的陈宇寰、木梳庄的赵云昌等民团负责人，共同决定举行起义。1935年2月21日，高志远在马城率先举义，滦县三区、四区（倴城）、五区（胡各庄）的民团和联庄会纷纷响应，史称“马城起义”，日伪则称之为“滦县民变”。 刘佐周得知马城民团起义，当即派出以他叔父“刘三阎王”为队长的三百多名“马队”进剿，被早有准备的起义民团击败，北窜滦县。刘佐周不甘失败，亲自率领保安队一千多人“追剿”。起义民团武器装备不如保安队精良，人员没有保安队多，更无作战经验，难以抵敌，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倴城北牛东庄石桥，与保安队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保安队打垮。高志远等十几名起义骨干逃脱，隐蔽到海边李八廒。 刘佐周抓捕高志远未得，把多余屯高家洗劫一空。高志远的妻儿先是逃亡到今滦南县倴城镇皂户村，刘佐周侦知后派保安队追捕，高家人得讯刚逃出村子，保安队即已进村。高家人只得逃往唐山，后改名换姓，投奔在抚宁县台头营经商的多余屯陈姓人家隐居。 但高志远雄心不颓，决心除掉大汉奸刘佐周。 为刺杀刘佐周，高志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通过与其有深厚交情的朋友、抚宁县七家寨人许维纯结识了许的朋友、时任滦县伪警察局长张受民。张受民是东北人，曾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失败，被刘佐周等裹挟到关里，受任滦县伪警察局长。张受民具有爱国思想，从心里佩服高志远，做了高志远的“内线”。不久，张受民提供消息，刘佐周将到唐山开会，并掌握了刘佐周返回滦县下火车的准确时间。 高志远侦知刘佐周的行踪后，与好友、多余屯人陈国武到滦县老车站北泡石淀村租了一间民房作为落脚点，由高志远的妹妹看屋儿，往来于泡石淀与火车站之间。 1935年8月4日接近中午时分，刘佐周乘坐的快车停在滦县老车站。车门打开，车上涌出一群保安队，簇拥着刘佐周及其护兵从北站台过铁路到南站台。这时南站台已经停稳一辆小汽车等待刘佐周，车旁有几个日本兵持枪护卫。 此时高志远早已化装成一个厨师，腰系围裙，臂挎扁篮，篮子里有大葱、辣椒等物，下面藏有手枪和两颗手榴弹，准备进入车站。陈国武也已隐蔽在北边的横山脚下，准备策应。 火车刚进站，高志远就往站里闯。作警戒的路警拦住他不准前进，高志远指着篮子说，我是路北客栈里的大师傅，等着给客人们下菜，趁火车没开动，先过去。伪警没看出什么异样，便把高志远放进车站。在南站台上，刘佐周正与日本人谦让进汽车。高志远手疾眼快，抽出篮子里的手枪，向刘佐周一点，刘佐周应声倒下。埋伏在横山脚下的陈国武听到枪响，知道事已发生，便由北向南开枪，牵制保安队的注意力。保安队和路警听到北面枪响，闹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对高志远没注意，只是趴在地上，准备迎战。 但在一旁警戒的一名日本兵发现了高志远，立即瞄准射击。高志远抬手一枪，打中日本兵的胳臂，接着扔出一颗手榴弹，想趁烟雾逃离，不料另一颗手榴弹也被带出，落在脚下炸响，高志远一只脚受了重伤。 日军和保安队手忙脚乱，一面把刘佐周抬到附近的“黄浦医院”抢救，一面出动马队和巡逻兵，四处搜索刺客。 高志远忍着剧痛翻过铁路，朝正北方向撤离。跑了一段后，觉得不妥，因为陈国武在北边，如果骑兵追来，两个人都会落于敌手。于是折向西北，逃到离车站不远的小村“郑家场”。郑家场村东有座老母庙，庙旁有一丛柳树棵，高志远眼看敌兵追来，便钻进了柳丛。敌人很快远去，高志远起身，时走时爬，逃到张庄子村西的一片高粱地里。张庄子邻村大横营人王定会正在地里给东家干活，抬头发现前面趴着一个人，身上带血，腰插手枪，吓了一跳，赶忙问：“你是干啥的？”高志远说：“我把刘佐周打死了，扔了一颗手榴弹，把脚炸伤了。”王定会听说打死了刘佐周，猜想这一定是个好汉子，忙把自己腿上的带子解下来给高志远包扎伤口。高志远不敢久待，很快折而南行。 挨到晚上，高志远爬进秦庄村北一家菜园里。菜园的主人是秦庄农民李贵枝，听到响动，摸到近前一看，菜地里趴着一个人。来人自我介绍说：“我是高翔云”，又把如何刺杀刘佐周、如何受了伤的情况说了一遍，请求李贵枝帮助。李贵枝听完高志远的介绍，扶起高志远要走，高志远说实在走不动了，李贵枝把他藏在一块黍子地里。黍子长得很强，黍秸搭在一起，遮得很严密，不近眼细看，很难发现。 高志远看出李贵枝是个老实厚道人，心地善良，很是放心，加之伤重不能走路，便住了下来。李贵枝瞒着家里人给高志远按时送水送饭，每次见面，都用暗号联系。高志远十分谨慎，经常改换自己起居位置，所以见一次面，就得联系一次。李贵枝除送水送饭，还利用进城卖菜的机会，给高志远买回伤药，为他涂擦伤口。 经两三天精心照料，高志远恢复了体力，伤痛减轻，决定要走。临行前，李贵枝给高志远换了一套衣服，半夜，二人启程。高志远把手枪交给李贵枝拿着，双手扶着李贵枝的胳臂，一瘸一拐地向东南方向摸去。二人绕过县城，到了南关分手。 高志远连夜向南摸索，逐渐脱离险境，后到汀流河民生刘冠英处疗伤，伤好后避居天津。 高志远刺杀大汉奸刘佐周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冀东乃至华北各地，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报刊纷纷报道，日本的《关东报》，伪满的《满洲报》也报道了他们认为不幸的消息。高志远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在高志远起兵抗日的时候，整个中国也掀起抗日高潮。一九三六年春天，华北地区各界群众建立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和知识界抗日救国的联合组织，于1937年二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华北各界救国会”，不久转移到天津。华北各界救国会是统一战线组织，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由国民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王若僖任主任委员。王仲华成为华北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负责组织部的联络工作，又任军事部部长，经常奔走于山东、冀南、冀东以及察哈尔、绥远各地，期间以卖木梳、卖篦子为幌子，到多余屯与高志远接头，二人再次见面。其后，王仲华几次将高志远带到天津，对他进行短期政治、军事培训，并将他引介给华北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后改称“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1937年9月，高志远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并当选为委员。1938年六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于7月16日举行“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建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组建“冀东抗日联军”，由无党派人士高志远任总司令，共产党员李运昌、国民党人洪麟阁为副总司令，成立三路指挥部，高志远为第一路司令员，王仲华为政治主任，李运昌为第二路司令员，胡锡奎为政治主任，洪麟阁为第三路司令员，杨十三为政治主任，会后分别准备组织起义。 王仲华到多余屯后，高志远向他引介了滦县（今滦南县）胡各庄一带148村的联庄会会长陈宇寰、殷庄、大马庄等10村联庄会会长殷焕章、西兰坨、司各庄一带48村保卫团团长刘天瑞、西张士坎一带18村保卫团团长高荣久、大李庄一带民团队长李文芳、长凝一带民团队长王宝三、魏庄、孙庄一带民团队长魏恩荣、司各庄学校校董兼保卫团团董吴紫阳、方各庄一带联庄会会长曾继先、胡各庄一带民团队长孙善蛟、抚宁县台营乡大乡长兼民团团董许世隆以及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曾任青岛市保安处中校副处长的滦县杜峪人韩际新、刘冠英等一大批掌握武装、在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和曹致福（晁子孚）、陈家宝、宿树栢、戚树雨、张子川（张老八）、于从杰、王仲杰、李绍文、赵培兰、刘毓芝、于柱国、李麟生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在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前，王仲华还经常在高志远家里会见一些爱国人士或召集重要会议，先后来过高志远家的人有洪麟阁、杨十三、李运昌、胡锡奎、陈宇寰、李润民、丁振军、刘冠英、王平陆、许世隆、殷勤章、殷焕章、李光宇、张其羽、黎巨峰、李楚离、朱其文等人。王仲华在多余屯的一切活动经费都由高志远一家承担。 1938年7月3日夜，王仲华、高志远在高志远家召集刘冠英、殷勤章、殷焕章、王宝三、李文芳、于柱国、李麟生、魏恩荣、李绍文、赵云昌、成秀、毕醒愚等人，召开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此时日伪已觉察到冀东要举行暴动，并侦知王仲华、高志远等在多余屯开会，当夜派出伪警察和保安队包围多余屯，抓捕与会人员。天亮前，有村民报告高志远，伪警察和保安队已经进村。 高志远当即保护王仲华突围，命令其他与会人员分头冲出，约定突围后在村东滦河套会合。在滦河套，王仲华和高志远做出决定，派出人员，联络陈宇寰等人，5天后，于7月9日共举义旗，提前暴动。 1938年7月9日，王仲华、高志远在多余屯打起武装抗日大旗，陈宇寰在小陈庄、殷焕章在殷庄、大马庄一带、赵培兰在坨里、杨岭一带、张子川和于尚清、杨兆元、戚树雨在沈营、胡各庄一带、陈家宝在大陈庄、龙王庄一带、曾生远在方各庄、高荣久在上坡子、孙善蛟在公案桥、沙窝一带、宿树柏在麻各庄、潘庄一带、晁子孚在喑牛店一带、赵云昌、毕醒愚在长凝、木梳庄、毕庄一带，7月16日后，刘天瑞、刘生跃、姜有余、刘玉山、刘廷瑞、刘龄、刘连太、刘庆林以及刘印河父子等十多人在兰坨庄、吴紫阳、吴绍舟在吴庄一带、刘毓芝在小二里庄、沙沟子、狼窝一带举行暴动。短短数日，“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所部组建了司令部卫队、11个总队、3个独立总队、1个昌黎支队等21支队伍，有抗联队员2.49万名，分别占冀东抗联队伍总数的36.8％、占冀东抗联队伍总人数的35.6％。 在暴动的当天，高志远的塾师李麟生为他将名字“高翔云”改为“高志远”，勉励他志存高远，抗日报国。 暴动后，“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部经三次战斗，攻取了乐亭县城，建立了抗日联合县政府，两次攻打滦县城，光复了今滦南县、乐亭县大部地区和滦县、昌黎南部地区。 7月21日，陈宇寰率部和平光复今滦南县城倴城。7月23日，高志远、王仲华率部进入倴城，正式宣告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升起了一面长一丈二、宽五尺的“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红旗，以总司令高志远、副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的名义，张贴出宋体石印的“冀东各界人民团结抗战”布告。 为配合、支持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八路军组建“第四纵队”，由平西抗日根据地赶赴冀东。但在计划建立位于今秦皇岛市青龙县的都山根据地受挫，暴动引起日伪恐慌，聚集大批日伪军“进剿”，秋天将至，抗日行动即将失去青纱帐掩护的形势下，第四纵队提出西撤平西，对冀东抗联进行“整训”。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等冀东抗联领导不同意西撤，但经过王仲华等人的工作，在第四纵队领导答应“冀东抗联明年春天整训结束即返回冀东”后，高志远等同意西撤。10月初，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西撤。 冀东距离以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800多里，其间须通过驻有大量日伪军、防范极为严密的唐山、天津、北京地区，跨越白河、长城、京张铁路等险阻。在无数次血战中，冀东抗联副总司令洪麟阁、抗联高志远部副司令陈宇寰等一大批将领壮烈牺牲，部队大部溃散，7万多人的冀东抗联，成建制的部队除了李运昌率110多人中途返回冀东，只有高志远、王仲华率领1000多人到达平西。 然而，史料对高志远到达平西后的记载，却让我既失望又痛心：虽然语焉不详，几乎所有史料都记载，高志远在平西竟然“私通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变”，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处决，枪毙了。 高志远在1938年10月底到达平西，小半年儿时间里，咋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由一个孤身刺杀大汉奸的虎胆英雄、组织领导了那么大规模的抗日暴动的起义领袖，变成了私通“反动军阀”、“企图投敌叛变”的叛徒？是他意志不坚定，还是吃不了根据地艰苦环境的苦，产生了变节思想？ 这成了我一段时间里解不开的心结。有意无意地，我对有关高志远的资料留上了心，哪怕在别的文字中有只言片语，也认真阅读。而随着阅读相关资料越多，我对高志远“企图投敌叛变”的说法却越来越产生了疑问，更觉得高志远被“处决”，存在着很深的历史根源、环境影响，掺杂着人性因素。逐渐地，我生出一个念头，想写一部《高志远评传》，好好地写写高志远，写写高志远所处的那一段历史。 2013年前后，我有幸结识了高志远的长孙高小平兄。高小平也是一位奇人。1967年9月下旬，随父母定居滦县兴隆庄、年仅18岁的高小平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与钱万盛、唐玉振、张振起、尹宏有、冯宗臣等青年趁夜在滦县县委门口张贴《告滦县人民书》、在城关张贴写有“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内容的83张标语，制造了著名的“八十三张反标案”。1971年5月，“八十三张反标案”案破，1972年2月，高小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滦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入狱达13年，直到1985年2月平反，宣告无罪出狱。 高小平出狱后，在与滦县各界人士的接触中，了解到祖父的许多事情，且多为正面评价，其中不乏对高志远的崇仰之情。但阅历丰富的高小平认为，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可以改变的，自己的祖父在情况紧急的特殊形势下，是否能坚持抗日志向，识大体，明大节？还是架不住诱惑，贪生怕死，忘记国恨家仇，屈膝变节，背叛初衷而助纣为虐？对祖父究竟在平西是否有叛变行为，必须经自己亲自寻访考证，绝不能因为是其孙子就感情用事，如祖父真被冤枉，就一定竭尽全力为之伸冤，如祖父真有变节行为，将与之划清界限，不再浪费功夫。 此后几年时间，为求得真情，高小平隐瞒身份，先后多次到平西，认真探访，细心考察，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到河北省涞水县等地，走访了年岁大且记忆力好的当事人、当年的老抗联、后来的老八路不下百余人，到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郑州、开封、武汉、南京、南昌、福州、广州、佛山、成都、吉林、哈尔滨等地，寻访曾与祖父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记录文字，录音录像；到北京国家第一档案馆、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天津历史博物馆查阅资料；到天津查阅日伪时期警察局的档案，托朋友到台北和东京相关部门查阅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通过老人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和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高小平得出结论：祖父高志远被杀是一桩冤案。众多的人证、大量的史料证实，高志远被处决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平西根据地山多、地少、人烟稀，生产力低，冀东抗日联军到达平西后，一缺粮草，二缺弹药，三缺人员。高志远的“拜把子哥儿们”、跟随高志远西撤到平西的抗联第38总队总队长赵云昌是当时寓居北京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义子，赵云昌是富家子弟，受不了平西的艰苦生活，提出去北京吴佩孚处，高志远答应了赵云昌的请求，并希望通过赵云昌，请吴佩孚资助一些粮饷，同时，吴佩孚的部分部下、家属在房山的“十八台”地区莲花山瑞云观隐居，高志远在到瑞云观观览时曾与其有过接触；二是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西撤，造成冀东暴动失败，到达平西后第四纵队建制被撤销，在1939年2月新组建的冀热察挺进军取而代之，成为平西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939年3月，高志远认为抗联在平西的整训已经完成，要求返回冀东，但冀热察挺进军虽然最初的战略构想是“打回冀东”，此时却已转向“巩固平西，发展平北”，不践当初第四纵队“第二年春天整训结束抗联即返回冀东”之诺，不同意抗联回返，高志远提出，冀东抗联是“友军”，冀热察挺进军无权限制抗联的行动；三是恰在此时，抗联一名侯姓低级军官强奸妇女，一向治军严格、扶弱除恶的高志远召开抗联指挥部会议，议决枪毙这名军官，侯姓军官是高志远的机要秘书陈飞的表弟，陈飞向高志远求情，看在自己的面子上饶过自己姑姑这个唯一的儿子，高志远拒绝，侯姓军官被执行军法。陈飞怀恨，向冀热察挺进军“揭发”高志远“勾结吴佩孚，企图叛变投敌”。不久，冀热察挺进军以“宴请”为名，诱捕了高志远。关于如何处置高志远，王仲华、原第四纵队领导和冀热察挺进军主要领导发生严重分歧。冀热察挺进军主要领导提出“处决”高志远，王仲华一再申明：“如对高志远有怀疑，审查可以，杀绝不可以！”原第四纵队一位领导说：“咱们从冀东把高志远的抗日联军接迎过来为的是啥呀？还不是等把抗日联军整训好了再打回冀东去？高志远在冀东挺有威望，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将来要想在冀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还得用高志远呢！我认为高志远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让他到延安学习学习，受回训不就行了吗？”但“胳膊拗不过大腿”，1939年4月27日，冀热察挺进军在驻地河北省涞水县山南村召开公审大会，将高志远枪毙处决。处决高志远时，还让他在会上说说。他说：“唉，没啥说的！我只嘱咐冀东的抗联战士们，一定要继续打日本鬼子，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过去我是满脑子浆糊，今天我才清醒过来了……”，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服！崩吧！” 处决高志远时，王仲华没到现场，而是在自己住的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走，越走越快，差点跌了，嘴里只嘟囔着一句话：“杀错了！杀错了！”高志远被处决后，王仲华接任冀东抗联司令。王仲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因高志远受牵累而被隔离审查的全部人员，亲自为高志远擦身子，穿新衣，买当地最好的棺材装殓。随后，王仲华和刘冠英把陈维和高志远的同村好友周士亭招呼到一块儿，说：“老高同你俩是一个村的，关系又挺好，你俩把老高他们埋了，立块碑，等日后他们家人起灵时，你们也好带个路。”王仲华、刘冠英给高志远和一同被杀的抗联参谋处长李荣久立了两块石碑，每块大约一尺半宽，三尺半长，上面刻着“高志远之墓”和“李荣久之墓”，还有他们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安葬完了高志远，王仲华和刘冠英把陈维叫去，给了他一封信，让他到天津，把信交给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若僖和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供给抗联在津家属生活的路秀三。信的大意是，让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仍按以前的待遇照顾好高志远在天津的家属，标准不变。一个多月后，身体病弱的王仲华积劳成疾，于1939年6月病逝。 1991年10月8日，高小平正式向有关部门提出第一次申诉，要求重新审理高志远被处决一案，为高志远平反，并且提出，作为高志远的后人，提出申诉，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利益，更不想追究谁的责任，只是想澄清高志远本人的问题，还他历史的本来面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他，还英雄人物的清白，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精忠报国。从此以后直至2016年，25年间，高小平向各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寄出申诉信200余封，并于2011年得到中共滦南县委的帮助，由县信访局代高志远家属向有关部门申诉。高小平的努力虽然至今无果，但已年届七旬的他仍在为之奔走。 与高小平认识后，我掌握了更多关于高志远生平的史料，更了解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山市、滦南县、滦县的党史部门、党史研究者和多位冀东暴动研究者早已对高志远被处决的原由提出异议。1986年，时任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田益庭撰写了《对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与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滦县党史研究室进行了交流；1988年，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其主编的《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一书中，首次提出对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变”的说法存有争议；1994年，时任滦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发写出《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认为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变”的结论无据，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秦戈写成《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一文（后以同名专著出版），认为高志远是一位爱国者，是抗日的功臣，应该给予正当评价；1995年1月，滦县知名历史学者唐向荣写成《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变”案考实》一文，对高志远“从民间侠士到抗联司令”、“吴佩孚与高志远的间接交往过程”、高志远被处决于平西“起因于挟嫌诬告”、为“严酷环境下的紧急处置”等史实进行了考证，对处决高志远“合乎程序但不合乎事实”、高志远案“反常的后果及其根源”进行了辨析，得出结论：“高志远由民间侠士成长为除灭汉奸的民族英雄、毁家纾难的爱国志士和众望所归的抗联总司令，是传统道德、民族大义和共产党员王仲华教育引导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体现。1939年4月以'企图投敌叛变罪’被冤杀，系一错案”，“对战争环境下的疑似之迹和后来多年的堆垒之词，应予澄清”；1995年8月，年已66岁、离休多年的田益庭写成《孤胆除汉奸、舍家去抗日——高志远“叛变案”的研究与辨析》一文，认为高志远因与吴佩孚有联系定罪为“投敌叛国”实属一大错案，错案必须平反，冤案必须昭雪，尊史重据，实事求是，让历史复原本貌；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纂工作，并由此开始研究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研室研究员张宝仓认为，关于高志远的历史问题，党内早有不同意见，后来也一直有分歧意见，在写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经请示上级，对“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条目进行了比较简单的处理，并因之不提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等很多人的名字。从高志远的实践来看，在1937-1938年关键的战斗岁月里，他主要是功，他参加起义，服从党的领导，担任总司令，指挥作战功勋卓著，均已载入史册，至于叛变之事，只是听说，并无行动证明。根据掌握的材料，冀东起义领导成员里，无论是党员还是爱国人士，均为民族志士，也可以称为英雄，理应恢复历史面目。给高志远司令员做出正确评价，丝毫无损于我们党和冀东人民的形象，只能更加显得我们党领导的的正确、伟大。 这些史料和众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坚定了我写作高志远传记的决心。2014年6月，我有了比较充足的时间，立即着手写作高志远的传记，并定名为《高志远传》。两年多后的2016年11月初，《高志远传》初稿完成。2018年10月，《高志远传》印制成书。 在《高志远传》的前言中，我写道：写作本《传》，是本着“要把它写成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搜寻、收集、使用史料，且对贬低、贬斥高志远的资料，也并不排斥，而是径直铺排，以更有利于辨证史实、识清面目，故本《传》在引用时，凡电报、书信、证明文件等均以原文出现，不做取舍、改动，《传》中引用人物语言，均为原语，并注明出处，而非作者创作；长期以来，部分高志远的战友、部属、高志远的乡人、后人，一直为其抱屈鸣冤、奔走呼号，以期为高志远“平反”，但本《传》志不在此，本《传》意图仅在尽量贴近高志远所处的时代、环境，还原高志远其人其事，“平反”，应该是“组织”的事。《高志远传》的“后记”则以一问一答结尾：高志远，是冀东历史的天空中一颗永远闪烁的星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不只高志远，陈宇寰、吴紫阳、吴绍舟、曾生远、魏恩荣、田贵新、丁万友、吴景海、刘天瑞、姜有余、陈家宝、宿树柏、赵书铭（按：以上诸位均参加了1938年冀东暴动，先后在抗日斗争中牺牲）……以及许许多多仅只留下姓名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抗联战士，这无数颗星星，都将在冀东历史的天空永远闪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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