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和儿子看了一部关于徽班进京的电影。回来路上，我给孩子得得了半天什么接受美学啊，大众审美啊……儿子只是怅然地说了一句：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了。我又责怪他说话“说不清”，其实是我没听懂。 孩子的意思是：正因为在传播中受到大众审美的影响，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经典也是被“选择”过的，因为很多“在它的时代”不被接受的事物，就被淘汰了，被驱逐了，被选择了…… 事实上，文本的传播，甚至艺术的传播也是如此，充满了各种矛盾因素。 偶然与必然。比如说南朝梁代的刘勰，一介布衣背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拜倒在沈约，当朝宰相和文坛领袖面前，每当我想到这一刻，还是很感动。如果沈约不是把刘勰扶起来，而是乱棒哄走，那么中国文学史将多么黯淡！不过，我们再看看刘勰所处的时代，萧梁王朝，本来就是一个文学的盛世，所谓文学盛世，就是一个又一个像沈大人这样愿意提携后进和刘勰这样把名利置之度外的一介布衣共同营造出来的。正如北宋的欧阳修看见苏轼这个后生的文章后，一边后背发汗，一边说不知几百年才有这样一位风流人物，老夫要给他让出一头地来…… 流行与经典。《文心雕龙》在崇尚华丽文风的六朝，是不被重视的，虽然得到沈约和昭明太子的欣赏，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左右文坛。但，一千五百年后，文学界两大显学，一个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另一个就是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 《西厢记》《牡丹亭》都曾经是禁书，但人们的心灵是无法被禁锢的，甚至越禁锢，反而从反面爆发出一种强烈的渴望！对文学来说，衡量经典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流行和高雅，而是是否回应人类最深处的感情需求，这种需求是全方位的，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但一定是顺应人性的。 这把尺子是“情感”，所以我不是很认同那些诗教说，认为文章一定要有什么教育作用。如果有教育作用，那也一定是基于情感表达之外的衍生品。如果，一个作家写作初心是教育，而不是自由心灵的表达，他在艺术上就已经输了。我并不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价值有多高。 还原与重构。翻开新一版的文学史，除了注重各种艺术形态的交互影响，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我觉得和袁行霈版最大的区别是价值重构！比如，给《金瓶梅》设了专章论述。 事实上，唐宋词的每一本选本，就是一次价值重构。作品一经诞生，就走进读者的视野，被不断地审视，甚至篡改。所以研究唐诗的人，首先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把《全唐诗》通读下来。 先还原，然后再重构！ 我常说，每个人心中应该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并不是为了品第高下，而在于感受不同的美学形态，以及各种文体、文风以及作家的人格带给我们的感动、经验及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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