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内阁人物：王宠惠

王宠惠(1881.10.10.-1958.3.5)，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出生于香港荷李活道75 号的道济会堂。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宠惠一生中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的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王宠惠

“钦字第一号”大学生

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于香港。1895年，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考取了朝廷办的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科，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也就是皇上认证的第一个大学毕业证书。因为领受该文凭的是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钦字第壹号”文凭，所以称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的原件现存台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一书收入了该文凭的影印件。因此，王宠惠可以说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先就学于加州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一时期，王宠惠游历法国和德国等国考察法律，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其时，《德国民法典》颁行未久，成为各国法学界关注热点，但此前，这部经典之作却一直没有较为成功的英译本。王宠惠萌生了向英文法学界译介《德国民法典》的念头，并立刻开始着手翻译工作。最终，这部凝聚王宠惠心血的《德国民法典》译本在1907年问世，由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王宠惠声名鹊起，第一次奠定了其在世界法学界的地位。
王宠惠的英译本有多么成功？以下事实可供佐证：该译本一经推出，迅即成为欧美各大学用英文讲授《德国民法典》的通用教材，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保持经典教材的地位，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大学时采用的正是该译本。所以，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之后，遇到来自中国的客人，不论海峡哪边，他都愿意特别向王宠惠这位中国法学家表达他的敬意。

立法神州

1911年4月，清廷电召王宠惠回国参与宪法修订，但此时的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王宠惠回国后并未赴京就职，而是南下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宠惠先是担任广东军政府的司法部长，随即到上海担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顾问，助其光复上海和南京。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王宠惠以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的身份参加了与北方代表唐绍仪的谈判。王宠惠作为广东代表被选举为会议副议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在任期间，妥善解决了泗水事件，一改满清弱国外交，取得了近代以来少有的外交胜利，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有着较为显著的意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后解任，南京政府原总长、次长也悉数引退。为表彰首任内阁人员的开国贡献，孙中山特命制作“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逐一颁发给王宠惠等人，王宠惠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

不久之后，袁世凯当政，命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宠惠出任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随后王宠惠与袁意见不合并辞去职务，随后他在《中华民国宪法当议》一书中，设计了一套宪法草案，这套宪法架构以系统的、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民初的政学两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标志着王宠惠宪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袁世凯任总统后，王宠惠与时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等人“事事恪守约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袁世凯公然破坏约法，唐绍仪毅然辞去总理职务，王宠惠亦与蔡元培等其它阁员一起辞职，希望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王宠惠辞职后赴上海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并参与了复旦大学的早期建设。不久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同时从事法学研究。

在上海的这一时期，王宠惠深入研究了《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平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对中国的宪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理论架构，对当时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宠惠不仅埋头于书斋，还借用各种机会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法制架构。

1918年7月，王宠惠回到北京，担任法律编查会会长，随后，法律编查会扩充为修订法律馆，王宠惠和董康共同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按照官制条例，修订法律馆“掌编纂民刑事各法典及其附属注规并调查习惯事项”，即主要为政府提供立法草案。不久之后，王宠惠主导编写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

1919年，巴黎和会举行之时，由王宠惠与蔡元培、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倡导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给中国代表团发去通电，坚决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迫于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并且迫使它的政府屈服”。在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王宠惠积极奔走，解救被捕学生。

1920年8月14日，王宠惠就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王宠惠出任院长后，秉承法制原则，对大理院的一些事务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当时的司法发展。

华盛顿会议:王、顾合作战日本

一战爆发后，日本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从而酿成了中日之间的“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力图收回山东权益的努力遭到了挫败，为此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王宠惠非常清楚美国“诉诸国际舆论，抑制日本对华扩张”的目的。他力主中国与会，利用日美矛盾，解决“数十年来失败之外交及久悬之山东问题”。为此，中国以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大理院长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的130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只有40人左右)。施、顾、王三人做了精心准备，并按照个人专长进行了具体分工。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外交部来电征求顾维钧的意见，即施、顾、王三人的排序问题时，顾维钧推荐施肇基为第一。由于在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排序中顾维钧列第二，施肇基列第四，引起施肇基的极大不快。顾维钧回忆说，当施肇基得知自己名列第四时，“面色铁青、温然不语”。名次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代表团内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和摩擦，牵扯了不少精力。所以出席华盛顿会议时，顾维钧让施肇基列第一，因为王宠惠顾大局、有绅士风度，而且顾、王私交不错，顾维钧曾与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王宠惠的哥哥王宠佑是好朋友。当王宠惠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时，顾维钧担任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院秘书，两人由于工作关系而经常接触，而唐绍仪既是顾的岳父，又是王的上级，对两位年轻人都很器重，由此顾、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密切合作，为中国挽回了不少权益。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绝不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要求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但会议“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山东问题的会谈于会外进行。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英美派观察员列席会议。胶济铁路在山东问题中最为重要。日本代表首先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国在铁路贷款协定中的地位，与中国合办胶济铁路。中国“因为铁路己经修好，己在运营了;铁路贷款协定已不再需要”，提出偿还贷款，赎路自办。“日代表迭次坚持合办，几至决裂。”由于顾、王密切配合，终于迫使日本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了“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买”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延续多年的胶济铁路问题及整个山东问题遂告解决，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项重大胜利。王宠惠在会议上提出了撤销领事裁判权案，为后来继续交涉治外法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至于中国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问题，日本以此为中日问题而采取拖延态度，直到1922年2月2日，即华盛顿会议闭幕前四天，才开始讨论。日本声称废止“二十一条”将开一个取消原有条约的恶例。王宠惠严厉指出:“二十一条”是中国在日本的胁迫下接受的，“在国际史上空前绝后，更何贻例之可虑?”相反，废除“二十一条”可以防止将来不再发生这种“奇特之事”。迫于形势，日本做出了让步并宣布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

王宠惠、顾维钧等人在华盛顿会议上展示了良好的职业素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华盛顿会议成为第一次为中国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会议。为此北洋政府特授予施肇基、顾维钧一等大缓嘉禾章、王宠惠为一等文虎章，以表彰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突出表现。

好人谋国

1922年的5月，王宠惠参与联署了胡适、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共同发布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号召“好人”参政，期待“好人政府”，并进而提出了国内政治势力和解、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和财政等多项具体措施。由于联署者大多具英美留学经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篇参政宣言，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廉能政府的期待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同年，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辞职后本由唐绍仪接任，并由王宠惠任教育总长，但因唐惧直系势力未抵京赴任，王宠惠代理总理。9月19日，在直系的权力争斗中，王宠惠作为各方都能接受得“好人”，受命组阁。时人即称之为“好人政府”。

到任之后，王宠惠的施政很快就出现困难。政府财政几近崩溃，国家军阀割据导致税收无法保障，政府运行还需仰仗各国借款，更让王宠惠难以介怀的是由于军阀派别间的争斗，自己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王宠惠几有拂衣竟去之意，但一经激励又复安坐如故，王宠惠先后数次辞职，均为吴佩孚等以顾大局而慰留。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同年11月29日，王宠惠请辞，“好人政府”结束。王宠惠的好人政府历时两个月零六天，如昙花一现，虽在废捐裁员、财政教育等方面并非毫无作为，但受制于政治环境，未能够实践之前其联署的好人政治的主张。

参订法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宠惠受命担任司法部长。1928年，王宠惠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 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 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 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 刑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立足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它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至于民国宪法，从北洋开始到1947年，历经无数版本，王宠惠虽都有参与。

抗战前夕临危受命

1937年3月，王宠惠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宠惠一方面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要求日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事态扩大。但日本不仅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进一步发动“八一三事变”，于1937年11月占领全上海，极大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王宠惠判断英美可能会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为此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国联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向日本施压。但当时英国在欧洲搞绥靖、美国则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所以国联大会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协议，而且这两次会议造成了恶劣影响，“比惨败还要坏，简直是一场灾祸。

鉴此，作为亲英美派的王宠惠逐步认识到获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性。1937年8月21日，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对日本长期执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怒地表示:中苏“偏要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机和特殊的局势来签订(条约)，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通过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为中国跻身四强而弹精竭虑

1941年4月，王宠惠调离外交部，转任战时国家权力中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但他仍在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在战后建立一个防止侵略的国际机构和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王宠惠经常思考的问题。1942年7月4日，王宠惠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呈送蒋介石，提出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应与原来的国联有两点不同:

第一、理事会为常设，以便随时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与其他一匕会员国组成”，中、美、苏、英四大国对发起新的国际组织起特殊作用;

第二、废除原国联盟约任何决议须一致通过的原则，规定出席代表2/3同意即通过。

但是，美、苏、英对于中国寻求大国地位心态各异。如何利用它们的矛盾而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对中国外交官智慧的考验。1943年11月22日26日，为了协同对日作战，并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并成为中、英、美三国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会议期间，王宠惠起草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节略，作为蒋介石个人意见送交美方，提出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英国代表提出把草案中“满洲澎湖台湾当然归还中国’修正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把“使朝鲜自由独立”修正为“使朝鲜脱离日本统治”，当即遭到王宠惠反对。王宠惠指出:“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归还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国对此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声言朝鲜既被日本侵略吞并如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决定其自由独立的地位，则将为未来留下重大难题。”英国代表辩解说，草案己经提到“日本由中国攫取之领土”，这些地方归还中国当然没有异议。王宠惠坚持认为如果不言明归还中国，则此次盟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的目标就不明显。由于美国代表赞同王宠惠的意见，结果会议决定维持原案。开罗会议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为中国收回台湾提供了法律保障。

1945年4月，王宠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出席了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由于中国在四强中的地位比较微妙，所以王宠惠、顾维钧等中国代表采取了在美苏冲突中偏向美国，但又尽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苏联的正确立场，使得中国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

1948年王宠惠出任南京政府司法总长，大陆解放前夕，他移居香港，以后赴台湾继续任司法院长，1958年在台湾去世。值得一提的是，王宠惠身居高位，却为人谦诚，一生清贫，去世前在医院的治疗费用也是他人赠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