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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碑学以来，论说魏碑书法者甚多，而对其书体特征、基本的风格样式形成的历史线索，至今尚无论说与证明。笔者将根据个人的学习体会，试图弥补这一缺憾。至于和本课题相关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二门楷法的传承及其与魏碑体的关系，将另文考述。 所谓魏碑体，即北魏刻石书法中作为主流、有其楷书典范样式的作品类型，以洛阳周围出土的皇室和元姓贵族墓志为代表。它的形成，历时较长，因素亦多，需要多方求证。一是把握书写的字形体势与风格，关注时间接近、可以作为参照的墨迹；二是考察刻石书法的自身发展线索；三是研究凿刻工艺时尚，了解它们是如何改造书写原貌，使之成为“二次完成品”的，尤其要注意比较不同用途的作品，如墓志和造像记的面目差异中刀凿因素所占比重等。就现象做简单、直观的判断论说，前人已失误太多，理当捐弃。（1） 北魏初期，拓拔鲜卑东西征战，乱世中的佛教也转向衰落。太武帝崇奉道教，于太平真君七年(446)诏令在长安屠杀僧侣，烧灭佛经，毁坏佛像，使佛教遭受灭顶之灾。文成帝即位，佛禁乃解。其复佛诏云： (释迦如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慕容白曜南讨青齐，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十数年，赖以颇振。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 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 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居。家贫，佣书自业。 从现有资料来看，写经与魏碑体的关系最近。例如，晋人写经《第五十三品释论》（图一)，字势倾侧而略呈梯形，用笔方折而平直带过，已初备魏碑体的基本特征；十六国写本《晋阳秋》(图二）略与之仿佛，表明写经和抄书的书写群体及其书写习惯风尚的一致性。斯风相沿至北魏，表现更为清楚。(图三、图四）而一旦加诸刀斧之迹，即会与同时的造像记、碑志中的某些作品无异。如果进一步美化规范，再经过凿刻的棱角夸饰，则将成为魏碑体的佳作。(图五——图七）
 十六国写本《晋阳秋》（图二）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写经卷（图三） 北魏大般涅槃经（图四）
北朝晚期大般涅槃经（图五）  西魏贤愚经（图六） 北周明帝二年（558）写经（图七） 这里，我们要有很好的想象力，以弥合墨迹与刻石之“二次完成品”的距离。相比之下，某些认真抄写的古书遗迹反而距魏碑体较远，如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书。（图八）此情形足以表明，魏碑体自通俗的类于写经的书法时尚中规范、脱化而出。 应该看到，在佞佛的风气中，书法取尚上下趋同，这对魏碑体的迅速成熟，形成一定的通行样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鼎盛的佛教和写经活动作为媒介，在不暇讲习文字，也不重视书法的北朝，能使北方广大地区的各类刻石书法面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是不可想象的。这样说，旨在强调写经和魏碑体之间的共性与亲缘关系，并没有把士大夫、文吏之书和写经等同起来。作为士大夫、文吏书法，应该以其文化修养和较好的书写能力，使笔下较多地体现工美规范，代表了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这也是洛阳、长安一带皇室成员、元姓贵族、达官显贵墓志书法多循精美一路的根本原因。作为写经书法，始终与实用、快捷等反映职业特色的功利性相联系，审美的需求远不如快写、多写以换取口食之资的目的强烈。所以，写经书法始终未能和雅文化衔接并融入主流，功利使然。换言之，写经成就了魏碑体，而其自身却只能当配角。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书（图八） 关于魏碑体在刻石书法中的历史线索，我们可以放到魏晋十六国北朝的大背景下考察，尽可能地复原其发展的全过程。 三国时期的楷书，曹魏仅传锺繇一家，无碑，系其楷、隶用途分明所致。东吴有三种：一为传皇象书《松江本《急就章》》，楷、草对照，楷作晋以后笔法，不足信；二为《葛府君碑》，传世拓本仅碑额十二字，字法近唐，前人业已疑之，本文亦不取；三为《谷朗碑》，凤凰元年（272）四月书刻，字在楷、隶之间，与楼兰出土《急就章》残纸的书体特征近似。上述作品均对探索魏碑体渊源没有意义，此从略。 晋人作品与魏碑体有关者，是南渡以后的墓志和边远地区的碑刻。其中重要者为东晋永和至咸安间（348-372)的王兴之夫妇、王闽之、王丹虎、王建之等王氏家族墓志，以及《刘剋墓志》，《王仚之墓志》虽然凿刻草率，而书字并同。（图九）其字楷隶杂糅，延续性极强，笔者曾视其为“工匠或佣书所用受时文影响而蜕化的铭石书”，其书写原貌也尽为刀斧之迹所掩。”（2）这里要补充的看法有二。其一，这类作品独立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士大夫书法风流之外，书体不能纯正，其风格特征和北魏前期的铭石现象颇为相似。此足以表明，魏碑体的形成与江左风流不在同一层面，而是建立在约定俗成的蜕化铭石书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入演进中的北方时文楷法而成。大量的典型魏碑体作品的隶书孑遗，也可以证明。其二，凿刻工艺南北亦多相同之点，它将有助于探讨魏碑体中“刻风”所占位置及其历史渊源。此外，出土于四川巴县的东晋隆安三年（399）《枳杨阳神道阙》、出土于云南曲靖的大享四年（405)《爨宝子碑》，均地处边远，书字与上述佣书和工匠作品近同，只是更为夸张，使方折坳翘的隶书本源更为突出一些。（3）(图十)
 爨宝子墓志（图十）爨龙颜墓志（图十一）
后赵元氏县界封刻石（图十三）后燕崔遹墓表（图十四）嘎仙洞祝文（图十五）山西大同地区传世和新发现的刻石作品，对了解北魏平城时期书法，以及考察魏碑体的形成，应该是最直接的。时间最早者为兴安三年(454)《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传闻新出于大同城南。字多方正，楷隶混合，极具蜕化铭石书的特点。稍后是和平二年(461)的《皇帝南巡之颂》残碑，石在灵丘县南笔架山。据《魏书·高宗纪》所载，和平二年二月，文成帝南巡中山、邺，三月返经灵丘，与群臣竞射，勒碑以志其盛。此碑意义重大，理当由善书士大夫书写。其字侧耸，为典型的楷法“抑左扬右”之势，然多隶笔，与魏碑体尚有一段距离。(图十六)再则，是碑去崔浩之卒不久，看不出有传卫书法的影响，抑崔氏所善，不及于碑碣铭石之书，亦未可知。此后还有延兴二年(472)《申洪之墓志》，字颇拙陋；延兴四年(474）《钦文姬辰墓志》，隶多于楷，形态古于《皇帝南巡之颂》，表明一种书法风气的形成，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选择和认同。刻于太和七年(483）的云冈石窟《邑师法宗造像记》，字颇朴厚，魏碑体的特征也强化许多，然其似非出自士人手笔，是以不能接续《皇帝南巡之颂》。出土于大同城东的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表》更加趋近于魏碑体，而残存的隶法表明，八分铭石书的正统观念影响尚在，尽管书刻者已不能熟悉古法，却仍在沿着习俗的惯性，在时文楷书中顽强地凸现这种业已淡漠的意识。(图十七）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故都平城人物凋零，书法也随之衰落。刻于正始元年(504)的《封和突墓志》、永平元年(508）的《元淑墓志》等均已成其魏碑体规模，然则技艺平庸，标志着平城书法的终结。（图十八） 皇帝南巡之颂（图十六）司马金龙墓表（图十七）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刻石书法进入全盛期。作为成熟之魏碑体的典范性作品，始见于迁洛之初。刻于太和十九年(495）的《尉迟造像记》，系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子牛橛所造，题记由属吏书写，故能工美，成为龙门造像的佳作之一。刻于景明三年（502)的《孙秋生造像记》，是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等二百人的造像题记，书写者萧显庆，应为与孙秋生等身份近同的善书文吏。是书气度恢宏，为龙门四品之一。刻于景明二年（501）的《郑长猷造像记》，书既不工，刻亦拙陋，以至于有学者疑其未经书丹，由工匠直接刻就。（5）实际上，无论其书丹与否，残留的隶意都在向人们提示其蜕化铭石书的本源，凿刻的夸饰则可以表明造像工匠阶层在用字上的书体滞后。上述作品的书刻情况很有代表性，对全面认识北魏造像记书法、乃至于各类刻石书法，很有参考价值。刻于太和二十年（496）的《元桢墓志》，是魏碑体初成的代表性作品，其点画体势都有了一定的样式，与造像记中同类作品异趣，表明其书刻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的作品是刻于景明二年（501）的《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字颇遒美而有楷模，后署“前国太农府功曹史臣茹仲敬造”，乃士大夫书志之坚证。其时墓志文辞尚未形成一定的格式，故有此特例。刻于同年的《元羽墓志》书法尤佳，字势紧媚，筋骨强健，然笔意情趣恨少，其掩饰尽在刀斧之迹。试以此志较之前述造像作品，同样存在刀斧改造夸饰的痕迹，而风格有别。由此不难想见，工匠群体的不同，其刻制工艺和习惯也可能有所不同，析论刻石书法，这种细节也不容忽略。(图十九——图二十四) 尉迟造像记（图十九）孙秋生造像记（图二十）郑长猷造像记（图二十一）元桢墓志（图二十二）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图二十三）元羽墓志（图二十四）由此可见，当全面汉化之际，魏碑体业已形成，积习既深，终难复归大雅。北周时贵游子弟弃赵文深而从王褒学书，既是书法上的去质就文，也是对纯正之雅文化的回归。其后宇内混一，书法则南风北渐，具有夸饰、刻厉特征的典型魏碑体也渐告消止。
关于汉晋南北朝书法的不平衡状态，如文化中心区与边远地区的差异、上层社会士大夫清流书法与下层民众用字及其书写趋尚的差异、南北差异等，笔者已有专文论及。（12）这里，拟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对汉文化的选择与书法之关系方面，对十六国北朝书法再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其中政治、文化的需求，远远大于文字规范，书法更在其次，这是总部纲。 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给黄河流域的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都国祚甚短，纵有汉化及相应的文化措施，亦收效无几。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先要从马背转向土地，亦即放弃固有的游牧文化，转向农业文化，开始其封建化进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认识、选择、改革、适应的过程，它不在于统治者任用多少汉族士人，只有统治者的自身汉化，才能从全局、从本质方面去复苏华夏文明。十六国没有做到。略可言者，不过是佛教的译经与传播而已。这一时期的写经、残纸、刻石等作品尽管传世不多，还是能够从其粗劣的现象中透出衰败的气息。关键在于，书法是雅文化的一种象征艺术，与通俗用字在形质、寄寓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我们今天欣赏其如何的拙朴生动，仍无法改变历史事实。 汉化是远离草原的结果，是出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选择。从北魏立国，武威北方，到孝文帝迁都洛阳、镇压包括太子在内的鲜卑贵族的叛乱，以巩固改革成果，前后百余年，汉化才初步完成，而鲜卑子弟深入到雅文化当中，解其三昧，还要更晚一些。（13）相比之下，佛教是外来文化，有助于统治，是以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均热衷于浮图。据《晋书·姚兴载记》所言，后秦时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其盛可知。北魏从平城后期到洛阳，渐次把礼佛活动推向高潮，这可以石窟寺艺术和兴建寺院为代表。石窟寺艺术伴随佛教传入而兴起于汉晋，其盛在十六国北朝，而论其普及、规模、数量、艺术水平和声誉，当以北魏为最。这种倚山开凿洞窟雕塑佛像并满壁绘画的礼佛活动，西起新疆、河西走廊，东至辽东，遍及北魏全境，其中最著名者如敦煌莫高窟、干佛洞、万佛峡、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庆阳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义县万佛洞等，时间晚至北魏末至东、西魏者尚不在内。寺院之盛，也是始于北魏，迁洛后全国寺院迅速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所，北魏末年增至三万余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余所。寺多僧侣亦众，佞佛之事亦繁，写经传经即其中之一。写经带动了通俗用字的书法发展，形成自发的、普及魏碑体的社会基础。实际上，从北魏后期至隋，小字墓志多有写经痕迹，这只要仔细审视附图五、六、七写经，即可明瞭，只是常为“刻风”所掩，容易被人忽略罢了。进而还可以确认，北朝士人书法之雅未能纯正，主要是其笔下与写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矜赏这种时尚。否则，启隋唐楷法之先、可能与崔卢之书传承有关的那些作品，何以不被人认知，在当时未能引领时尚呢?换句话说，由于长期的胡汉杂处，传统雅文化的稀薄，汉族士人自身的审美能力也在下降，在统治者不重视不提倡、善之无用的情况下，士人的工书很可能是“五味一和，五色一彩”的状态。（14）既无伯乐，百里马也可以称之骐骥矣。 胡俗尚武而性粗豪，故能容忍、甚至欣赏工匠的刀斧之迹，任由刻厉矜夸的“刻风”去改造、掩饰书写原貌，以此酿成流俗。试想，如果鲜卑统治者懂得欣赏书法艺术的书写美，必然要郑重其事，敕工精雕细刻；如果汉族善书士大夫能珍惜手迹，也会郑重其事，使刻石书法一如唐宋之精。可以说，北朝时期，没有人真正关心书法，没有人讲论书法，王褒之书得到激赏，恐亦不免被“刻风”所掩。这里，还可以引出一个问题，即南北为敌，然不能没有往来，何以不见南书传入之迹？我们推想，北魏时期的人们也许不具有认知江左风流、赏悦其美的能力和需求，苟有传写，亦必寂寥，终为刀斧所坏。东魏、西魏紧衔齐、周，汉化日深，风气始稍见扭转。 总而言之，魏碑体滥觞于蜕化铭石书，借力于写经，规范于士人楷法，既成样式与风格变化完成于凿刻的改造和掩饰，缺一不可。书法美在笔迹，清贤何以竞赏刀锋，殊令人不解。以祖锺传卫、世不替业的崔卢二门书法嫁接北碑，亦属无稽之谈。虽然，碑学掇拾历史之遗，鼎力推重北派，使后人知碑习碑，功不可没。今天所见日广，学术日新，研究条件远轶前人，立论或有寸进，固所宜焉。 注释： （1）详见扯文《关于魏晋出土文字遗迹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分析》，《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2)同上。 （3）关于隶书书丹与凿刻的关系，对作品风格的影响，笔者在《包头汉墓出土残碎散考》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可以参看。载《中国书法》2001年1期。 (4)转引自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5）详见官大中《龙门石窟艺术·试谈龙门二十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6)详见《宋书·州郡志》 （7）详见《魏书》之《高祖孝文帝纪》、《世宗宣式帝纪》；顾炎式《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与“洛阳县”条，上海书店，1998年。 (8)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书六条》，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9)详见刘恒《北朝墓志题跋二则》一文的考述，载《书法丛刊》2002年2期。 （10）华人德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与鄙见不谋而合。详见其《分析(郑长猷造像记〉的刊刻及北魏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载《中华书道》第36期，台湾，2002年。 (11)这种横画上翘，再斜折下接直画的墨迹实证，见于新疆出土的高昌墓表。其一是延昌二十九年(589）的《郭恩子墓表》，其二是延和十一年（612)的《任谦墓表》，表明该风气在边远地区的绵延与传播。 (12）详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总论》相关内容，载《中国书法史·先秦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资治通鉴》太元二十一年胡三省注谓“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此容或有些夸大，而其汉化已卓见成效，也应该是事实。 (14)庾肩吾《书品》评书序列九等，此为其最末“下之下”的评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来源：画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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