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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魏碑”，或者说，清朝碑学家所说的“魏碑”，是指北魏的刻石书迹，而且多指其中的“真楷”。而且，近百年来出土的北魏书迹，以洛阳时期的品目为多，论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北魏书法，也是在洛阳时期迅速走上了向南朝书法看齐、奋起直追的道路，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本文起，我们来学习北魏时期的书法，限于篇幅，这一篇，我们只说北魏洛阳时期的楷书。北魏洛阳时期的“正体字”是楷书，所以，这一时期的碑志普遍采用楷书。洛阳时期的碑志楷书，可谓“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这是王澍《虚舟题跋》中说汉碑的话）”，但作手绝不是主观故意地“出之自在，故多变态（这是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话）”，而是因为它们出自北魏境内各地的不同书手、刻手，当然形貌各异，即使是一人所书，因为刻工或精或粗，也会生出异态。当时楷书依然是“字有定法”，而且有精美与草率之分、新妍与古拙之别。精美又新妍的楷书体态，在洛阳一带大量出土的北魏宗室元氏墓志中屡屡见到，不胜枚举。原书434页列出了许多元氏墓志，以《元桢墓志》为例。 
这一类作品，石质优良，刻工的刀法精湛，转笔的柔韵，折笔的峻峭，都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来了。它们的特点是：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欹斜之态十分明显；撇笔和捺笔写得开张，收笔平挑；竖钩不再平挑而是上挑；“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此类作品还有洛阳地区刻工比较精良的造像记等，如《始平公造像记》等。
这一类“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到了北魏后期，传习洛阳体楷法已经蔚然成风，各地的碑志、造像记上的楷书均是如此。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这表明这种体式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更需要注意的是，洛阳体也见于当时的写经，这证明了一点，即：“正体字”即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样字”。（官样字，这很重要，就相当于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书，是官方的正体字）。洛阳体家族中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洛阳地区出土者，《元绪墓志》结字修长，有左倾之势；《元祥墓志》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保洛墓志》不作方头厚笔，有流动的笔意；《元怀墓志》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博疏秀，显得静穆；《元祐墓志》的结体化解了豪纵欹侧、娴静秀整，接近南朝的楷书风范；《孟敬训墓志》结字紧侧，呈纵势；《李超墓志》峻美而饶有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强。河北、山东、陕西地区出土者，《郑文公碑》笔圆体方，含蓄稳重；
《刁遵墓志》笔力内含，圆融得颇有柔情；《崔敬邕墓志》笔画挺劲，结体之势，斜耸而周正；
《贾思伯碑》和《张猛龙碑》笔画如长枪大戟，天骨开张；
《马鸣寺根法师碑》却是生旷不整……甚至《皇甫驎墓志》中用隶书的波挑来装饰楷书……
其实，这都是北魏书手笔体的差别，但在后人看来，这就是不同的“风格”。到了北魏后期，楷书中还有“平正”一派，最典型的作品是《元徽墓志》，其结构是“平划横结”，字形方整平稳，还杂有翻挑的隶笔。如图：
它的横画斜度平缓了，竖钩上挑而且短，“口”“田”上宽下窄，是后来楷书中常见的写法；结字内敛，字形横扁，姿态与“斜划紧结”的洛阳体颇有不同。北魏末年最著名的楷书作品《张黑女墓志》也属此类，如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山东德州的《高庆碑》和《高贞碑》，此二碑似乎出自一人之手，字方势平，或谓“树欧、褚之先声”。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一下被康有为列为“神品”的《石门铭》，如图：
它是摩崖一类的书迹，笔画圆浑，结体的主调是“横斜”，但有的平扁开宕，有的高耸裹束，轶出了严整的常态。后世的碑学家大为惊叹，称它“飞逸奇浑”“飘飘欲仙”，赞不绝口。其实呢，《石门铭》的书写人是太原人王远，时任“梁秦典签”，是名属吏。他模仿洛阳体写字，又是面壁书丹，类似“题壁”，他把心慕手追的洛阳体写走了样才出现了种种变态，这是他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并非有意造奇设险。清代碑学家欣赏到的奇妙意象，不过是隔世的追认。刘涛先生进一步认为：如果真按当时洛阳体的标准衡量，《石门铭》只能算俗品。当然，当时有别于洛阳体的俗体楷书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分类罗列了。如果把北魏洛阳时期的楷书置于公元6世纪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有两个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第一是洛阳体的出现，表明北魏楷书受到了南朝新书风的影响，走上了弃旧图新之路，过去书论家把“王褒入关”（554年）事件作为“南风北渐的开端，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洛阳体就是证据。第二是北魏后期正体楷书中的平正一派，把它和东魏、北齐通行的楷书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这类楷式在东魏以后渐渐成为楷体的“多数派”，终于在6世纪后期的隋朝居于主导地位。刘涛先生认为，这就是公元6世纪北方楷书演变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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