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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名器以待有功”是国之大者也。名位爵禄是国家重器，奖励给于国有功的人，促使人人争先恐后地遵道秉义、德才兼备和为国立功，天下归心，民族复兴和国富民强便指日可待了。 曾几何时，名器蒙羞，沦为不肖之徒的门面装饰，随买随卖，纳之如新衣，弃之如敝履，上不能为国聚才，下不能激人奋发，致使兵弱于外，政乱于内，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运殆尽，历历民国事，桩桩在眼前。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曾记否，鸿都买第？《后汉书·崔寔传》记载：“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鸿都买第与卖官鬻爵狼狈为奸，徒生贿赂欺诈，其祸国殃民如鸩之必死。 这是一个让人纳闷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中国都提倡惜名器和慎名器，为什么会如此作践名器呢？又或是自古以来，名器事实上都被贱用，只是统治阶级的私利，而不近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之身，因此才希望惜名器和慎名器？苏轼身为翰林侍读，借前朝陆贽奏议以代自己之口教育哲宗皇帝“惜名器以待有功”，恐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苏轼在进献这篇《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后的第二年，便被哲宗长期放逐，再也没有起用，可怜苏轼仕宦40余年，却流放了33年，宋轻名器莫此为甚。
名器为国家重器和民俗风标，当惜当慎。《左传·成公二年》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名器为国家重器，为国家权柄和国家指挥棒，为国所用和作利国之用则可选拔社会精英担任行政要职以推动国家社会实现级数发展，不可旁落他人，不能随心所欲使用，不能成为个别官员的敛财工具，更不能沦为不肖小人的交易之物。名器是民俗风标，为国赏善罚恶、选贤用能和作利民之用则可催人奋发向上、社会自强不息和聚民心民力以发挥社会的协同效应。名器的利民之用的精髓在于打通晋级加薪通道，保障社会“流而不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名器应作利国之用、利政之用和利民之用，如何做到呢？论功行赏，历朝历代莫不如此，现代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决定晋级加薪，亦是论功行赏的演进，惜名器以待有功。论功行赏的前提是有让人心服口服的论功行赏制度，如秦朝的二十级军功爵制，一要科学界定和考核功劳或绩效的大小，二要完善功劳与名器的等级对应关系。但亦需妥善处理任法和任人的关系，防止制度因任人不当而废弛，以致有功者遭旁落而无功者受赏赐，甚至有罪之人一路得意，让世人频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感叹和自轻名器；这类责不在制度而在任人的现象并非鲜见，值得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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