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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他们不断的漂流、不断的迁徙、不断的游走，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球的五大洲。而上海也幸运的成为他们驻足地之一，被他们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上海曾是个小渔村，由于地理位置独到等诸多因素，这里在近百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这个城市中有各地来的人，他们在这里生存、生活、繁衍与再出发。在这些人群中，也有犹太人的影子，他们一路走在选择这里停歇。 他们把这里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他们的习惯与文化也让上海这座城市所吸收、所传承。这样的点滴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平日喝的咖啡、我们平日吃的面包、还有那碗漂了多少年的浓浓的罗宋汤，这些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与生活，融入了城市，成为上海的一部分。 1 那三个犹太家族
他们都是上海的大亨，印象中的那些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都是来自于巴格达河岸边、孟买还有香港、新加坡等地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塞法迪”。 “赛法迪”原指西班牙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 后来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西亚北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塞法迪”们的到来，让上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 “沙逊”们的故事 这是一个发迹于巴格达的家族。由于巴格达的行政长官习惯让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来担任首席财政官。作为那里的犹太望族，沙逊家族被幸运的选中，掌管起这座城市的财政之权，并长期担任这一职务。沙逊洋行创办人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的父亲塞利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1821年，在达乌德出任巴格达行政长官后,开始排斥犹太人,反犹活动越发的激烈起来。在这样的恶劣状况下，沙逊一家不得不逃离巴格达,取道巴士拉和海港布什尔作短暂居住后，移居印度。 得益于当时在1853年8月和183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的法令,该法令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和垄断权。这样移居印度的沙逊家族得以站稳脚跟,并利用印度在英国与远东贸易中的枢纽地位,捕捉商机,重振起了家族昔日的荣光。
沙逊家族在孟买成立了经营国际贸易的沙逊洋行，把从巴格达带来的家族成员安置在印度、缅甸、马来亚和中国的各个分支机构，并在每处供养一位拉比，家族的富裕与慷慨众人皆知。 1843年的上海，已经开埠,独一无二的经济区位优势自然逃不过沙逊家族的精明眼光。他的8个儿子中伊利亚斯·大卫·沙逊（1820 - 1880）于1844年第一个来到中国。 伊利亚斯将上海作为日后扩展对华贸易的基地之一。随着1845年沙逊上海分行的设立，“沙逊”这个名字也与上海这座城市连接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被人们所提及。 1867年，伊利亚斯离开沙逊洋行，另外成立新沙逊洋行（E. D. Sassoon），办事处也设在香港和上海。
按照犹太教义与习俗，塞利的另一个儿子阿尔伯特·大卫·沙逊(1818 - 1896)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公司，并建造了印度西部的第一个湿船坞沙逊码头（Sassoon Docks）。如今，造访那里的人依旧可以听当地人讲起这个岁月尘封的码头与“兰开夏”的故事。
这是不断被人说起的“老沙逊”们，但与上海最有渊源的是“跷脚沙逊”维克多。这位曾经的旧上海首富，世袭的准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中左脚负伤致残，所以得了这个别名。1918年“跷脚沙逊”在印度继承家产，取得新沙逊洋行的经营权。 20世纪20年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新沙逊洋行的经营重点转移至上海。除贩卖鸦片、军火外，还扩大房地产投资。
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都是维克多的产业。凡尔登公寓、仙乐斯，罗别根花园、伊扶司乡村别墅等也是，他还相继开设了华懋洋行、业广地产公司、祥泰本行、安利洋行等企业。 沙逊大厦
1877年，伊利亚斯·沙逊设立的新沙逊洋行，洋行以8万两白银买进了琼记洋行“侯德产业”的11余亩地产，建造了两幢三层楼的洋房，这两幢楼的门牌号是外滩20号与21号。 1926年，伊利亚斯的孙子“跷脚沙逊”维克多接管沙逊洋行9年了。在这9年间，他逐渐把业务重心转向房地产领域，他将目光放在了当时已经寸土寸金的外滩，他想起了爷爷买下的这被遗忘的地皮，这年的4月这里开始拆除旧房。维克多用了8年的时间来筹建与谋划他心中的“沙逊大厦”。 1929年，这个六亩九分的“31号地块”上，沙逊大厦正式落成了。沙逊大厦是新沙逊洋行旗下的华懋地产公司投资240万元建造的，华懋公司请来了久负盛名的公和洋行来设计这座大厦，公和的建筑师威尔逊负责大厦的建筑设计，他的同事巴罗负责结构设计，“跷脚沙逊”和他的沙逊洋行也随着大厦的建成，一而成了上海滩的新霸主。
设计方公和洋行从一开始给出的是古典风格，到了最后定稿的却是装饰风格。这里除了加速提升品质外，也推进了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这种行为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商业计划制定已经有些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 为什么维克多·沙逊会如此地中意于兴建高层建筑？因为他清晰的察觉到了上海的租界正逐渐向着现代化城市的方向发展，精明的他意识到上海的土地捐是按照土地的估价标准征收的，并不问建造房屋的层数，因此高层建筑的利润无疑是高的，还可以保证了收入的稳定，这样的商业头脑，在大厦建成后的地价上升和高额租金收入中都有体现了出来。 建成之初，从大厦的底层西大厅加上四至九层开设了华懋饭店，当时这里有9个国家风格的客房，而底层的东大厅是荷兰银行和华比银行，其中荷兰银行的租金为1355两银，华比银行的租金也为1355两银。顶楼自然成为了沙逊自己的华丽住所。 不过，最终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沙逊洋行最终将大厦彻底转变成了高档饭店。
沙逊大厦被誉为“远东第一楼”，从此，沙逊将房地产作为赚钱的重要产业。在当时的上海共有38幢10层以上的高楼，沙逊就有6幢。沙逊洋行所拥有的大小房产就有1900多幢，占地也有40多万亩，仅仅这些地产的租金，每年就有350万之多，毫无疑问，沙逊是上海滩的房产巨头。
河滨大楼 这里号称上海建筑规模最大的公寓大楼，也是上海最早的“水景公寓”。这个”S“形的建筑，沿着一旁的苏州河，能够看到河岸边杨柳依依，婆娑嫩绿的景色。
1887年，沙逊洋行购进的一块地皮，沙逊洋行习惯用低价位盘下地皮，建大型公寓，等地价与房价都上去了再抛售出去。但有时，沙逊洋行也会直接出手价格上升一些的地皮，或者低一些档次的地产给他人开发。 河滨大楼的这块地皮与一个叫“徐润”的人有些关系，他是最早与洋人做生意的华人之一，在建议洋人和洋行投资房地产的同时，他自己也陆续用低价买了将近2900亩的土地。赚到第一桶金后，他将钱投入了保险等其他行业，当时他的总资产在340万两银子之间。 1883年的中法战争爆发，一时间地产、股票暴跌，徐润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他向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短期借债20万辆银子，试图挽救自己的经营危机。但战后，他却无法还债，匆忙间以9.5万两银价把苏州河天潼路附近的四块地皮都卖给了沙逊洋行，这每亩只卖3374两，到了1903年，这几块地皮至少值200万两。 在这几块地皮上“宝康里”、“宝泰里”等里弄住宅相继建成。仅仅每年的出租，沙逊洋行便可以净获2万两银子，5年后的1908年，沙逊洋行便已经收回了卖地的投资。
1931年 “九一八”爆发，为了逃避战乱，北方的很多官吏、军阀与巨商纷纷南下来到上海，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与白银，希望在这个繁华之地有自己的一个惬意的居所。当时的“宝康里”与“宝泰里”已使用了近40年，外观残破不堪。看到其中商机的维克多·沙逊拆除了弄堂，建造了河滨大楼。 大楼还是由与沙逊洋行多次合作的公和来设计。这次公和的设计运用了美国近代公寓式建筑的风格，外观简洁。整座大楼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不过，大楼的设计倒是极为讲究，由于地块的面积很紧，像一把手枪，公和洋行因地制宜，将建筑设计成了“S”状平面，在枪把出划出了一个“弯式”，通过内阳台与开小窗的墙面形成虚实对比，将采光问题也一同完美的解决了。
维克多·沙逊本人对这个设计很是喜欢，因为他姓氏的首字母也为“s”。大楼的建筑用料也十分考究，墙身用了大块的防火石棉砖，地板则是用了硬木细条拼花的材质。走进大门，可以看到“E·D”的缩写，这是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的名字缩写，大门上的缩写是维克多·沙逊特意添上去的，为了纪念他的祖父。而现在却使这大楼具有几丝怀旧的气息。 起初，这里被作为商住楼使用，原来是7层，从第3层到第7层都是公寓，整幢公寓房有282套，工房126间，内部为2间一套与3间一套两种不同的房型，每个套间都有走廊、会客室、卧室、储藏室与卫生间。为了让居住在里面的住户更加的感到舒适，整个大楼都设有中央暖气装置，冷热水管也兼备，每层还有12间小房供仆役等居住，这些房间被叫做“仆室”。
大楼一共可以住下700户人家，共2000多人。而考虑到居住者更加方便的进出，这里出入的门就有11处，楼底7道，升降电梯9部。如果你感叹设计者的考虑周全可有些早了，大楼底层还有一座游泳池。这样全现代的、摩登的生活方式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存在了。 河滨大楼开启了上海城中的“摩登”按钮，环球、米高梅、哥伦比亚等多个知名电影公司也在这里设立了它们的分公司，这里的底层与二层是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的办公所在。可以想见，当时河滨大楼里居住的大多是以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有在虹口一代经商与供职的高级华籍职员。
1938年沙逊家族将这里让出来给来到上海的大量犹太难民们，这里成为了当时的犹太难民接待站。 大楼门口有了写着德文字样的行李，“维也纳—威尼斯—上海”、“慕尼黑—威尼斯—上海”、“布达佩斯—威尼斯—上海”这里成了从欧洲各处逃往上海的难民的临时的、温暖的“家”。 曾经这里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走向现代化，而那一刻，大楼让远道而来、一路艰险的犹太人并不孤立无援。 在大楼的接待站，每个房间都住了至少七八个人，有的打地铺，其中零星还有孩子，她们就在大楼里打闹着，游戏着。 “白手起家”的哈同先生 他出生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伊拉克，故乡在巴格达，家族是世代经商的，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似乎并不如意，1856年，哈同跟着他在沙逊洋行工作的父亲迁居印度的孟买。1872年，哈同只身从印度途径香港来到上海谋生，那时他还不满24岁，怀里仅有6块银元，除了一个破皮箱和里面装着的几件旧衣服外，可以说初到上海的他一无所有。
哈同的第一份工作是门卫和清洁工，那时他的收入仅仅可以勉强填饱肚子。有谁会知道，这个犹太小伙子会在几年后超越原来自己的东家沙逊洋行的维克多·沙逊，成为拥有南京东路与黄浦江畔的外滩的绝大多数地产的远东首富呢？ 沙逊洋行的日子，哈同凭借自己的勤快和机灵很快升了职，成为了仓库管理员兼收租员，这样日子也开始慢慢的好起来了。六年后哈同已经当上了洋行大班的助手，并着手打理洋行的房地产事物了。年轻的哈同以同为犹太人的洋行老板维克多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并立志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超过他。
1901年，哈同来到上海的第14年头，他终于自己开办了洋行，从事房地产生意。哈同的精明也在房地产上得到了极大的显现，可以说他当时所开创的房租缴纳原则至今还在被我们使用着。哈同的房子一般是短租，三五年租期的房子很多，这样的短租既可以快速回笼资金也可以让哈同有资金发展洋行的其他业务。不过，哈同的短租房在续租时，租金是要涨价的，即便一个小摊贩，每月向哈同交5元的租金，哈同也都笑脸相迎。 说到哈同的贵人，不得不提到他的夫人，罗迦陵。从哈同第一次见到了她，就立志一定要娶这个混血女子。罗的父亲是法国轮船上的水手，母亲姓沈。但他们很早离开了罗迦陵，罗迦陵在法国商人家里做帮佣。1886年，哈同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迎娶罗迦陵，自此这位出身微寒的姑娘成为了哈同夫人。由于信仰不同，他们举办了两次婚礼，一次在犹太教堂还有一次则按照中国的传统礼仪，哈同之后的人生中罗迦陵是举足轻重的。
不过，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1884年的中法战争。 当时上海的洋人认为，中国击败法国后就会清理他们，纷纷从上海逃离，这样的逃离迫使上海的房价开始暴跌。此时的哈同也想去香港躲避一下，但他的妻子罗迦陵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还劝说哈同倾其所有来购买房屋和土地。这无疑是一场命悬一线的赌博，可幸运的哈同赌赢了。 清政府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外交上却“不败而败”，洋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与金融的中心。
哈同所购买的土地经常从一些急于用钱的人那里买进，这样哈同可以把价钱压得很低，而卖主急于用钱也不得不同意。之后，他便将这些土地租给别人盖楼，到了一定期限后再收回，这样一来，土地和上面的房产都是他的了。 1901年开始，哈同以14万两购进民富里，月收房租500两。1916年他将这块地皮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租期为30年，租金每年5万两。另外，新新百货的地基也是哈同的，1923年租给新新，租期为32年，每年租金8万两。 为了自己的洋行能够更好的发展，哈同向银行抵押贷款租地建造房屋，他不断的倾注财力买进南京路两边的房产。到1933年，南京路的房产有44%是他的产业，南京路与哈同连成了一体，南京路的铺轨工程也是他出资建造。 他拥有不动产土地449余亩、市屋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上海地产大王。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罗迦陵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子女。中国儿女一律姓罗，而外国儿女统姓哈同。多少年后，“脚”沙逊和哈同的故事，成为了新一代上海人淘金的教课书。然而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远非演绎这么简单。 哈同花园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中苏友好大厦。在这之前，这被叫做“爱俪园”，是“海上第一名园”，住着叱咤风云的地产大亨哈同与他心爱的夫人罗迦陵。 从这首诗词，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园内的盛景：“哈同花木亭台胜，帝释林园恐不如。况有龙宫法藏宝，妙香吹满天人居。”这座江南私家花园之首，不仅规模宏大，还精致巧妙。而为什么哈同会将这个花园命名为“爱俪园”，因为他的夫人罗迦陵的原名中带有一个“俪”字，哈同如此的爱着她，自己的居所也取了这个名字。
当时已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的哈同，听说这里有马路修筑计划，就设法将靠马路的土地全部廉价收了下来，在这些收下的地皮中间有一大块的空地，最后也被哈同半卖半送的拿来了。一开始哈同并没有想修建“爱俪园”，是想拿这块地皮来做地产生意，但夫人罗迦陵不同意，她想在这里造上一座别墅和花园，达成当初自己“衣锦还乡”的心愿。爱妻心切的哈同最终还是帮妻子实现了她的愿望。就连北京西路的有轨电车也因为哈同花园止步在了石门二路口，这样 “爱俪园”变得更加的清静。 “爱俪园”建于1904年，由乌目山僧黄宗仰主持兴建，不过直到1909年才建成。说道这个花园的设计者黄宗仰，原本是镇江金山寺的知客僧，因为哈同夫人罗迦陵前去那里进香而结识。罗迦陵敬重他既通晓佛家内经又能诗善文，就请这位知客僧来规划和设计“爱俪园”。而之后哈同与很多有识之士的结识与往来也全靠了这位乌目山僧。
初建时，“爱俪园”仅50亩的园子，但最终扩大到了300亩。全园中有80座楼、16个阁、48个亭、4个榭，还有7座桥、8个池、9条路和10座院，一共83景。园中还被分成中、南、西三大区域，中部是“大好河山”；南部是“渭川百亩”；西部有“水心草芦”。这里完全是按照《红楼梦》中那“大观园”设计的，来听听这些名字“接叶亭”、“絮舞桥”、“水芝洞”、“万花坞”，想必又是按照江浙各园中的名胜为蓝图仿造的。 乌目山僧不拘一格，设计手法中西糅合。其中有中国式的桥，而桥的栏杆则用了西式铸铁的洛可可式；园内的“候秋呤馆”则是日式建筑，不过这个建筑的四周却绕着阳台，变成了殖民地式；“听风亭”屋顶是中国宫廷式，柱头确实科林斯式。在“爱俪园”鼎盛的时候，园内华籍的职工就有两百多人。
罗迦陵信奉佛教，经常在园中的频伽精舍寺院内诵经拜佛。她还在园中修建家庙，家庙中有大藏经8416卷。为了弘扬佛法， 1914年，华严大学在“爱俪园”中诞生了，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做“仓圣明智大学”。 在这所学校中，学生们学习的都是古礼，如乡射、投壶、冠昬等；而中国古代文字、古董与典章制度成了这里教学的主要内容。这座哈同夫妇创立的义务学堂在名字中用的“仓圣”是为了纪念汉字的创造者仓颉。不过，哈同夫人对于这些似乎并不满足，她请来了康有为、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名儒与大师，为这里的学生讲学。 另外，学校为了征集仓颉画像，在《申报》上刊登了启事。一幅“双瞳四目”的水彩画像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当青年画师从颁奖者康有为手中领取了高额奖金后，幸运的他还获得了在这所学校做兼职教授的机会，坐上仓圣明智大学派来接他的汽车，这个年轻人很是激动，这个年轻人叫徐悲鸿。
在仓圣明智的日子，徐悲鸿结实了很多人，有王国维、陈三立、章一山等。王国维这时已经开始编写《学术丛编》，不过，在这里王国维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毛公鼎考释》。 对于徐悲鸿来说，这里是他的福地，他成了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徐悲鸿还认识了国文教授蒋梅笙，这位蒋教授有个小女儿，名叫蒋碧微。 对于如此壮观的花园和园主夫妇的显赫名声，这里成了很多名流造访之地。1912年的4月，上海各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1913年的6月，这里成为了章太炎与汤国黎的婚礼举办地。因为乌目山僧的关系，哈同夫妇与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交往颇深。哈同夫妇曾借钱借房给章太炎创办爱国学社，对于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哈同夫妇也四处奔走解救。
“爱俪园”中最大的盛典应该是1922年的哈同与罗迦陵和合做双寿，他们的私密居所也第一次破例对外开放。对于每个来到园中的人，哈同夫妇都送出印有他们夫妇照片的徽章。1931年的6月19日，传奇的哈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这里离世，留下了1亿7200万元的遗产。1941年，他的夫人罗迦陵也离世后，留下这个“爱俪园”与那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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