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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从理气融为一片的前提出发，又提出了性气统一、“舍形无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的命题，批判了宋明道学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观点。 颜元主张，理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这个人性就是气质之性，离开人的气质，人性就无从谈起。他说：“不知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且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矣。”（《存性编》卷一）离开气质而单独存在的性是毫无作用的，也是没有的。他强调：“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存学编》卷一）确立了气质之性的首要地位。 在颜元的哲学中，人的形（气质或机体）与人的性（精神或机能）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形是性的基础、本体，性是形的功能、作用。因此，他提出了“舍形则无性”的观点。他说：“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亦无形矣。失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贼其形，则贼其性矣。”（《存人编》卷一）在颜元看来，理气是融为一体的，统一的，所以形性也是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舍形则无性”，是说没有气质就没有人性，人的气质，形体是性的“附着处”“作用处”；同样，“舍性亦无形”，是说无性而求形则无以见形，无以求形，只有通过性的作用才能体现出形的本质属性。(www.) 据此，颜元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把理与气，形与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他针对宋儒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观点，提出人性只有一个气质之性，不存在离开气质之外而虚无缥缈存在的天地之性。他说：“夫性字从生、心，正指人生以后而言，若人生而静以上，则天道矣，何以谓之性哉？”（《存性编》卷一）他指出：人的“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等“人之质”和通过呼吸周流全身的“气”，这就是“气质”，人不能离开气质而生，更不能离开气质言性、见性。所以说“性”是从生、从心者，性就是生，这就是“生之谓性”，可见心生、性是一个东西，离生无以见性，离生之心是死心，死心没有灵妙之用，其形亦如枯木死灰。颜元说：“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学》言心即性也，《中庸》言性即心也，性从心、生，正以其虚灵也，正以其具众理，应万事也，不然则死心矣。”（《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心性与形气是统一的，没有精粗之分，更不能把“气质”看成是“性”之累害。因为气质是人和万物生命的基础，是最高贵的东西。如果把气质看成是粗陋的无用者，是性之累害，这就使心性无处存养，使义理无附着处，使性成为无实际作用的虚理。所以说：“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存性编》卷二） 性只有一个，即气质之性，没有什么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不是恶的。颜元反对宋儒把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力辟气有恶论之非。颜元认为，理与气，性与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存性编》卷一）既然理、性是善的，那么气、形同样是善的，不能说义理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有恶的。因为人的形体是由气产生的，理为气之理，舍形则无性，所以不存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更不能说理善，气恶。只能是理善气亦善。这好像人的眼睛，不论是好眼，还是病眼，都是气质，由气质构成的。它有能视物之理，有光明能见物之性，不能说好眼专视正色，坏眼专视邪色。其所以能视就在于光明，在这一点上，好眼与坏眼是一样的。怎么能说眼睛的理善、性善，眼睛本身却恶了呢？以此类推耳、鼻、口、心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些器官都是恶的，就等于说没有这些器官才是善的；如果说气质之性是恶的，就等于说没有气质才是善的。然而谁都明白，如果人没有气质，没有形体，没有器官，哪还有人的存在呢？没有人的存在，又何以可言“人为万物之灵”呢？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气质也”。颜元指斥宋儒的气质为恶论是：“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其势不混儒、释而一之不已也。”（《存性编》卷一）宋儒的两种人性论和气质为恶论与佛教所讲的“六贼之说”是一致的，可见“宋儒不识性”（《习斋年谱》卷下）。 颜元指出，人的恶行、恶性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后天环境影响，由“引蔽习染”造成的。他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其恶者，引蔽习染也”（《存性编》卷一），“祸成于引蔽，成于习染”（《存性编》卷三）。颜元举例说，一件白色的衣服，由于“著尘触污”而变成了“污衣”，人们看不到本来的面目，而说衣服是脏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能说衣服本来就是污的，即使积秽也不能说衣服本来就是污的。以此可以说明人性本来不是恶的，是由于后天的“引蔽习染”而恶。颜元指出，衣服由白变污，经过“扪浣”之后，亦可以复洁；人性由善变恶，经过“百倍其功”后，亦可以由恶变善。因此，颜元非常强调加强封建道德修养和环境教育来巩固善和变恶为善。因为“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存人编》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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