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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由于前三次战役打得较为顺利，不但在民主阵营，而且在志愿军部队中，甚至在中、高级指挥员中，普遍的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思想，对战争的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但是，经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大家看到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同时由于忙于作战，在部队中也缺乏进行长期作战镇的深入系统教育。第5次战役结束后，第3、第9、第19兵团都要求志愿军党委和中共中央明确未来作战方向，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总结了志愿军连续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很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的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他将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形象地喻为：“零敲牛皮糖”。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是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特点和志愿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符合战场实际的，是毛泽东关于打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具体条件下的创造和发展。 5月27日，毛泽东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斯大林，斯大林显然对这个电报产生了误解。他在29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认为，毛泽东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容易被美英军识破，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再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而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按打小歼灭战方针，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和部署。 1951年6月25日至27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志愿军各兵团首长、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均参加了会议，朝方派出朴一禹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邓华做了报告，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作战的各项重要决定。 因为谈判问题由中央直接掌握和指导，志愿军主要是准备持久作战。因此，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对志愿军入朝8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做了总结的同时，重点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久作战的方针和各项重要决定（后来概括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会议认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规定，并且经过了五次战役的证明，目前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不被歼灭时，朝鲜战争的结束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削弱，争取时间加速我军的必要准备，以逐渐改变主客观情况，而后才能大量歼灭敌人”。“战争既不可能速决，我们的作战指导就必须遵照中央指示，要有长期打算和执行稳扎稳打的方针”，“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 为贯彻持久作战方针，会议决定： 第一、关于作战地区。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 坚持这一地区，既可以保持北朝鲜的阵地，又有利于志愿军集中和机动兵力；这一地区山大，并且多处于河流上游，地形对我方有利；运输线短，可以减少供应的困难；并有利于防止“联合国军”实施侧后登陆进攻。 根据供应能力，战线不宜远伸，毛泽东指示，“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要过南汉江、昭阳江，而增多自己的困难。反击要稳，一次打不了两次打，进一步巩固起来，准备好了再打。一次不要打远了，避免敌人一下子就返回来了。”打到三八线为止，不仅有利于供应，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抓紧和平的旗帜，以松懈和分化敌军阵营。 第二、关于兵力的安排使用。…… 第三、关于作战方式。…… 第四、关于作战指导的一般原则。…… 第五、关于进攻和反击战役的一般指导原则： （1）必须进行充分准备，囤积一定数量的粮食、弹药及卫生器材，摸清敌情、地形，研究自己的打法，组织好通信联络。新参战部队必须先负担一定的防御任务，熟悉情况，而后才能担负反击的突击队。对美军作战更要有充分准备，绝不可以仓促从事。 （2）歼灭敌军以歼灭建制为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每次作战，每个军以歼灭美英军1~2个整营或南朝鲜军1~2个整团为原则。 （3）战役前伸必须照顾到供应能力，不仅远伸，尽可能使敌来就我，诱敌于我有利地区，增加敌人的困难，而予以歼灭之。 （4）除了必须集中优势的兵力、火力外，还必须进行分割包围，同时战役上的分割与战术上的分割相结合。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因此，绝不能采取将敌压在一块聚歼的办法，必须将其分割、孤立为若干小块，分别围而歼之。 （5）第一线9个军，必须以2~3个军作为第二梯队，不可一下子全部用上。如果非用不可，则必须从二线部队中抽调1~2个军作为预备队，以保持持续攻击或反击的能力。 （6）一般攻击可采取牵制美军歼灭南朝鲜军的原则，也可以先从南朝鲜军阵地上打开突破口，再绕至美军侧后歼灭美军，尽量避免从美军正面突破。 （7）组织好各种火力和各兵种间的密切协同，特别是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不要以为突破后就不需要炮兵了，也不要不敢使用炮兵，要为炮兵的跟进创造条件。炮兵火力的支援要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火力与突击不间断的密切结合，是今后组织战斗尤其是步炮协同的首要任务，是各级步兵指挥员和炮兵指挥员都必须注意的问题。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一些方针和原则，志愿军进行了持久作战的各种准备，实行了战略转变。 第一，在志愿军部队中广泛进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 由于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所以在部队中普遍出现了轻敌速胜的思想，又由于第四次战役的被动和第五次战役胜利不圆满，在部队中又产生了厌倦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思想情绪。 为解决这些问题，志愿军党委扩大会后，在志愿军中普遍进行了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志愿军政治部专门发出了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的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等，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 各部队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第五次战役后思想波动比较大的第3、第19兵团明显好转，部队积极要求再战，全军普遍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 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因部队是以第13兵团为基础组成的，所以，志愿军领导人除彭德怀司令员外，都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随着第9、第19、第3兵团陆续入朝参战，特别是准备长期作战，志愿军领导人仍基本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与作战的需要已不相适应，并且志愿军各兵团在国内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在指挥和作战上各有特点，指挥术语也不尽一致。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就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建议，以陈赓专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总指挥，以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他自己（邓华）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司令员，并建议由国内调一名专职的副政治委员或政治部副主任，而担任志愿军领导职务的原第13兵团其他领导或回第13兵团或调任其他兵团。 第五次战役结束前，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拟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示。不久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平改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王政柱为志愿军副参谋长。 第三，加强后勤建设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在1951年1月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解决一些问题后，5月3日，志愿军党委又专门做了指示，指出“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是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敌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强调后勤工作“是目前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环节”，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经常研究后勤情况，及时解决困难问题”，要求军、师、团各级指定一个合适的副职，专门负责本级后勤工作。指示中决定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到志愿军的前方后勤指挥部，改组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管理全军之供应，运输卫生等一切事宜”，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5月19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蘅任副政治委员。从此，志愿军在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下，开始全面加强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后勤建设，诸如建设兵站运输网，改变原来的建制供应体制为以分部为单位划区供应到军和军以下仍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等等。 第四，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定暂时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 为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经中朝两国政府协商，1951年5月5日，签订了《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战时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以便统一指挥铁路运输。 协议规定：“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领导下，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路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保养与保护事宜”，志愿军铁道兵团和朝鲜铁道的修复指挥局所属部队亦统一归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管辖。 协议还对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的机构，设置具体职责等也做了详细规定。 根据这一协定，中朝双方于1951年6月份即开始筹组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至8月上旬正式组成两机构。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中共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南学龙（朝方）、金黄一（朝方）、李寿轩、叶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苏尚贤（朝方）任副政治委员，刘居英兼铁路军事管理总局局长。 此时，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 第五，在朝鲜境内修建飞机场，准备空军入朝作战 为能使空军尽快参战，并能尽快以朝鲜境内的机场为基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早在1950年12月下旬起至1951年4月，志愿军即派出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完成了实战练习。 1951年3月中旬，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王琏（朝方）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作战。同时，周恩来与金日成商定，在朝鲜境内修建14~15个飞机场，第一批由志愿军负责在安州以南、平壤以北地区修复永柔、南阳里、顺安、顺川等4个机场，朝鲜方面在平壤、美林地区也修复几个机场。经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协商，由苏联提供两个机场金属跑道的钢板。 从4月初至9月中旬，志愿军第47、第67、第50、第38军先后担负过上述机场的修建任务。9月初，又调以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姚喆为副司令员、裴玉周为政治部主任的第23兵团，率第36军、第37军共4个师入朝担负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新机场的任务。第36、第37军都是由1949年9月董其武率领的原国民党绥远起义部队改编的。入朝时，第36军代军长王建业、政治委员康建民，下辖第106、第107两个师，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下辖第109、第110两个师。 同时，以高射炮兵3个师又1个团和3个营担负修建机场的防空任务。8月中旬以后，苏联也先后派出5个高射炮团担任安州地区修建机场的防空任务（第一批4个机场于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先后完工；第23兵团修建的3个机场于10月底完工。但因修好后，美军飞机就来轰炸，轰炸后再修，长期反复，故这些机场始终未得使用）。 在修建机场的同时，国内也在加速扩建和训练空军部队，至1951年6月中旬，已组建20个航空兵师，其中16个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2个强击机师。但可以出动参战的只有两个装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共100架）和两个轰炸机师（共图-2飞机60架），另有2个强击机师和4个歼击机师，勉强可以出动作战，其余均未完成必要的训练。勉强可出动作战的4个歼击机师中有三个半师装备的是性能比较落后的米格-9和拉-11战斗机，这两种飞机无法与美军的喷气式飞机匹敌，6月开始，在苏联教官带领下，逐渐将这些歼击机师改装为米格-15战斗机，计划9月以后有8个米格-15歼击机师投入作战。 第六，加强和改善武器装备 除中共中央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派周恩来和林彪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请求苏联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武器装备援助以及1950年11月毛泽东电商斯大林为志愿军提供36个师的步兵武器等外，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又委托去苏联养病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同苏方谈判军事订货问题。 6月10日，中共中央委托高岗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朝鲜战争形势时，又带去了一个具体订货清单，即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为适应战场情况需要，要求苏方1951年底先提供10个师的装备（包括战场上急需的坦克和大炮），其余于1952年至1954年分批提供，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后因解决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防空武器和炮弹的急需，毛泽东与斯大林通过电报往来协商，在60个师之外，再补充提供85毫米口径高炮120门、各种炮弹229.25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0万枚、火炮和牵引车轮胎1056个，于1951年年底前提供，而将60个师中56个师的装备均推迟半年提供。 另外，斯大林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指出：由于过去苏联没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飞机，并估计米格-9飞机能敌得过美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看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的责任应由苏联来负，作为纠正这一错误的行动，苏联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于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1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底前运抵中国。此外，中苏双方商定，中国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苏联6000辆汽车，1951年下半年提供。 第七，组建游击支队，准备深入敌后作战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后就有考虑。彭德怀在1950年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敌人有飞机飞到我军后方侦察我军情况，破坏交通，炸我物资，使我吃不上饭，得不到弹药补充，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没有飞机进行侦察和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运输，因此，必须有积极的游击战，袭击和破坏敌后运输交通，分散敌人兵力，侦察敌情，直接配合作战”“到南朝鲜去开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那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如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保护了人力物力力，积蓄了自己的力量；也就削弱了敌人的人力物力，从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配合主战场歼灭敌人”。 为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打击敌军，在战略和战役上配合正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作战，经中朝双方协商，1951年5月底以联司名义发出指示，决定组建游击支队，深入到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活动。 据此，志愿军和人民军从各部队中抽调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比较强的侦察骨干，于6月中旬组成了游击支队，共辖6个中队2050人。志愿军抽调4个中队，即第3、第9、第19兵团各抽调一个中队，原第13兵团中各军合组一个中队，人民军组建两个中队。 游击支队以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任司令员，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茹夫一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军派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各一人。7月中旬集中完毕，在延安半岛之信川地区从事清剿匪特和担负海防任务，待机深入敌后。（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游击支队一直没有深入敌后1952年8月，游击支队撤销志愿军的4个中队，改变为志愿军司令部直属独立团）。 第八，构筑阵地工事 早在5月底、6月初，志愿军和人民军阻击“联合国军”反扑时，彭德怀就在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地区，部署了三道防线并构筑工事。 （1）以铁原、金化、文登里以南一线为第一道防线，坚持抗击敌军； （2）以金川、安峡、玉洞里、平康、昌道里、下县里、高城一线以南为第二道防线，并以此线作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略上的依托，除构筑野战工事外，还要求选择若干要点构筑坚固工事； （3）以海州、青石头里、南川店、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为第三道防线。 6月中旬以后，战线稳定，特别是6月下旬，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线的指示，志愿军对原第一、第二道防线做了调整，并以这两道防线为重点，进行了工事构筑。至8月中旬，第一线阵地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登大里、艾幕洞、西希里、沙泉里至东海岸高城，全长250余公里的防御工事全部完成。在西起南川店、经市边里、安峡、玉洞里、新城山、云磨山、乍德山、昌道里、龙门山、竹叶山、国士峰至东海岸高城，也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此外，还修筑了熙川经孟山至阳德的纵向运输线，开始修筑佳丽州经洗浦里至昌道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横向运输线，并在阳德、成川、遂安地区已修筑完成隐蔽的野战仓库200余个，在新溪、新幕、伊川洗浦里线也在修筑隐蔽的野战仓库。 第九，调新的作战力量入朝 早在5月底，彭德怀为加强第一线阻击进攻之敌的力量，建议中央军委令已经完成入朝准备的第20兵团1个军入朝，接替第47军修建机场的任务，将第47军增加到第一线，中央军委决定第20兵团所属第67、第68两个军全部入朝，增加战场机动力量。六月初，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肖文久为参谋长的第20兵团率第67军、第68军入朝。 第67军入朝时，李湘任该军代军长，旷伏兆任军政治委员，下辖第199、第200、第201师共3个师。 第68军入朝时，陈坊仁任军长、李呈瑞任军代政治委员，下辖第202、第203、第204师共3个师。 除第20兵团入朝外，第50军于7月上旬第二次入朝，另有装甲兵4个团和经过改装的炮兵4个团入朝。 毛泽东考虑停战谈判开始后，敌方可能限制我方向朝鲜增调部队，因此中央军委令第11、第16军于6月底完成入朝准备，于7月初开始入朝（后由于情况变化，该两军当时未入朝，1952年年底第11军有1个师入朝，第16军全部入朝）。 此外，为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从7月初开始还筹划和准备了第六次战役。 这样，志愿军为实行战略转变，坚持长期作战，做了各种准备。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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