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诗经》（下）
——风雅精神的永恒艺术生命力
文/康怀远
提要：《诗经》的风雅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雅与比兴结合是诗歌经典化、艺术化的最佳途径，深刻剔透、严肃崇高、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风雅内力一旦揉进寄情于物、情景交融、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比兴手法，从而就把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统一成纯正文雅、生动感人、蕴蓄饱满、韵味深厚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美学特征。风雅的多元价值取向，归根结底体现着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心理崇尚，彰显着“美丽中国”的立国精神，山川秀美与礼乐风雅相容相合的审美特质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气魄、中国胸怀、中国担当和中国贡献。就词意而言，“风雅”一是指代《诗经》，二是泛称诗歌创作，三是总括人格的风流儒雅，四是引伸为社会的教化规范。以上词意，因为都与《诗经》六义中“风雅颂”有关，所以人们就顺理成章地赋予它以更深刻更包容更瑰丽的中国特色的诗学文论意义。故而“风雅精神”中的“风雅”也就不是单项指认的《诗经》风雅体裁，而是渗透浸润在十五《国风》和《大雅》《小雅》中的淳朴真诚、自然优美和深沉蕴藉、崇高严肃的艺术创作精神。《诗经》的风雅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以“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1]以及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成为中国诗歌创作遵循的最高境界和原则，是历代优秀诗人进行文学革新的鲜明旗帜。元代刘秉忠曾经在赞美“李杜放诗豪”“万丈晴虹吸海涛”的同时，慨叹“六义不传风雅变”，表达了后世诗人对《诗经》风雅精神的青睐和向往，他所呼应正是刘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自从《国风》《大雅》《小雅》的歌声渐渐停息，再没有类似新的创作）的魏晋先声。追溯到有唐，初唐陈子昂面对“文章道弊五百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坛颓况，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势下，首倡“汉魏风骨”，指斥“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间诗”，高举起“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革新大旗，主张复古而力挺“风雅”，得到了盛唐李、杜的积极响应。李白就曾批评“大雅久不作”“季叶轻风雅”的不良现实，认为那是社会堕落的征兆，宣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魄。” 杜甫称子昂其人“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表彰他“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也称誉“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将陈子昂推为唐代文学领域振兴风雅的第一人。白居易则更是“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的积极实践者，倡导“惟歌生民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比兴”作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由于汉儒说诗将比兴与美刺牵强联系，遂造成艺术手法等同风教礼规的偏颇和武断。然而“其中包含着言外喻意的启示，却对魏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诗歌的语言、形象大多成为诗人内心情志的寓托，比兴不仅成为一种最典型、最普遍的抒情言志的构思方式，而且其比象喻义的深层也如同'风骨’一样，以情志寓寄为内在基点[2]。”对此，唐人的感悟和觉察尤为新颖和独到。而且，风雅与比兴结合是诗歌经典化、艺术化的最佳途径，深刻剔透、严肃崇高、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风雅内力一旦揉进寄情于物、情景交融、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比兴手法，从而就把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统一成纯正文雅、生动感人、蕴蓄饱满、韵味深厚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美学特征。真正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感染人、打动人，其原因就在于作者把客观外在的“物”(境、景、事) 与主观内在的“情”(心、理、志)相互交融的缘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国诗歌，一路走来，烛照文坛千百年。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的话说，“序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这是很得《诗经》风雅比兴的真谛和内涵的。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 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3]。中国的农业社会是先民们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它和《诗经》几乎同龄同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既需要秩序稳定与情感和谐的集体力量，也需要社会成员的浪漫幻想与遵守“契约”的文化自觉。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风格和艺术特色。文学是有精神的，《诗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风雅精神以及由这两种精神孕育的文学精神为中国文学的绵延、发展、壮大和繁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一个民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种群与异族诸多关系所获得的稳定认证是“文化传统”最基本的精神内涵。“诗三百”产生于中国文化传统趋于定型的时期，那些表达“天人合一”的农事诗，讴歌创业的祭祖诗，人伦尚和的宴饮诗，同仇敌忾的战争诗，充溢人性的爱情（婚恋）诗，揭示出“先民面临并克服内外困境而今我们仍然生活其中的人文精神所获得的深化超越”[4]，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风雅精神所产生的兴发感动的永恒艺术生命力。诚然，作为文化传统，《诗经》的风雅精神对于人文教化、超越世俗、个体人格养成、社会风尚再造，其意义远远大于它本身。因为这种精神既能够有效保证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历史连续性，也足以使中国在世界对话中持守自强不息的民族责任感。风雅的多元价值取向，归根结底体现着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心理崇尚，实质彰显着“美丽中国”的立国精神，山川秀美与礼乐风雅相容相合的审美特质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气魄、中国胸怀、中国担当和中国贡献。注：
[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许总《论陈子昂的风雅观》，《光明日报》2006-05-1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