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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朱文印:从赵孟频到邓石如

 海涛书屋 2022-07-22 发布于山东

篆刻印章是中国独特的艺术之一。它肇始于商代,盛行于秦汉时期,至南北朝后渐渐式微。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开始介入印章的创作,为篆刻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乃至后来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艺术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又以元朱文印最独具特色。

元朱文印,顾名思义,是生发在宋元时期的朱文印,这样的称谓与汉式的白文印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婉而通”的小篆直接入印。因为印中的线条圆劲流畅,近乎书法中的“玉箸篆”,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圆朱文”。

古代的印章

在宋代之前,印章艺术基本上是以实用为主的。用印方式的改变一直左右着印章形制的发展。在造纸没有产生之前,秦汉时期玺印一直是用于抑封泥。这一时期的玺印以白文为主。因为白文抑出的封泥呈现的是阳文,清晰易辨识。由于封泥匣的大小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这一时期的玺印形制都比较小。当时帝王用印亦不过3厘米左右,如“皇帝信玺”。而纸张发明后,用印的方法渐渐改为沾上印泥钤于纸上,和我们现在的用印方式基本相同了。同时,印章又变成了以朱文为主要形式,和封泥一样,以朱文钤于纸上易于辨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朱文印章在私印中出现,非常典型的是“蔡种印信”。而官印基本上还是以白文为主。隋代,纸张普及,官印也由统治者规定改为朱文印,如“广纳府印”。自此,朱文印在印章形制中占有了绝对优势,直到元明时期文人篆刻产生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隋唐之后,官印一反传统印阴刻的形式,改为大尺寸印面,阳文字口很深,使象征权力的官印更加庄重,更具震慑力。这一风格从唐代一直沿用至清代,如“御府图书”。这一时期的官印文字的字体篆法,也不再是传统的摹印篆了,而是采用笔画圆转弯曲的小篆文字了。印面的布局也变得疏朗明快。宋代的印章印面笔画则改弯曲为盘曲,印面也由隋代的疏朗明快变为茂密了。金代的篆文字体,改圆转为平直,更强调宋代印章的盘曲。自此而形成了一种以直折盘叠为特点的篆法,即“九叠篆”,成为金元以后官印使用的文字主流。

到了元代,平民百姓所用的私印,与当时盛行的官印的字体、印式大相径庭。私印既不需要像官印一样硕大,更不需要像官印那样庄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印学史上的一次变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革得到了文人学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使当时的印风由刻板转为雅致。其中以赵孟烦为代表的文人,大力提倡淳雅的治印风范。吾丘衍从理论上剖析篆法,梳理文人治印的规律,著《三十五举》影响甚远。王冕更首创以花乳石治印,创作出文人意味浓厚的篆刻佳作。从此,官印、私印和篆刻都各自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元代文人对篆刻的深入研究,并直接从事篆刻艺术的创作,开启了后来明清篆刻艺术的兴起和空前繁荣的先声。在印章的形式上,也确立了元朱文的雏形。

“吾赵”开创元朱文

元代初期,盛行文人集古印谱之风。与前人相比较,可以看出元人已开始选择优秀的古印,并且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借鉴。这一点说明了元代文人开始注重印章作品的美学内涵。印学史上,元代的赵孟员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赵孟烦(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人,宋宗室。精于书法,各体皆擅,亦作铁线篆,其用印多亲自配篆,再由印工镌刻,风格和婉雅致,极有书卷之气。与吾丘衍风格相近,世并称“吾赵”。他们开创的印风、字体、篆法,被后世称为“元朱文”。他们在篆印时并没有明确地想创造一种印面处理的体系,而是有着鲜明的审美标准和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将小篆移入印面,崇尚的是印章的质朴,而反对“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形式,提倡文人士大夫要改弦易辙,合古意,不流俗。赵孟烦是元代朝野公认的艺术领军人物,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因此他所提倡的印学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也是印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实践之后,形成了有着一定规律的篆印方法。作者的个性与审美取舍相融合,同时与其道劲秀美的书风和具有古意的画旨相吻合,达到完美的统一。在使用篆法方面,他能把小篆直接运用到印面,得到了流畅爽劲的审美效果。他的实践和尝试留给后人许多启示。清代印学家孙光祖在其著述《古今印制》中说:“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箸者。赵文敏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箸气象堂皇,点面流利,得文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赵孟烦的印学观点与他在绘画上的主张“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是工无意”是一致的。故清代画家张绅评其“大德间,官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为法,所用诸印皆以小篆填廓,巧拙相称。其大小繁简,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同汉、唐、宋、金相同”。

与赵孟叛同时的吾丘衍也同样擅长篆印,有“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的美誉。他们的篆印风格使印章从实用为主提升为具有文化品味的艺术品,这是前所未有的。元朱文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足吾丘衍的学生吴睿。他在赵、吾的基础上将书、印结合,篆印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融人了篆书的书写方法,并将小篆的上紧下松线条提按变化,表现得恰到好处,是开铁线篆先河的人物。

继承和创新的明代元朱文

明代,元朱文印仍然是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对象。人们为了使自己的印酷似赵印,而尽量使用赵印中的文字。存这一时期有许多书画家,特别是擅长书写篆书的书画家,所用之印品味往往高于同辈的用印,这也明显地说明书法对于篆印的潜在影响。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唐寅都对印学倾泮了大量的热忱。周应愿在《印说》中说:“祝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疏朗多遗,通雅兼至。”明万历时篆刻家甘岈《甘氏印集》自序中说:“金陵邢太史稚山、姚为征石,吴郡文寿承,许高阳(初)皆留心于斯,而法松雪,子行所遗章篆,世益珍重。”明代篆刻发展迅速,流派林立,既追求秦汉时期朱文印风的质朴,又寻求宋元朱文印之文雅,更列’前人的印篆加以矫正,开创出崭新的印学风尚。其中以文彭、何震最具代表性。

文彭(1498-1573年),字寿承,号三桥,为义徵明长子,书画兼修,义工篆刻,被后人奉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他偶然发现处州灯光冻石是理想的治印之材,遂自篆自刻,一反由文人篆印面、工匠镌刻的局面,自此开文人雅士自己冶印的先河。他的元朱文作品取篆规范,圆劲秀美。清桂馥《再续三卜五举》中说:“文氏父子深得赵吴兴圆转之法,此乃诗之有律,字之有楷,各为一体,工力非易,毁之者讥其变古,誉之者奉为正宗,皆所谓不关痛痒也。’’说明文彭在继承古法的同时又有创新,对元朱文印的发展又有新的推动。

何震字丰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婺源人(今江西婺源),精篆刻。他与文彭过从甚密,有“文何”之称。他在印学上极力主张书法与篆刻要紧密结合,曾说“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作为明代五大篆刻流派“雪渔派”的领袖,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明代的不少的书画家、印学家,在探究元朱文印的艺术形式的时候,各自出现了自己的面貌。甘呖、归世昌、梁千秋、梁年等人的作品或富有装饰味或字体凝炼端庀,取合适度,无论篆法、刀法、章法都日趋工稳,风神自备。

影响深远的清代元朱文

清代是印章篆刻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流派纷呈,印风多样,先后出现了扬州派、浙派、皖派等,其代表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元朱文印也得到了迅疾的发展,成果斐然。

林皋(1657-?)字鹤田,一字鹤颠,更字学恬,福建蒲田人,寓居常熟。篆刻宗法文彭、沈世和等,将工致的印风与细朱文印的艺术特色相结合,形成细腻优雅的风格。当时的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如王时敏、杨晋、恽寿平、王鸿绪等人所用之印多出其手。后人称其为“蒲田派”,又有人将其与汪关、沈世和并称为“扬州派”。林皋的出现为以后印学中元朱文的高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丁敬(1695-1765年)为西泠八家之一,浙派篆刻领袖,字敬身,号砚林、钝丁、梅农,又号丁居士、龙泓山人、砚林外史、孤云石叟、独游杖者等。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工诗文书画,精篆刻,印风于方折中寓圆转,刀法直切。他的朱文印方圆结合,改元朱文印的圆而稍方,流动多姿。

蒋仁(1743-1795年)初名秦,字阶平。后于扬州平山堂得古印,遂更名仁,更字山堂。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仁和布衣。浙江仁和人(今杭州)。西泠八家之-,工书法,篆刻师法丁敬,并与其合为“浙派”。他的印风多种多样,其元朱文印线条圆劲,气势醇厚,变化丰富。

黄易(1744

1802年)字大易,号小松、秋庵、秋景庵主、散花滩人等,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工诗文书画,擅碑版鉴别,遍搜金石,所获甚夥。篆刻刀法以切刀为主,以俊逸取胜。

奚冈(1746-1803年)初名钢,字纯章,号铁生、蒙泉、老蒙、蒙道人、冬花庵主、散木居士等。安徽歙县人,后寓居杭州。工山水、花卉、亦工篆刻,师法丁敬,风格清隽朴厚,冲和质拙。

陈豫钟(1762-1806年)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今杭州),篆刻取法于敬,并参以书卷之气,风格娟秀雅沽。

陈鸿寿(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老曼、恭寿、曼公、胥溪渔隐等。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工书法,行书、隶书尤佳,工绘画,山水花卉皆能。篆刻取法丁敬、蒋仁。雅爱紫砂壶,并参与设计题铭。“曼生壶”为名壶,极负声誉。

赵之琛(1781-1852年)字次闲,号献父、静观、宝月山人,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工绘画,善书法,尤精篆书。篆刻得陈豫钟法,风格与陈鸿寿相类,是西泠八家集大成者,刀法精熟。清郭鏊曾说:“既服习师说,而笔意于曼生为近,天机所到,逸趣横生,故能通两家之驿而兼有其美。”

钱松(1818-1860年)字叔盖,号耐青、铁庐、未道士、秦大夫、西郭外史、云和山人等,浙江钱塘人(今杭州)。擅书画,篆刻摹古功力极佳,追求天趣,刀法游刃,以刀代笔。

以上八位篆刻家是“浙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元朱文篆刻上的意义不在于技法,而是对风格的讲求,使元朱文的风格更加丰富,类型更加宽广,发掘更加深入,受到后人的极度关注。

邓石如(1743-1805年),名琰,字石如,又字顽伯,号完自山人、别署完白、古浣、游笈道人、风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擅书法,四体皆长且功力深湛。其篆书出入秦汉碑篆额、汉瓦当和李阳冰之间,雄厚朴茂。篆刻初师明代梁千秋等诸家,继而博采众长,形成了婀娜多姿、浑脱淳厚的印风,开创了“邓派”,亦称“皖派”。他将自己的篆刻书法融入篆刻作品之中,一方面压缩文字的长宽的比例,另一方面在小篆体势中加入了宽博的元素,古拙雄强,大气磅礴。杨沂孙评其作品“摹印如其书,开古来未发之蕴”。印学家魏锡曾把他的创作称为“印从书出”,十分贴切。所以邓石如首先是一个书法家,然后才是一个篆刻家。他是清代印坛大师级的人物。以后的印坛大家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黄士陵等都采用了邓如石作品的模式,影响极为深远。

邓石如以下的印坛名家所治的朱文,就难以界定为元朱文印了。这是因为清代包世臣曾跋邓氏印说:“山人尝言,刻印白文用汉,朱文必用宋。”也就是说,元朱文是以宋元篆书的审美趣味为指导的篆书,故也称“宋元朱文”。它初始于唐宋,成熟于元代。印学界也将“元朱文”称为“圆朱文”,现在更为广义地称其为“细朱文”。如细究其原委,称之为“元朱文”,更能显示其传统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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