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近代以后的中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社会文明形态嬗变的主线。也这是传统社会（基本结构为小农经济、君主专制、儒家思想）向近代社会的痛苦转型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痛苦源于我们不是通过自身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带来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而然的变化，而是因为直接面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列强（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对我们的降维打击带来的主权沦丧和经济损失。因此，实现社会文明类型质的提升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利益、最主要的矛盾、更是最硬的道理。 然则，道理虽浅显易懂，实际操作却何其难也。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始终走不出欲益反损、求荣取辱的循环套，原因何在？读史者不可不察，更不能重蹈覆辙，以至于沦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境地。 （一）利益集团的左右掣肘 由关外满族人建立起的清政府，是阻碍实现社会变革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清政府顽固奉行重满轻汉的传统，所谓“宗室无外任，满蒙无微员”，钱穆先生论其为狭隘的部族政权可谓一语中的。因此在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种种大大小小的改革，始终没有能够真正超越这一用人传统。这就使得清政府的所有变化都是被动应付的短期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缺乏一以贯之的长远规划，更谈不上所谓的开放政权，吸纳社会精英，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袁世凯败亡之后，军阀混战，社会失序，更不足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国大体趋于统一，加之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和苏联奉行亲华政策，中国迎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南京十年的经济建设也被史家冠以黄金十年之美名。然而，随着国民党北伐胜利后的迅速腐败和蒋介石集团打着清党之名大肆排斥异己分子，以四大家族为主导、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为代表的军事集团和以江浙资本家为骨干的财阀集团迅速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盟。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种顽固的、近乎封闭的利益集团，不仅狭隘了自身的视野，捆住了自身的手脚，更为致命的是疏远了最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截断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联系。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财富大量外流和国内军费畸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即为生死之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社会的现实写照。当此“欲为乱者，十室有五”之时，当“伐无道，诛暴秦”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候，干柴遇上烈火，必然一发而不可收拾。毛泽东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即源于对此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历史发展也充满着辩证法，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退却，实质上是向历史的进军，二十二年后的胜利，就是源于对国情（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的严重对立）的深刻理解。 （二）民族劣根性的前后阻截 如同《红楼梦》中对人性给予正邪两赋的定位一样，民族性格也是如此。唯物辩证法同样也启示我们，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明显劣根性的辩证统一的存在。秦皇汉武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固然是功莫大焉，都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但他们在制定维护一己之私的专制制度及在钳制民众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方面所发挥的消极作用也是必须要正视的历史现实。这两者都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和劣根性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秦始皇的暴力愚民政策自不用多言，就是汉武帝，于右任先生就曾赋诗批判曰：“绝大经纶绝大材，罪功不过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劣根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自私自利性。平心而论，这种性格也是其来有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高在上的皇帝家族，尚且以儒家仁爱万民之名行极端自私自利之实，更何况是终日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升斗小民呢？皇帝之于小农只是征粮征税而已，秦汉易代，明亡清兴对于他们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符号而已。更何况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民，本来就不太需要与别人发生多少交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足不出村、安土重迁，狭隘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强化了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因此，孙中山所谓“四万万民众，一盘散沙而已”的结论和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的麻木行为，就是这种性格的集中体现。故而救国者愤而远离普通民众，走依托社会精英救亡图存的道路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都是如此。民众怨恨政府与民争利，政府埋怨民众不恤国事，如此循环埋怨了一年又一年。而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国是日非，危机日盛，几至亡国灭种。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我们过去总是过于强调敌人是如何的强大和如何的残暴，以至于在一片愤怒声中忽略了对自身问题的审视和纠正。结果导致无论是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的辛亥革命，还是文化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新文化运动都未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任务。教训深刻，足以永远汲取！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走出这历史的循环套呢？以后见之明观之，关键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二是旷世伟人横空出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