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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5期 (2014)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刘向处理《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时，呈现出剪裁重组、故意捏合、暗藏褒贬等特点，这体现了他强烈的一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和刘向的出身、学养、性格以及所处的时局密不可分。 关键词：《战国策》；合纵；连横；刘向；一统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4）05-0046-03 西汉末，刘向将记载着战国纵横家事迹的《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合编，定名为《战国策》。学界目前从史学、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角度对《战国策》有很全面的研究，如武振玉博士统计发现，先秦传世文献“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而在《战国策》中分别出现了25例和30例，呈现“二者持平”139的状况，又结合两者在其他文献中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先秦时期“赏”与“赐”的异同。但是，关于《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的特点，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刘向的一统思想，则少有人论及。本文拟对此问题略陈管见，以求就正于方家。 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大致梳理一下《战国策》的版本流传情况： 刘向编订《战国策》以后，东汉高诱为其作注。至北宋时，正文和注解都有散佚，曾巩作了校补。南宋姚宏称赞曰：“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两个版本：姚宏“萃诸本，校定离次之，”[2]1363可以称为复原续注本；同时期的鲍彪，打乱旧有章节安排，分国记载，以王系事，可以称作重订次序本。由于姚本“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2]1354，所以章节次序和内容注释等方面，更接近刘向原貌，今本即以之为底本。不过，虽然屡经大家校读，但是《战国策》中仍有很多地方存在讹误，如牟华林博士就认为“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的《战国策》选文中，个别词语的解释不甚妥帖，或者已有的解释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3]71，并发专文予以国正。而现行各版本中，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何建章先生的《战国策注释》为佳。虽然高明先生从“不明通假而误、不明语法而误、误解古注而误、不明词语的特殊义项而误等几个方面”[4]67，分析了其多处训诂失误，但该书参考相关书籍一百多种，总结前人的整理成果，全面而详细，是研究者值得信赖的注释本之一。 过常宝先生指出，春秋时期，“礼”虽然仍是“最高价值标准，而判断是否合礼的根据却是'德’了”[5]32。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礼”渐渐丧失了强制约束力，刘长江教授将此描述为：“'礼’的法律效力逐渐消退，变成了仅靠人的信念和自觉来维系的道德规范体系。”[6181而到了战国时期，“道”、“德”、“礼”等观念，更是被大多数人彻底废置，不仅西周初年的“盛世王道”遥不可及，就连“春秋五霸”也相继落幕，整个社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毫无秩序可言：“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立。”[7]31而此时的“战国七雄”若想求存图强，对内方面，就必须变法革新，依靠军耕，最大限度扩充实力，其指导思想记载在法家著作《商君书》和《韩非子》等书中；对外方面，就必须展开外交手腕，或攻伐，或联盟，或标榜信义，或背信弃义，一切都只是为了本国能争取到更高的国际地位。而外交层面，摆在各个诸侯国面前的，是完全对立的两个解决方案：合纵与连横。倡导这两个方案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苏秦和张仪。这二人以合纵、连横游说各国君王，是《战国策》最核心、最精彩的部分。 大致梳理清楚基本线索之后，笔者将从两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论述，即刘向安排《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时的特点，以及他之所以会具有强烈一统思想的现实原因。 一、《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的特点 相对来说，刘向是更倾向于连横的。因此，他编订此处章节时，体现出三个独具匠心的特点： （一）裁剪重组 查询《战国策注释》书后所附的于鬯《战国策年表》可知：苏秦公元前338年以连横说秦失败，前334年以合纵说燕、赵，前333年说齐、楚、韩、魏，前319年死于齐；张仪公元前318年始说秦，前317年以连横说魏，前311年说齐、楚、燕、韩、赵。刘向将此描述为：“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7]331可见，刘向十分清楚，苏秦、张仪游说七国，并不是同步进行，而是有很大时间间隔的。其中燕、赵二国长达23年，最短的魏也间隔了16年之久。但他却在《战国策》中将合纵、连横的章节紧密安排在一起，前有苏秦合纵，后必有张仪连横破之。在齐、楚、韩、魏四策中，两人紧紧相连；在秦、赵、燕三策中，两人仅相隔一至四章。这虽受到了“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7]331的影响，但明显经过了刘向的剪裁和重组。 （二）故意捏合 苏秦出场时，刘向多点明了被游说之王的谥号，如齐宣王、楚威王、燕文侯等等。而张仪出场时，被游说之王的谥号则被一律抹掉，仅以国别加上“王”字，如齐王、楚王、燕王等等。刘向如此处理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误认为，苏、张二人继踵而来，游说的是同一王。但查询鲍本篇目次序，证以各家注释，即可明知二人游说的王，多不是同一人。可见，刘向此举，明显带有故意捏合、有意混淆的倾向。 （三）暗藏褒贬 历史上，苏秦和张仪的游说，无疑都是成功的。但刘向在苏秦之后，马上安排张仪出场，本身就是对前者的一种否定。且不说在文采、逻辑方面，苏秦落了下风，单就游说成功后诸侯王的反应而论，也是张仪更胜一筹。苏秦多只得到了口头承诺，如齐宣王“敬奉社稷以从”[2]927，楚威王“谨奉社稷以从，”[2]509等等。而面对张仪，诸侯王则多有实际行动，如韩王“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2]974。燕王“献常山之尾五城”[2]1095。很明显，一则虚意敷衍，一则诚心实意，这明显寄予了刘向对二人的褒贬。 在刘向的有意安排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策士，前后相继地在战国七雄的宫殿里展开了交锋。这也是势不两立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碰撞：“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2]508亦即合纵则保持割据，连横则天下统一。“合纵”维护了旧贵族的利益，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暂保无虞，但终究难以长久。因此提倡“连横”的张仪一出场，看似坚不可摧的反秦联盟，就瞬间土崩瓦解。苏秦此前的说辞越铺排、构想越宏伟，诸侯王的言辞越激烈、表态越坚决，此刻就越显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由连横而统一的路线，符合历史大势，也在刘向有意制造的强烈对比中，显得更加势不可挡。 二、刘向一统思想的现实原因 刘向之所以会如此安排《战国策》合纵、连横的章节，是因为他具有一统思想。而他这种思想之所以会如此强烈，是由于三种深刻的现实原因： （一）盛世余波 王长华先生指出，正是因为大量的“非史笔描写的存在，《史记》才得以产生高出于此前和此后一切正统史书之上的文学效果”[8]45。但班固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2738的评价，也已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研读《史记》所载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可知“天下苦秦久矣”[10]a50。陈胜吴广举事之后，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覆秦灭项，开创了繁荣稳定而持久统一的大汉王朝。其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强大的国力和极度的繁荣使“大一统”的概念从国土统一和政治统一开始，蔓延到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等各个领域。这种一统思想，是对战国乱世的反思和变革，对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有着至深至巨的影响。刘向处于西汉晚期，去盛世不远，受时代思潮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二）出身和学养 楚元王刘交为高祖同父少弟，交生富、富生辟疆、辟疆生德、德生更生，更生于汉成帝时改名为向，刘向即为刘交的玄孙。刘向所属的楚元王这一枝宗亲，一直倍受尊崇。“文帝尊崇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9]1923武帝曾称赞其父刘德为“千里驹”，“大将军（霍）光欲以女妻之”[9]1927。虽然传至刘向，与当朝天子的血缘关系略微疏远，但他还是很看重自己刘氏宗室的身份。其《高祖颂》曰：“汉家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7]35将出身平民的汉代皇室，追溯到上古的尧帝，足见他崇祖尊汉意识的强烈。但因为自祖父辟疆时就没有了封国，所以刘向不会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一样割裂天下，谋反独立。因此，为国为己，他都要反对诸侯割据，呼吁天下统一。 刘向早年治《易》，后受《春秋谷梁传》，“讲论《五经》于石渠”[9]1929。其父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9]1927，对他有很大影响。他“通达能属文辞”[9]1923，对历史也非常熟谙，往往在进谏时征古论今，将其本传略加翻检，自可明知。可以说，刘向学贯儒道，兼通文史。正因学养如此深厚，他才对治乱兴废有着理性的认识，天下一统是其必然的选择。 （三）性格和时局 刘向多次进谏，言辞痛切，如“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9]1932-1933。“馋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9]1943足可见其感情至诚，忠精为国，这在太平盛世会让他大有作为，但在动荡的时局中，必然会使他频繁遭受挫折。因此，天子虽然屡屡被感动，但一直没能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 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前6年，这正是“昭宣中兴”的后期，西汉王朝趋于衰落的阶段。当时汉室不振，社会危机四伏，相比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农民暴动来说，直接威胁西汉皇室统治，危害刘氏集团利益的，是外戚专权。班固概括为“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9]3382。刘向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曾多次向天子进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9]1966即使因此多次入狱，甚至被废为庶人十数年，他仍旧不改初衷。刘向曾表露心迹曰：“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9]1958可见，刘向要求抑制外戚，虽然以维护刘氏统治为直接目的，但也体现了他天下一统的思想。而刘向生前预见到的隐患，终于在他死后不久应验：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是为新朝。 综上所述，刘向的出身、学养、性格以及所处的时局，导致他具有了强烈的天下一统思想，而这种思想使他编订《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时，呈现出裁剪重组、故意捏合、暗藏褒贬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武振玉.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J].西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牟华林.王力《古代汉语·战国策》注释补正[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9）. [4]高明.《战国策注释》训诂失误举例[J].西藏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5]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J].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刘长江.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J].四川文理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7]（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王长华.《史记》传记非史笔描写及其文学效应[J].文艺理论研究，1992（3）.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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