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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上一篇文章我们说，中国书法史，以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为过渡期，前面是前期书法史，也是中国书法的不自觉时期；后面是后期书法史，也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时期。 
我们这里说的前期的“不自觉”，是指书法作品的创作者基本没有自觉意识，其创作出来的所谓的“书法作品”，其创作目的除了功利目的外，大多出于实用性的，既不表达性情，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后期的“自觉”，是指书法作品的创作者已经具备“自觉”意识，其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其创作目的大多并非功利目的，在一般的实用性目的之外，还表达性情，展示自己的审美，甚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同样留下了个问题：究竟“书法之美”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确定什么是好的书法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书法作品？带着问题，我们要讨论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进而讨论中国书法的传统典范。因为符合典范（楷模）标准的就是好的书法，那这个标准和“楷模”怎么确定呢？项穆著《书法雅言》，首列《书统》一节，作为全篇总纲。依其文中所述，书统即“书法大统”项氏认为：“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锺、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第5页） 简言之，在中国学书法，王羲之就是典范，就是“书圣”，是书法界的圣人！就像在中国学儒学绕不开孔子一样，学书法肯定绕不过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是公认的，并非项穆一家之言，这一点也不用争论，可是，“书圣”为什么是王羲之呢？也就是说，为什么王羲之会成为“书圣”呢？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条：
先说人脉王羲之兼取锺繇、张芝二家之长，开创了楷、行、草三体的新风尚，其后更得王献之的继承和发展，再通过唐太宗的尊崇和宋以后刻帖的广泛传播，形成以王字为正宗的千载书统，亦即通常所谓的帖学传统。（第5页） 在王羲之之前，也有优秀的书法家，主要就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好，“草书”是表达性情的，但“草书”有个问题，它并不方便实用。没有草书修养的人，或许能从草书作品中体会出作者的感情，甚至感觉到它的磅礴酣畅之美，但很有可能不认识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锺繇的楷书好，“楷书”工整，端庄，秀美，基本上与“隶书”相同，它易用易识，但也有问题，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作为“日常书写”，它写起来，一笔一画要交代清楚，太慢了。
实际上，从“秦书八体”到“汉书六体”，指的都是中国书法的“字体”或者“书体”阶段，到东汉之后，经蔡邕、张芝、锺繇的努力，才渐渐使中国书法走向了“书风”阶段，蔡、张、锺三人实际上都创造了自己的“书风”，也就是说，从这三个人开始，上面所说的“后期书法”正式开始了。
看看王羲之与张芝、蔡邕、锺繇的师承关系，王羲之显然是个“集大成者”。早期杰出的书法家里，王导是他的伯父，王旷是他的父亲，卫夫人是他的姨母，王廙是他的叔父，这后两位都是锺繇的弟子，而且南渡之时，王廙带了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王导带了锺繇的《宣示表》，这两件书法精品，最后都传到了王羲之手里。总之，王羲之的书法学习条件太好了。他从开始学习书法，师从的都是当代书法大师。
王羲之是“琅琊王氏”，他生来就拥有太多资源——不仅是物质的，还有地位、名望、教育、文化积累、艺术氛围等等——这为他走上书法道路并成为“书圣”至关重要。魏晋时代——书法、文学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王羲之还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1、魏晋时代，玄学兴起，文人和士大夫们的思想从“克己复礼”的儒学约束中跳了出来，书法家们的个性得到空前的解放，个性解放才可能创造“书风”。魏晋时代，是崇尚“个性解放”的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宗白华《宗白华讲美学》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年，299页）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同上，304页） 其实，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也是最妙的时代，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家高产的时代。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1981年，504页） 2、魏晋时代是艺术得到价值肯定的时代。在魏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尊重艺术，否则，王导、王廙南渡之时，兵荒马乱之际，多少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携带，他们却偏偏要带上《宣示表》（见上一篇配图）和《七月二十六日帖》。
有如此好的时代契机，又有绝佳的人脉资源，王羲之赶上了最好的时间和空间节点，魏晋时代，是艺术家的黄金时代，王羲之赶上了，不早不晚。顶级推手李世民。此外，王羲之成为“书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两百多年后，遇到了最大的知音，也是最忠诚、最强有力的粉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时代，应略晚于智永的时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从王羲之到智永，书法都是家传，到智永当了和尚，所以他没有儿子，才开始广传弟子。其传承大致如图：
李世民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个书法迷，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只不过他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掩盖了其书法上的成就。张怀瓘《书断》称“我唐四圣”（包括李世民）书法“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170页），这算是“美上”之词；当代书法家徐利明评论初唐四家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世民，他生生将薛稷替换掉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这两条足可见李世民的书法造诣之高。李世民钟爱王羲之书法，李世民评价锺繇“体则古而不今”；评价王献之“疏瘦如枯树”；评价萧子云“无筋、无骨、无丈夫之气”，但对于王羲之，李世民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尽善尽美”。大唐立国之后，李世民倾国家之力，在民间搜集王羲之作品，如果是真品就高价买回，并加以临摹、珍藏，讲《篆刻史》时，我们提到过，为此，他甚至还专制了“贞观”小印，用于收藏。
李世民派萧翼智取《兰亭序》的之事，大家耳熟能详，甚至李世民死前坚决要求《兰亭序》原迹陪葬都是书坛流传已久的故事，这里均不再赘述。总之，李世民对于王羲之的情有独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尊《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钩摹数本，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将原迹摹成了大量副本，现在我们能见到的“神龙本”《兰亭序》，其实是摹本，并非原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太宗对于王羲之的钟爱，致使大唐境内，全国上下，凡学书法者皆以王为尊，而唐代国祚绵长，几近三百年之久（618-907），这种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持久的推广，实在太有力度了。因此，自唐以后，王羲之书法成为后世书法楷模，其地位从未动摇。唐太宗尊王的理由，是王书“尽善尽美”，属于优美典雅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社会化的适应性，富于典范意义。孙过庭《书谱》亦云：“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王书的艺术风格，正是儒家悦感文化和经世致用、有着伦理教化意义的楷模，符合其道、德、仁、艺一体化思想的审美旨趣。在儒家思想为治世纲领的古代封建社会，王书楷模的独尊和大统的形成，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第8页）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王书大统”特点的总结，是重点，要划出来：一是晋唐名家传承有绪的历史线索和宋元明清的帖学，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其间书体不再演进，而只有风格的变化调节，最具书法艺术传统的典型意义。二是从宋代开始，明确以颜体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线索，与王系并行，而统归于王。……三是王书的中和之美，一经确立为正统，即成为其后一千多年的书写与审美、批评的基本思想和价值标准。（第9页） 造纸术和天赋关于造纸，最传统的说法是“蔡伦造纸”（见《后汉书·蔡伦传》），其实，远在蔡伦之前，就已经有人使用纸张，现代已有西汉古纸发现，足以证明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但蔡伦总结了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术，却是可以肯定的，“洛阳纸贵”的成语，说明西晋时期纸已经成为最为普及的书写用具。到公元三、四世纪，纸基本上取代了简帛，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
王羲之是四世纪人（303-361），所以，造纸术成熟的时代，他正好赶上，这时人们已经开始利用桑皮、藤皮造纸，纸张价格日趋低廉，这为王羲之创造了很好的书法学习、练习条件，或许这也算中国书法选择王羲之成为“书圣”的物质原因之一。当然，还有王羲之自身的天赋，他必然是书法天才，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毕竟天赋是没办法学习得来的）。总之，在“王书大统”确立之后，王羲之书法成为书法“美”的标准和楷模，学习书法，王羲之成为终极标杆。不过，近些年，中国书法发展似乎开始另辟新路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书法开始大行其道（甚至还有“吼书”、“射书”等），与王羲之渐行渐远了。
我的意见：尽管“王书大统”也有负面作用，正如本书所说：“王羲之大统的独尊，是以损害书法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但如果真想在书法上有点成就，还是踏踏实实地学习王羲之吧，没有继承和基础，何谈发展，没有继承的“个性”，常常是“怪胎”，因为如果没有天才和理想作为支撑（那人会说，谁说我没有），“怪诞”就只剩下狂放的、破坏的缺点，只剩下哗众取宠的玩笑，往长远了看，就只有破坏的罪过，没有完成的好处。就像学诗词，你上来就学李白，累死了也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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