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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首都德里的眼镜蛇太多。英国政府为此颁布了治理眼镜蛇繁殖的法令，以购买蛇皮的方式重金悬赏猎杀者。然而很多会玩蛇的印度人看到了商机，私下里大养特养眼镜蛇赚取赏金。  英国当局意识到这个法令的“副作用”后取消了赏金。大批的养殖蛇人立即陷入了“库存过剩”困境，只得把蛇都放了生。继而德里城内外的眼镜蛇又大量繁殖，结果导致蛇的数量不减反增，问题比之前更严重。  这种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的现象，称为“眼镜蛇效应”。   Cobra effect：指良好的意图，得到不良的结果。用于形容政治和经济政策制定的错误刺激机制。  国际案例 这类事与愿违的社会经济的教训并不少见。  法国占领越南期间在河内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主角不是眼镜蛇而是老鼠。当局悬赏的是老鼠尾巴，于是市民开始饲养老鼠卖鼠尾。赏金停发后结局相似，老鼠更加猖獗。 美国乔治亚州曾一度受野猪的困扰。军队以每条猪尾巴40美元，悬赏猎手们剪除野猪害。结果人们纷纷从屠夫和屠宰场低价批发来猪尾，再 “转售”给军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墨西哥城，也经历过眼镜蛇效应。当时墨西哥城拥有1800万私家车，造成的空气污染极为严重。市政府为此出台了“限号令”减少车辆出行。然而墨西哥城的行车量并未因此而减少。原因是居民为了躲避限号，都购买了不同车牌号的第二辆车，而且都是排放污染更严重的便宜二手货，只要开得动就行。这些一来，空气污染远远超过限号前。  德国目前也有个眼镜蛇效应恶果，是“难民”问题。德国是高福利社会，政府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将福利救助外包给许多私营机构。这些机构每救助一个人，可以从政府得到一份钱。难民就成了这些机构的“收入来源”。为了多获得收入，他们尽可能地增加“救助对象”，批量出现了过量的“难民”和“失业人群”。  因此在德国，最大的企业不是大众、奔驰，也不是西门子和拜耳，而是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仅仅一家名为明爱会的天主教救助组织，旗下雇员就超过 50 万人。在实现道义和资金双丰收的道路上，这些救助机构在把整个德国社会带偏了。  国内案例 19世纪末，欧洲的古生物学家来到中国，在中西部地区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这些化石大多在当地农民手中，于是他们就向当地农民收购。  不久他们便发现买到的恐龙化石都非常零碎，很少有较大、较完整的。经调查发现，原来收购是按“件”的，当地农民把到手的大型化石分割成多块分批出售。 虽然以上是旧中国的荒唐事，然而如今新社会里政府机关和某些机构中，也有腐败分子办窝心事的。 比如我们有的银行，为了追求业绩，给员工施压设定了不切实际的指标。结果，员工们为了实现目标和保住工作，大量私开未经授权的账户。 一些网购平台设立了评价机制，本来是为了鼓励顾客监督卖家的。但卖家利用给好评返还奖金的方法，巧妙地获取大量的“好评”。 我们的不少城市，道路年年修，花木年年换，都是以“提升”和“绿化”的名义进行的。其实这也是“眼镜蛇效应”在作怪。制定城建政策，有意无意地给了某些人靠这些发财的机会。 还有一条重要的民生相关事情，就是医患关系问题。本来是为患者着想的，杜绝和减少医疗事故，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曾制定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系列法规。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举证倒置”，也就是要求医院自证与医疗事故无关。这样一来就逼迫医院不得不采取防御性措施，给病人做各种检查，包括必要和不必要的。结果使病人及家庭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殊不知，科学是不适用举证倒置原则的！而且医生怕担法律责任，也不敢开展新的诊疗技术，连紧急状态下的手术也束缚无法下手了。去年5月，这项不合理的法规终于取消了。 防范对策 这些制定政策的人犯了一个共同毛病，忘记了人既有“社会人”属性，又有“经济人”属性。人是有欲望的。人们会对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 过多地用利益来推动人们办成某件事，或者推崇以名利来吸引人才，人们可能会蜂拥而上。然而矛盾就出现了，纷争也就跟来。老子主张“不尚贤”思想。“不尚贤，使民不争。”意思是说，不过度推崇和膜拜贤才之人，才能使子民不互相争夺。正确的做法是向他们学习，但要避免盲目崇拜。更不能用金钱利诱鼓励人们成才。 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既能有效调动积极性，又能防止对积极性的扭曲。“立法者”在出台某项法律或政策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极大的谨慎。 相比这些看起来很精明，实际却很愚蠢的案例，有些鸡贼的电信诈骗者却深谙此道，反其道而行之。这些诈骗者看起来很傻，实际透漏着精明。比如，他们编造出的有些诈骗信息非常低级，正常人一眼就能看破。但为什么他们还会成功，屡屡得手？他们的设计道理是，这么简单的骗局都不能识破的人，才值得继续骗下去。这就可以减少后续行骗白费很多精力。 我们有些制定政策的，还不如这些电信诈骗者明白：人是有区别的，好的政策需要有区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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