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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共二大--西湖特别会议（四） 1922年8月9日11时许，陈独秀在法租界铭德里2号的寓所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陈独秀本人也当场遭到逮捕。 此次法租界巡捕房出动的人员可谓阵容强大，有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洋人探长西戴纳，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探长程子卿、李友生、曹义卿等人。当场搜出陈炯明在7月份汇给陈独秀四万元之证据一纸外，又搜出各种鼓吹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籍纸板多种。随即，将陈独秀带入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时隔一年，陈独秀在法租界第二次被捕，在社会舆论上引起了渲然大波。 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胡适，于8月16日致信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法国人近年所作之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请顾维钧以此意劝告法国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 听闻陈独秀再次被捕，蔡元培、李石曾等学术界精英人士，不仅联名致电法国驻华公使，以示抗议，并且要求法国公使，请他从速命令驻沪法国领事将陈独秀予以释放。 同时，京、沪等地全国社会团体也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蛮强暴。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号召群众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活动。 面对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和示威游行，迫使法租界中法会审官于8月18 日下午，判决对陈独秀罚款大洋400元后交保释放。 8月下旬，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陪同刚从苏俄请示后返回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莫里哀路（香山路）孙文的寓所，与孙文讨论振兴国民党的问题。 此时的孙文，迫切需要苏俄的帮助。在会谈中完全同意依靠工农大众，联合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走新的革命道路。随后，孙文又通过李大钊，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由国民党主要领导出席的会议上，系统地讲解和阐述发动群众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意义。 中国杭州，西子湖畔，小桥流水，江南水乡，被誉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1922年8月29日至31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召开，史称“西湖特别会议”。 会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的翻译张太雷等7人。 由于以陈独秀、张国焘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前坚决拒绝马林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领导的提议。僵持之下，马林只得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汇报并请求支持。 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马林的汇报后，经过讨论，表决通过了马林的建议。随后，马林又踌躇满志地赶回中国。他深信，这次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肯定可以得以顺利实现。第一，他带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第二，中共二大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还特意邀请了最坚定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李大钊从北京赶到南方，发挥他在党内特殊的作用。 在会上，马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国民党定性为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李大钊的协调下，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陈独秀的最终妥协还因为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事宜有专门的训令。训令中指示：“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有义务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陈独秀在妥协的同时，再一次坚持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他对马林坚持道：“只有孙文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 孙文为了尽早完成联俄，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大愿望，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原则改造国民党。 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由张继作为介绍人，孙文亲自主盟，以宣誓的形式，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张国焘也在上海也加入了国民党。 在这里，根椐史料，有必要对中共二大再次进行一次全面的认识。其实中共二大是陈独秀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一次没有成功的尝试。 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后，马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二大采取了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 其一、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的汇报”（指维经斯基、马林和斯穆尔基斯等人）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动中，党应该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因为知道陈独秀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所以，该信回避了“党内合作”的用语，而用了含糊其辞的“携手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布哈林的直接支持后，1922年7月18日，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其二、1922年7月30日，即中共二大闭幕后的第7天，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支持马林的提议，批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联合战线是推行“宗派主义政策”，“居于领导地位的孙文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同一天，《真理报》摘要发表了这篇批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 其三、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后，提出召开并出席了西湖特别会议。在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陈独秀碍于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不得不违背中共二大《宣言》，接受了马林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张。 马林一个人面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回避了直接否定中共二大的方法，而依托共产国际的训令，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放弃了中共二大的决议，接受了自己和共产国际的主张。 其四、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只字不提刚刚召开的中共二大的决议，而要求国际代表“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这句话明确告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可以不管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决议，而只以共产国际的文件为准。 这份文件是莫斯科专门为否定中共二大决议而制定的。因为该指令明确否定了中共二大《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身份的思想：“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这份文件精神，后来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直至国共最后分裂。 1922年9月4日，孙文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资深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意见，陈独秀应邀参加。6日，孙文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广州，陈公博的寓所内。此刻，陈公博正脸色阴沉地看着一封信。这封信是张太雷奉陈独秀之命，专程由上海给陈公博送来的。信中的大意是：鉴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与陈炯明断绝一切关系，但中央盛传陈公博有帮助陈炯明之嫌疑，请速来上海向中央进行解释。 “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陈公博有点愤怒地看着对面的张太雷，辩解道：“我一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二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三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炯明是红是黑的，我都完全不清楚。这些仲甫应该都知道，刚去上海的谭平山也应该知道，何以两人知而不言，他们不止够不上做朋友，而且更够不上做人。”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号独秀。 接着，陈公博向张太雷表示拒绝去上海解释。当场写了一封回信让张太雷带回上海，大意是：“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其实说陈公搏支持陈炯明，反对孙文，可能确有点“误解”的成份。因为陈炯明主政广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为广东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及文化氛围。当时的广东省被称为“模范省”，对此广东党组织对陈炯明是有好感的，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经常为陈炯明发布一些言论、信息。而陈公博不仅是报社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和谭季棠还是报社的责任编辑。在陈炯明发动兵变后，中共中央据此认方广东的共产党员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陈炯明搞在了一起。由于陈公博拒绝向中共中央解释，从而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1923年11月，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此行，得到了汪精卫、廖仲恺的大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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