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人回来，把武器塞到草垛里，或者藏到棚子底下，为的是永远不再打仗，只等红军来到；有的人却只是推开积雪堵住的篱笆门，把马牵进院子里，补充一些干粮，和老婆睡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就上了大路，到了冈头上再最后望一望那死静的、一片白茫茫的顿河河面，望一望也许会永远离开的家乡的一处处地方。 谁能躲得开死神？谁又能猜到人生的结局？……马匹难分难舍地离开村子。哥萨克们硬着心肠撕断同家人难分难舍的心情。许多人的心又顺着这条风雪弥漫的道路回到家里。在这条路上想过许许多多沉重的心事……也许，还有咸得像血一样的眼泪顺着马鞍滚下去，落到冰冷的马镫上，落到马蹄踩得斑斑点点的大路上。在这些地方，到春天不是连送别的小黄花和小蓝花都长不出来了吗？ ——《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 （苏）肖洛霍夫 著 力冈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9   精彩书评： 《自由人的历史转身》 （本文作者鱼梁，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北纬三十度的鲜美“，感谢授权） 有这样一部成功跨越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鸿沟并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它有一个世界文学史都为之震颤的名字：《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以一个普通顿河哥萨克的视角，描绘了从1912年一战爆发前夕到1922年顿河地区正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年间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继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之后最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全书总共四卷，共计一百五十万余字，构思于1926年，分别出版于1928年、1929年、1933年和1940年，前后共历时十四年。 前苏联文学界一度对米·肖洛霍夫最为该书的原作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对哥萨克社会百态如此洞察深入的鸿篇巨著，直到1999年《静静的顿河》手稿被发现于其密友库达绍夫的远亲家中，肖洛霍夫本人方得到最后的正名。 那么这本书究竟是为什么能够成功打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最终进入世界文学殿堂呢？也许问题的关键就在三个方面，它鲜活地展现了顿河哥萨克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生产、群体认同乃至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两者构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群体认同产生的巨大撕裂，乃至成为一个民族不断失血难以愈合的伤口。小说抛出的是一个天人之问：自由的哥萨克究竟当何去何从。 当时代撕裂的血腥与痛苦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是高尚的红色信仰还是曾经的白色权贵都瞬间化作巨大血肉磨坊的两个侧面，就像陈忠实曾在《白鹿原》中借“朱先生”之口把革命中两党之争形象地比作烙饼，个人的命运在巨大的时代潮流下以革命的名义被像草原上的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地收割，这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和许多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作家以及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异见作家不同，米·肖洛霍夫既没有把政治性乃至红色意识形态凌驾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与感染力之上使作品变得伪善而富有说教味，更没有像写《古拉格群岛》那样以根本否定苏联红色政权为纲领。 他的创作思路是相对冷静且真实的，同时更是悲悯的，在某种程度上和《罪与罚》的创作观念有些类似，都是出于源自于悠久东正教传统的人道主义情怀，政治性的判断被弱化，而更多的是以传统道德对人物表现进行审判，在人文意识与悲悯情怀上上和《巴黎圣母院》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让我们也摘掉潜在的对苏联文学的一些刻板印象，一起走进这部世界文学传世经典，走进那段独特的历史，走进那些大历史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走进一种峥嵘岁月中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 历史传统与激烈变革的较量 本书聚焦的是一个俄国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群体，即哥萨克，该称呼源自于突厥语，义为“自由自在的人”，他们本是由逃亡的斯拉夫人以及少部分突厥系民族在南俄罗斯大草原构成的多民族游牧社群，主要活动于聂第伯河流域以及顿河流域，后在沙俄帝国的扩张中分散到了中亚、乌拉尔乃至远东地区。 在波兰翼骑兵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常出没并且无险可守的东欧平原上，他们逐渐被磨练出坚毅勇敢的品格，在阿斯特拉罕汗国被俄国攻灭以后，他们逐渐受到俄国政权影响，转入半农半牧的自治村社生活，并与沙皇政权最终达成合作：即哥萨克依旧享有其自由权利，但是同时也应履行向沙皇政权无偿贡献暴力的义务，于是他们正式进入半农半军的军户角色，在今天看来有点类似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府兵。 在西伯利亚，以叶尔马克·季末费耶维奇为首的哥萨克队伍攻灭了由钦察汗国分裂出来的西伯利亚汗国：在远东，哈巴罗夫及其麾下的探险队在雅克萨建立据点，与清王朝发生战斗，在日后俄土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中哥萨克作为俄国军队中最为精锐的中坚力量，已经成为了俄国中央政权下极富有影响力的耕战一体的族群，牢牢地捆绑在了沙皇体制之上。 因此在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乃至保皇党都有意无意地利用哥萨克珍视荣誉同时也在一战中疲于战争的复杂心理对这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进行争取，小说《静静的顿河》正是以这个哥萨克社会当中的巨大历史变革为背景创作的。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卷入大量的政治纷争，传统的军事氏族制度被迫解体，正教信仰受到外来红色思潮的挑战与质疑。在群体认同上，他们对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知半解，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认知充满矛盾心理。 一方面他们和高度西欧化的俄罗斯上层社会格格不入，也瞧不起俄罗斯内陆被人奴役的无地农民，更对苏维埃怀有深深的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残余的旧军队系统能够帮助他们恢复曾经的秩序，他们也离不开那些上层贵族旧军官，因此他们虽然有独立的思潮，但是由于历史上和俄罗斯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他们的独立与自治理想最终化为泡影。 《静静的顿河》本身除了聚焦于文学艺术本身对人的发现以外，更像是哥萨克群体转型时期一部优秀的平民视角的编年史。历史在书中不再是专业典籍当中的一个个词条注脚与专有名词，肖洛霍夫把哥萨克群体在转型中的迷茫焦虑与不安描绘得十分清晰透彻，这一点和《白鹿原》中关陇村社的变迁中的历史长焦镜头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肖洛霍夫和陈忠实乃至马尔克斯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外来的现代性事物究竟会怎样改变一个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经受剧烈冲击而解体之后又是否能够有新的社会价值构建，这不仅仅是《静静的顿河》一部作品的思想内核，更是二十世纪早期前工业化地区所面临的的普世性问题。 一直到今天，历史的沧桑巨变一直没有饶恕这个苦难勇敢又充满浪漫乐观精神的群体，1991年苏联解体，同文同种的哥萨克被硬生生撕裂成了两个国家属民，尤其是在本世纪初俄乌关系急剧恶化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更加叵测。 时代再一次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尽管他们的群体属性在苏联多年来的迫害与归化中已经不再明显，在地区的长久动荡中他们当中有些人依旧拿起武器进行了自己的选择。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克里米亚成为了东欧长期流血的伤口，由此看来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发出的关于国家民族信仰以及群体认同的天人之问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个人命运倒在时代潮流之下 小说中的主角格里高利·麦列霍夫是大历史所聚焦的小人物，席卷全俄的革命风暴，正是他一切痛苦真正的开端。革命浪漫主义固然对广大底层民众极富有感召力，可是它掀起的时代湍流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失去了他们本应该有的美好生活，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任何人试图独善其身过好自己生活的行动都是徒劳的，他们在多股政治势力互相翻烙饼的过程中被煽动被愚弄被利用乃至成为最直接的牺牲品。 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格里高利本人的一生几乎都过得很拧巴，一方面他作为劳动者的阶级身份认同使他一度接受革命信仰，同情革命者，并且平等观念也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牢牢的扎根；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地道的顿河哥萨克，瞧不起俄罗斯内陆来的无地农民，把苏俄红军看做打破顿河地区安宁的入侵者，自己有义务把他们撵出顿河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同最终在他的心里形成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而这正是他感到生活痛苦且毫无希望的真正原因。 然而相比其他在政治运动中被异化的人，他又是十分幸运的，尽管命运对他的折磨是极其漫长而残酷的，不过他身上“人”的属性依旧保留得相对完整，他好色风流韵事不断，可依旧疼爱妻子和孩子，约束下属禁止他们抢夺红军家属的财物。这样一个普通人，在1912年到1922年这十年间迅速衰老，家破人亡，这是个人的不幸，而千万个这种个人的不幸则描绘出了一个时代的不幸。 正如顾城在《断章》中所说的：“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你永远都在命中。”格里高利对于自己的命运是无力掌握的，他的反抗也是相当有限的，情妇阿克西妮娅可以看作标志着他进行有限反抗的一个美丽的符号，在小说的末尾，阿克西妮娅在与格里高利一同逃亡的过程中中弹死去，这意味着他所有反抗的彻底流产，以及人格的最终消亡。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荒唐年代，所有的人都被迫做出不同颜色的选择，他们像是在进行一场蒙上眼睛的豪赌，在这场被迫进行的赌局当中，大多数的人成为输家，他们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少部分的赢家作嫁衣裳，而这一切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叫做“革命”。主人公格里高利则是输家中的代表，时代促成的悲惨命运无解的，并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事实上米吉卡·科尔舒诺夫以及米什卡·科舍沃伊等人都做过不同的尝试与探索，然而他们在命运的摆布下也同样完全失去了自我，甚至被仇恨蒙住双眼，彼此之间互相残杀。不同于《奥德赛》、《俄狄浦斯王》以及《哈姆雷特》这些立足于个人自身弱点传统悲剧，《静静的顿河》给世人提供了另一种悲剧的表现形式，即时代环境所导致的个人悲剧。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的头上便是一座山。”个人的反抗除了少许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之外，相较于宏大的时代潮流无异于螳臂当车，所有的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毫无选择的权利，即使发出声音也往往被潮流吞噬，这种小大之辩诚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今人看来也无不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哀与绝望，这就是悲剧，把好端端的人毁灭了给人看。 宏大叙事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本书中，作为白军乃至叛军的许多哥萨克民众可以是勤劳善良渴望美好生活的农民，红军中除了高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也存在因意识形态灌输而被异化充满仇恨的人，于是人的多样性得到表现，相比后世中国样板戏中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人物，作为苏俄革命文学所呈现于世人面前的《静静的顿河》对于人本身的塑造和敬畏也是相当可贵的。 在《静静的顿河》中不存在二元论意义上的坏人，即使是科尔尼洛夫、卡列金等被后世苏联定性为反革命余孽的人，他们同样富有民族正义感，同样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挽救整个国家，只是各方之间道路不同手段不同，成王败寇，如是而已。同时这本书也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以为歌颂革命，美化红党，而是平视他们，用平民叙事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 在时代的大潮中，所有人的命运都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因为信仰团结在一起，同时也因为信仰彼此仇恨，乃至骨肉为行路，尽管人们都对更美好的未来满怀乡愁，可是现实残酷，他们的梦想是注定无法共同实现的。 邓尼金、科尔尼洛夫想要的是成立军政府，然后和大举入侵的德意志一决雌雄；苏维埃想要和平建立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哥萨克们想趁此机会解脱俄罗斯套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枷锁，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民，没有一方对这片饱经苦难的不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于道路的选择有所分歧。作者对这些苦难中的人满怀悲悯，他跳脱出了受到大时代局限的狭隘革命观点，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对所有流过血的人们予以了最大的同情。 这也许也是一部苏联革命文学之所以能在不妥协的情况下依旧跨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鸿沟，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的原因所在。它和成书年代稍早一些的《巴黎圣母院》以及《罪与罚》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展现的是一种基本人性，一种普世价值，而且在时代湍流的洗礼下，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能够跨越政治的鸿沟，已经比前两部开始在道德上有所建树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类似的作品，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阿来的《尘埃落定》，同样也都是一片土地一段历史的血泪。在这些现实主义史诗级作品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面对时代性的苦难与宏大的历史震荡，人们做出了基于他们对这个世界有限认识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值得敬畏的历史，更值得加以“同情之理解”的视角加以描绘和表现，这也许也是对当年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及斗争留下的尸山血海最终的救赎罢。  博约斋 面向公众的乡村公益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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