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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史方面，学者的兴趣仍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上面。由于近年提倡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研究热潮持续不断。就孔子研究来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孔子研究会、孔子基金会，定期发行全国性刊物《孔子研究》，各地方成立的孔子研究会（所）或儒学研究中心亦不在少数。各种层次的孔子或儒学讨论会经常举行，有关著作层出不穷。仅出版的孔子传记就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张秉楠的《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等多部。有关孔学或孔子思想体系的专门著作及论文集更不胜枚举，甚至孔子弟子亦成为研究的对象，出版有《孔门弟子研究》（李启谦著，齐鲁书社，1987年）。这些著作多数给予孔子或孔学以较高评价，此现象似可看做是对“文革”期间“四人帮”大搞“批孔”的一种反动。其他诸子的研究虽不及孔子，但亦颇为可观，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孙子等，皆有对之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集问世。如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为作者数十年研究之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是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他在1984年发表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 由于“文革”前后的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大批战国、秦汉的简帛文字材料，促使先秦学术史的研究亦开展起来，这批简帛中多有人们熟习的古代典籍，如帛书《周易》、《老子》、竹书《晏子》、《孙子》、《尉缭子》、《文子》之类，亦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竹书《孙膑兵法》之类，它们都给人们了解古代学术思想以新的启迪。除有许多专家致力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之外，亦有以之为资料从事古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其著作可以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为代表。 近年来，在先秦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专题，还有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年代学的研究。由于我国自西周共和以前无确切的历史纪年，造成我国文明初期的历史若明若暗。长期以来，学者孜孜以求弄清楚共和以前的准确年代，其中西周各王的历年及周武王克商之年的判定又为众人注视的焦点。然而研究的结果却是学者间的各种认识更显分歧，仅武王克商之年就有数十种不同说法。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近两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皆将此列为重点讨论题目。有关西周年代学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较有影响者有赵光贤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西周诸王年代考》（《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系列论文，何幼琦的《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仲操的《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年）。在推进西周及其以前的年代学的研究上，自然科学工作者张培瑜所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受到国家科研领导机构的关注，为此专门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组织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及自然科学界的专家联合攻关。这项课题围绕西周历法、西周铜器断代、商周之际年代的判定，夏商之际年代的判定对若干文献及甲骨材料记载的日食、月食发生日期的测定等具体问题全面展开，已取得若干突破，其成果即将公布。 （二）在对先秦各时期的断代研究上，亦取得很大进展，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引人注目的夏史研究，实际是从“文革”后才真正展开的。它的发动主要来自考古界对夏文化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在“文革”前即已在豫西一带开始，但在学术界普遍引起重视并开展讨论却是在“文革”以后。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介于龙山文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即包含了夏代的文化。但对于夏文化开始的时间及与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几个文化层的对应关系，以及夏代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等问题，尚有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夏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应分布在豫西晋南以外的地区。迄今为止，有关夏文化的讨论会已进行过多次，汇集人们对夏文化或夏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也有多部出版，如1985年由先秦史学会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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