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丰三年（1080）初贬谪黄州，到元丰七年（1084）奉诏赴汝州就任，在这五年里，远离汴京朝廷的苏轼，其实是有机会提前回到皇帝身边的。
元丰初年，王安石已因丧子之痛辞相离京，乾纲独断的神宗皇帝在没有和这位改革搭档做任何商议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改革现行官制，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改制之后，皇帝在政治决策中的权力比重持续增加，也深度影响了此后八百余年的中央帝国官僚体系，不在此论。生于北宋元丰末年的南宋官员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记载了神宗在元丰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细节。《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四年十一月丁酉，“对辅臣于天章阁议行官制既而中辍”，当时，官制改革的整体规划基本完成，需要往新的官职岗位上填入合适人选。在与几位重臣商议时，神宗皇帝画了一张官职图谱，图中，御史中丞、执政的官职上写着“司马光”，在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官职上写着“苏轼”。微信公众号：无犀之谈其时，司马光自熙宁四年（1071）退居洛阳潜心编撰《资治通鉴》已逾十载，他当初去职的理由也很简单：反对新法。而苏轼受累乌台诗案的原因，也与反对新法有直接关系。元丰初年，虽然王安石辞相未归，但朝堂重臣皆为新党，突然见到官家有意起复两位旧党的领袖级人物，顿感惶恐错愕。神宗在解释这个任命思路时说，这二人虽然此前反对中央的政治决策，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忠臣，怎么可能就这样废弃不用呢？（“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
王珪为官以奉旨听命著称，时称“三旨相公”，即上殿取圣旨，皇帝下旨后领圣旨，拿着圣旨退朝后告诉下人“得圣旨”。于是，这位“三旨相公”老老实实地拿着神宗的圣旨下朝，准备按官家意思去办事了。蔡确则是变法的忠实支持者，当然不能眼看着旧党势力死灰复燃。下朝后，他对王珪等几位同僚说，虽然官家的心意已决，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死马当活马医。这次朝议之后，每次神宗问起起复司马光和苏轼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蔡确等人就说，我们正在商量，准备拟好的具体方案后呈报。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元丰八年，年轻的神宗皇帝驾崩，也没给出个“具体方案”。东坡先生身后，苏辙为老兄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元丰五年，皇帝有意重新起用苏轼，但被朝臣阻止。苏辙在《龙川别志》中还记载了这件事的更多内幕。元祐年间，枢密院的孙固（和父）透露，当年神宗决定起复司马光和苏轼时，王珪和蔡确相顾失色，王珪这人没啥主见，但蔡确却是个权谋之人，他知道神宗一直有意出兵西夏，开疆拓土，但司马光最反对穷兵黩武，只要能推动西征一事，司马光绝对不会接受回朝的召唤。元祐二年（1087），蔡确因为其弟蔡硕受贿事发，受牵连夺职，连遭贬谪，到了谪地安州（今湖北孝感下辖安陆市），郁闷之中写下一组长诗《夏日登车盖亭》，被政敌抓住把柄上奏朝廷，称其诗涉讥讪，上及君亲，于是，再被贬至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下辖新兴县），史称车盖亭诗案。论及蔡确的遭遇，苏辙认为这是善恶有报，“新州之祸，实出于此。”
《重新认识苏东坡》是我自2021年起之日更文章，以地点或事件为节，每月讲述苏轼人生片段，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苏学已是显学，我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苏轼这样一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已不枉余生每日之“苏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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