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勇//试论中国川江历史文化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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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西南地方史、中国专门史等研究，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评专家、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项目多项，出版《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话语提炼与中国史研究》《史学田野考察方法》等著作2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50多篇，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四川省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中华食学随园奖多项。

摘 要

流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比较研究，特别需要从世界角度来比较。中国川江流域历史文化的世界性首先体现在历时性上的世界唯一大河上游文明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近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特殊性来看，川江流域的历史文化显现为有多个世界唯一和第一，如世界上最世俗的文化区、世界最闲适文化地区、世界内河航运最繁忙同时又最危险的河道，由此产生了规模宏大的拉纤盘滩提驳场景、特殊地位的滩师角色、内容丰富的号子文艺、特殊的地名群、丰富的专门文献，同时也滋生出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码头文化体系、江湖社会概念、饮食菜系和戏剧河道划分标准。同时，川江流域产生了中国第一平民菜系川菜，也是世界浓香型、酱香型蒸馏酒和井盐生产中心。川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地缘塑造出世界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大河上游文明和世俗程度最高的文化区，这赋予了川江流域历史文化地位在世界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目前我们特别需要抢救性地保护一些濒临灭绝的川江历史文化遗产，建立相关研究的平台，研究园地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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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历史地理学在近二十多年来成为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领域。但是，就流域历史地理学来看，还有许多流域的历史特征总结和地位定位工作还做得不够充分。从学术研究方法来看，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建立在比较意义的研究基础之上，而这种比较不仅需要在一个大区域内来进行，更需要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空间上来比较研究。这里，我们就从世界视野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川江历史文化的特征和地位，以期推动历史流域地理研究的深入。首先，我们需要对长江上游河流自然特征和古代文明地位的关系作初步的分析，再探索川江流域历史文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分析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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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视野下的长江上游文明特征和川江历史文化地位

长江是世界上第一水能大河，世界第三长的大河流，这是从自然属性上讲的长江的世界性。但如果从世界文明史来看，我们知道黄河文明与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被视为世界四大文明，而长江文明在东亚大陆的文明史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近一千多年的时段内长江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河文明，而长江上游的文明即使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也可以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以前，我们对长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地位认知往往是欠缺的，不仅是从自然意义上认知不到位，而且从文化上的认知同样不到位。从自然上来看，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段，全长达4504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河流体系繁杂多样，共有1300多条大小支流，支流众多而河道形式多样，有的河道峡谷高深，比降落差大，水流湍急，但各河流中下游地区往往流经平坝、浅丘地区，适合人类生息。整个长江上游的人类聚居区主要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背景下，特别是岷江中下游、金沙江下游、川江主流及沱江、嘉陵江中下游、涪江、渠江等地区降雨丰沛，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适宜农耕，最适宜人类生息，从这个自然意义上讲，可能任何世界大河上游地区都难以相提并论。

在孕育世界文明的大河中，印度恒河源头是阿勒格嫩达河和帕吉勒提河，两河上游奔腾于喜马拉雅山间，地势由海拔3150m急降至300m，急流汹涌，且支流不多，气候较为干燥。而印度河上游奔腾于高山深谷间，气候高寒，中游才进入广阔的印度河平原地区，进入阿拉伯海。埃及尼罗河虽然全长6600公里以上，上游两个源头白尼罗河、青尼罗河比降大，有较多湖泊和瀑布生成，通航不便，支流不多，气候较为干燥。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全长2800公里，上游段河谷宽窄夹替，深峡迭现，但支流并不多。而底格里斯河只有2045公里，是一条典型的山间河流，河谷狭窄而流速快，河槽深切，沿途多峡谷与险滩，但同样支流不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全长6400公里以上，上游支流众多，与长江上游有相似之处，但地处热带雨林，降雨相当丰沛，河流比降较小，与长江上游又有所不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全长6262公里，拥有2500多条支流，上游的支流较多，比降也较大，与长江上游在整体环境上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上游地区地处纬度远远比长江上游高，冬季气温低，降雨量较少，又与长江上游大多数地区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不同。所以，中国长江上游在地理特征上虽然与世界的个别大河上游有相似之处，但从其支流众多、比降较大，气候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背景上来看，没有一个世界大河的上游是可以相似而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的大江大河中，一部分大江大河虽然在自然上可称为世界级的大江大河，但人类文明的曙光却出现较晚，如美洲的密西西比流域、亚马孙河流域等；一部分大江大河虽然文明出现较早，但文明主要产生在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如古代印度河和恒河文明、古代两河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黄河文明等等。其中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中上游曾出现过亚述文明，但由于底格里斯河仅长2000多公里，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典型的大江大河，而且两河文明进入公元后在外族进入后出现了衰落和中断。唯有长江上游的文明出现时间之早，影响范围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不仅不在中下游之下，在宋代以前长江上游文明的影响远远超过中下游地区，而且放在世界大河上游文明内来看也是罕见的。我们知道，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宝墩、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明在商周文明中地位重要，汉唐时期四川盆地地区的历史地位也远远高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到了宋代以后，虽然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对落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文明一直发展没有间断，使川江的历史文化仍然在中国有重要的地位，而更由于长江上游川江河段特殊的环境背景与不间断作为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沉淀，塑造出的历史文化特征，在世界意义上仍有极高的独特价值。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长江上游是一个较为独立的流域单元，但如果从文明角度上讲，由于长江上游整体地理环境的内部差异，在长江上游这个流域面积100多平方公里空间内，各个亚区的环境差异是较大的，由此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也不一样。就历史时期长江上游人类文明出现的区域来看，在近3000年时间内，人类主要是活动川江主流、岷江中下游、金沙江下游、嘉陵江中下游、沱江、渠江和涪江地域、乌江下游等地区，这些地区沿江多为平坝、台地、浅丘地区，降雨丰沛，气候湿润。川江流域面积只是集中在四川盆地26万平方公里内中南部的16万平方公里内。所以，我们称的长江上游的文明空间主要是在上述川江流域内。即上古历史上的巴蜀文化、中古历史上的蜀文化、近古代以来的四川文化的主体都是在这个川江流域的这16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而长江上游西段的横断山脉、四川盆地四围的大巴山、巫巴山地、武陵山脉、大娄山系、乌蒙山、大小凉山等地的文明地位并不突出，特色也不如川江流域这样具有独特性而具有世界性。

从自然环境特征来看，川江流域的台地、平坝、浅丘地区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中亚热带湿润气候，东南谷地属于南亚热带气候，特别是川江主流在北纬31-28度上下波动，年均温一般在18度左右，降雨量一般在1000-1300毫米，生物多样性明显，土壤肥沃，适宜人类传统农业垦殖。从区位地缘特征来看，以上川江流域地区完全处于四川盆地内部，在传统冷兵器时代，四川盆地受到外来重要军事干涉相对并不是太多。川江流域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又较为闭塞的环境，往往成为中原战乱时的一个大后方基地。如唐代安史之乱唐玄宗、唐末唐僖宗都曾入蜀避乱，近代抗战时期川江流域又成为抗战大后方依靠。川江流域同时又是中国容易割据一方的乐土，出现过三国蜀汉、两晋的成汉、五代的前后蜀、元末明玉珍的大夏、明末张献忠的大西、辛亥革命后的大汉和蜀军政府，所以，历史上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之称。川江流域“土地易为生事”，“奢侈不期而至”， 物质资源丰富是这些政权、官员生存的基本自然条件。虽然我们说长江三峡是世界上罕见的积淀了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大峡谷，但长江三峡的峡谷文明主要是在转输川江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资源及实现中下游能量互换的需要中诞生的。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整个长江上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光荣和辉煌大都是由川江流域的土壤孕育出来的，上古的宝墩、金沙、三星堆文化都是在成都平原的沱江和岷江水系上，汉代成都平原、嘉陵江中游阆中地区为四川盆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唐代成都城市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成都平原、岷江中下游、嘉陵江中下游成为四川盆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蜀学发达的主要地区也都是在川江流域。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成都平原、叙州府、嘉定州、泸州、重庆府、资州、涪州、顺庆府、遂州、绵州、富顺等主要城市也是在川江流域的平坝浅丘地区，近代重庆、万县开埠以来，成都平原经济仍然发达，川江流域干流的万县有四川第二商埠之称，重庆有小上海之称，泸州、叙州府的酿酒业发达，沱江流域的自流井成为盐都，内江蔗糖业发达成为甜城，嘉陵江流域的阆中、南充、合川成为丝织中心，这些城市都成为四川社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地区。所以，至今川江流域仍是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重心所在，川江流域的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内江、自贡、宜宾、泸州、重庆、涪陵、南充、遂宁、达州、万州等城市仍然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城市。因此，我们认为历史上巴蜀的富庶、四川盆地或长江上游经济文化的发达，主要是川江流域这些河段土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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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江历史文化的世界性：

唯一持续不断的世界大河上游文明

中国川江流域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使川江历史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有其相当特殊之处。纵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世界大河文明几乎都是产生于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埃及尼罗河文明如此、两河文明如此、印度河与恒河文明如此、黄河文明也是如此，而其它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文明整体上出现得较晚，历史上上游地区更是荒凉落后。唯独长江文明最早的曙光出现在大河上游，可以说长江上游文明是世界级大河文明中唯一出现在上游的文明，世界大河上游文明的独特性本身就可以想见。多年前我就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流，拥有像长江三峡这样一个长四百多公里而有七千多年深厚文明沉淀的大峡谷”。一般来说尼罗河、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上游自然条件本身差，缺乏滋养人类文明的土壤，其文明发展不是不足就是人为中断。以川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地区来看，世界河流的大峡谷众多，但人类文明沉淀多不足，如非洲的东非大裂谷、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长江三峡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峡谷中沉淀了七千多年的文明确实罕见。当然也可以说在世界上确实没有一个大河的上游地区像川江流域一样，支流众多，河流形态千差万别，但土地肥沃，气候湿润而人类文明沉淀了七千多年，一直相沿至今。所以，川江流域文明可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不断的大河上游文明。

以上我们从文明大视阈角度来看，川江流域的文明是一种独特的大河上游文明，这是川江流域文化独特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基础。宋代以来的时期，从文化类型的特别意义上，川江流域的文化由于区位地缘、环境特点而显现出了独特的文明特征，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主要体现在独特的世俗文化氛围、世界最闲适的文化氛围、独特的内河交通文明、世界最大平民的菜系这四大特征上。

（一）世界上最独特的世俗文化氛围

从小区域来看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理单元，整个四川盆地盆底面积在16万平方公里左右，盆地内的紫色土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营养元素，河流众多，有水利灌溉之利，是中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再加上川江流域气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在传统时代物质生产一直较为丰富，生产体系自成一体，一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这个地区“土地易为生事”，“奢侈不期而至”。同时，由于地形地貌上盆地对外来主流文化的阻隔，更少一些礼教教化形式的影响，自生俗文化力量强大，形成一种独特的务实世俗文化，反映在生活、艺术、宗教、语言上都特别明显。

我们注意到早在《汉书·地理志》就记载蜀人“轻易淫泆”“未尝笃信道德”，表现出蜀人世俗务实的天性。到了《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更是记载蜀人：“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从《隋书》的描述中我们看出，隋唐时期的川江流域完全是一幅世俗而务实的生活场景，很少有一些过多的礼教虚伪，只求生活舒适，烟火气特别浓厚。到五代两宋时，川江流域同样如此，人们“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连后蜀王孟氏也掌《食典》一百卷，完全是一个俗气的皇帝，所以宋代成都太守宋祁甚至将床搬到街上与老百姓同乐。风土所染，出身或生活在川江流域的文人也都沉迷于烟火之中，很是俗气，如杜甫、苏东坡、黄庭坚、陆游、杨慎、李调元、李劼人等，热衷于美食，连车耀先乔装开饭馆搞革命，也一不小心成了美食家。川江流域地区的丧葬也显现了极大的世俗性，如普遍将老人的丧葬视作白喜事，丧葬期间往往请戏台班子唱歌，赴丧的人从早到晚通宵玩麻将，有一点丧事喜办的味道，显现了川江地区百姓的世俗和乐达。

在艺术上汉代的四川盆地画像砖和画像石上题材是以饮食、娱乐的生活场景为主，与中原地区的画像砖石中以大量帝王将相故事和儒家说教内容完全不同。同样，四川盆地内出土的汉代陶俑更是以说唱俑、厨子俑和田园模型众多为特征，这也是中国其它地区少见的现象。传统戏剧大多是庄严的，唱打是主体，唯独川剧融入了许多世俗好玩的变脸、滚灯、吐火等娱乐。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整体世俗性很强，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政权，这种世俗在川江流域就显得更为明显。在宗教信仰上，川江流域的儒佛道一体比中国其它地区都更明显，显现了宗教信仰上实用性最明显。在川江流域供养的神祇中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儒教的先贤往往最难分辨，许多寺庙观宫一时分不清是哪一种宗教流派的，大量寺庙在历史上功能不断变化，一会儿是寺庙、一会儿是宫观，一会儿是宗庙、一会儿是会馆，不断转换。许多乡间庙宇更是将儒佛道神祇并排供奉于一庙之中，以前我将这种现象称为“信仰大超市”。

佛教传入中国本身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进入各地又有一个地方化的问题，我们也可称为佛教的世俗化。不过各地世俗化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四川盆地很早就受到佛教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南传佛教系统早在汉代就进入了川江流域，不过，佛教进入四川盆地后，经过巴蜀文化浸润，早已不是中原佛教的样子，更与印度原始佛教在教义、教规和造形艺术上的风貌相去甚远。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四川盆地佛教已经完全四川化了，我们从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题材和手法上看，不仅已经完全融入了儒、道说教的内容，而且用现实世间的生活意境来表达教化，往往是在诉说身边的故事了，如《父母恩重经》《大方便佛恩经》《释迦与棺葬父》《事孝双亲》《推干就湿恩变》《牧牛图》《养鸡女》《吹笛女》《夫不识妻》等。四川安岳、泸县玉蟾山、合川等四川盆地南部地区的佛教造像世俗化也都十分明显。从区位上川江流域的核心区的佛教造像世俗化程度远远高于四川盆地北部和广元、巴中地区的石刻造像，这既是一种从唐到宋时间发展序列过程的结果，也是川江流域核心区文化世俗化程度更高的体现。

川江流域文化的世俗性还体现在巴蜀方言的世俗化上，现在的四川话实际是属于北方官话系统的西南官话，但四川官话形成的历史进程复杂，历史时期南北移民混杂使四川话虽然属于官话体系，但融入的文化因子太多，又受本土世俗基因的浸润塑造，可以说四川话是中国官话体系中方言词汇最为繁杂，也最为低俗的方言。我们知道，在中国官话中，东北官话和西南官话可能是语言词汇最为丰富的方言。许晧光等编的《简明东北方言词典》收录整个东北的方言词汇只有3000多条，但罗韵希等编的《成都话方言词典》收入了4000多条，而王文虎等《四川方言词典》则收录了7000多条。而这些众多的方言词汇中大多是一些世俗化程度很高的词汇，如四川话中大量把子词汇，绝大多数是一些粗俗但形象的词汇。即使在乡土人的主观意识中，使用这类词汇的大多数场景不过是作为一种语气助词使用，也由此可看出川江文化中世俗化对方言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川江流域的文化的世俗化不过是人们在衣食丰足后对生活的求本务实，少了一些儒化的形式，多了一些世俗的本真。

（二）世界上最闲适乐达的生活文化

很有意思的是四川盆地滋养出中国乃至世界上将劳作勤劳与生活闲适结合得最好的一群人，这在四川盆地区的川江流域地区最为明显。川江流域沿岸的台地、平坝、浅丘地区在传统农耕时代是最为适宜人类垦殖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此地人“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所以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就记载巴蜀“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这些地区人们基本生存相当容易，生活闲适，一方面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研习文化，人才辈出，宋代川江江河沿岸就有“大洲连小洲，此地出公侯”之称。研究也显示，宋代以来川江流域沿岸的成都、眉州、嘉州、果州、遂州、叙州、泸州、巴县、涪州、资州等地进士人才数量一直较多。一方面人们也有更多时间用于休闲，据《岁华纪丽谱》说蜀人“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人们“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进而形成了“狂佚务娱乐”之风，难怪历史上有“蜀人游乐不知还”“蜀人好游乐”之称。这实际上说的是川江沿岸平坝地区农业生产发达，人们富足闲适而出文化人才，而空闲时间相对较多又较为闭塞，人们只有将时间用于休闲而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川江流域生活的闲适首先体现在博戏充满业余时间和乡镇茶馆闲适时间长。早在《隋书·地理志》中就记载蜀人“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这里的意钱之戏就是流行于中古时期的摊钱博戏，唐宋时就连地位低下的巴蜀船工也会在劳作之余在河滩玩摊钱之戏。后来摊钱、撼雷、劈蔗、踢跟、斗鸡、叶子戏（麻将的前身）及长牌、大贰、二七四、六红、花牌各类纸牌等成为巴蜀百姓娱乐的重要方式。当然，巴蜀的闲适之风并不是表现在娱乐形式的多样上，主要是表现为利用休闲时间来娱乐的频率上，民国时期，家宅、店铺、银行背后都设有麻将桌，博戏的普及程度之高在全国罕见。至今，四川盆地内，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川江流域地区的城乡，玩麻将、地主、纸牌娱乐的频率之高、地点之随便、娱乐功能之明显、娱乐阶层之广泛、娱乐时间之长可能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也无法找到第二个地区。在川江地区茶楼聚会、酒楼餐饮、红白喜事玩麻将基本上是标准程序，城乡大街小巷的茶馆茶楼玩麻将、地主、长牌为主要业务。特别是在乡镇街道基本上是从早到晩茶馆中麻将声不息，连知识阶层中玩麻将者也相当多。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全国少见，出现大量从早喝到晚的闲暇人和喝加班茶的穷人。至今在川江流域的乡镇中，中老年男人们即使是单纯喝茶摆龙门阵，每天在茶馆往往从早喝到晚，闲适之风由此可见。

川江流域居民还有一种处世天然的乐达精神，不仅身居高位的乐于娱乐，而且贫困之人也乐达而喜游乐，故苏东坡讲“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而任正一《游浣花记》记载蜀人“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至今四川民工在工余仍然喜欢美食和娱乐，地位再低下也有豆花饭、夜串串饮食，也喝盖碗茶，有斗地主娱乐相伴。

不过，川江人的闲适并非川江流域人懒惰，反而从古到今巴蜀人的勤劳坚忍乐达闻名天下，所以苏东坡讲“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宋代蜀人农耕技术和勤劳名声在外，洋州的知州认为蜀中农民勤奋且技术先进，认为与洋县有“勤与惰之异也”。近代川军出川抗战的勇敢和改革开放以来川军民工的勤劳也是有口皆碑，可以说生活在川江流域这群巴蜀人是世界上将勤劳工作与娱乐休闲结合得最好的一群人。所以，中国最早的农家乐也是出现在成都平原。如果我们将川江流域的闲适文化放大到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考察，同样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人群在工作以外有如此高的休闲娱乐普及率，娱乐有如此高的大众化和平民化程度。

（三）世界上独特的交通文化体系

以前我撰文谈到中国西南交通文化在世界的重要地位，主要是针对中国西南地区传统陆路交通文化的特殊性，涉及碥路、栈道、索桥、木船、肩舆、溜索及相关设施和文化。但如果从川江的水运文化看，其独特性可能更甚，也更具有世界性。因为中国川江流域是世界大江大河上游唯一的支流众多、河流比降大、气候湿润、浅丘平坝较多而人类文明一直较为发达且相承不间断的流域。正是川江流域这个世界意义上的自然和人文独特性，塑造出在世界文明中独特的川江交通文化，其特殊性有四：

1.传统木船形制繁多，在世界内河交通史上罕见。

一般来说，传统木船形制的众多与河流形态多样相匹配，长江上游正是支流众多而河道千差万别才孕育出如此众多的木船船型。研究表明，在近代以来，航行于川江16万平方公里上的木船类型多达百种之多，而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区木船类型只有60多种，故远远超过流域面积更大的长江中下游木船形制数量。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调查，这100多种木船船名独特，船型千差万别，如著名的辰驳子、麻阳子、中元棒、厚板船（歪屁股）、舿子船、舵龙子、麻雀尾、南河船、山麻阳、黄瓜皮、安岳船、老雅秋等等。就世界内河航运史来看，整个长江流域由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和不间断，形成了上中下全流域通航的特征，传统内河运输航运本身在世界上或许是规模最大，影响社会最为广泛的行业。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中下游由于河道单一，近古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差，内河运输规模小和木船形制单一，而密西西比河历史上早期人类文明发育不明显，虽然河流上游支流众多，比降也较大，环境上与长江上游有相似之处，但人类发达文明的缺失和气候寒冷的制约，同样没有出现发达的内河航运文明。而亚马孙河流域虽然曾出现过玛雅文明，但文明只是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最高点，中古近古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差，虽然上游河流支流众多，河流比降不大，同样没有产生发达的内河航运文明。所以，历史上长江流域传统木船运输本身在世界交通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长江上游的木船运输更是以木船类型众多、运输最为艰难、相关文化最为独特而称雄于世界。正是因为航道复杂木船类型众多，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木船制造技术和设施都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川江流域，如防漏水的水密舱技术，过险滩的滚干箱、吊神船、抹擂放吊设施。世界上的木船船型普遍是左右对称的，而川江流域乌江上的厚板船（歪屁股船）、赤水河的牯牛船、釜溪河橹船（歪脑壳船），设计成船身纽曲，或船尾偏，或船头船尾均偏，以应对河床坡降大、弯道众多、航漕多变、暴涨暴落的川江航道。在广元一带的当归船因河道磁铁太多，木船不用铁钉而用竹钉，在世界也是罕见。川江木船多不用锚作为锚碇工具，而是多用船桩、竹篙、绳索与石鼻，也在世界内河航运中少见。

2.木船航运最为艰难却又是世界最繁忙的内河河道

在世界历史上航运较为发达的河流较多，如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长江中下游河道，这些河流或河段往往比降不大，河流航道宽阔，水流平缓，适宜于航运，但是像长江上游这样支流众多且河道形态繁杂，比降较大，滩险林立却还运输相当繁忙可能在世界上就是罕见的了。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河道险滩，川江流域的先民创造出了各种适应复杂河道环境的木船，川江流域成为世界内河平底木船的汇集地。近代以来这些木船数量仍然庞大，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五年，宜昌到重庆的木船就有2900多艘，清末仅重庆唐家沱的厘金进出口木船就多达18000多艘，常年停靠就有千艘以上。不算挂旗船在涪江上就有5000多艘不断往来，泸州港平时停泊多达3000多艘。传统时代川江流域真可谓百帆争流，号声不断，运输繁忙至极。不仅有有关国计民生的滇铜、黔铅、茶马、川米、皇木转运，也有大量有关长江上游山货的运出，长江中下游的布帛、丝绸、近代开埠后各种洋货的转运进入。

传统时代川江河道河床坡降大、弯道众多、航漕多变、暴涨暴落、滩险众多。为此，清代转运滇铜中将川江滩分出等级，将险滩分出滩次，如南广河从罗星渡开始到河口有48个滩，横江从豆沙关到河口有102个滩，金沙江从黄草坪到宜宾有78滩，其中次险60，川江从泸州到巫山有次险之滩84，一等极险滩36。邓少琴等编的《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中列出金沙江金江街至宜宾203滩，12处绝险不能通航，甲等36处，乙等45，丙等113处，丁等2处。川江主流从宜宾到重庆则也有大的险滩40多处，其间支流南广河、长宁河、永宁河、赤水河、礁溪、綦江等都有航运之利，但也是险滩众多。至于重庆到宜昌之间更是峡窄滩多，有284处重要险滩，中低水位滩190处，中高水位滩90处，高水位滩三四处。其它支流岷江从乐山到宜宾就有滩险26处。大渡河更是滩险众多，通航段短。沱江及主要支流青白江、毗河、绵竹河、威远河等主要流经浅丘地区，河流比降相对较小，但径流量不大，滩险仍然较多。嘉陵江则上游比降较大，中下游虽然处平坝丘陵地区但河道回曲，仍然是滩险多达近百个。涪江流域同样滩多，其中从南坝到中坝68公里就有险滩70处之多，往往一公里一险滩，中坝到合川368公里，220处险滩。而渠江则有险滩360个，基本是1.7公里一个险滩，其支流更是如此。乌江流域更是滩险林立，从龚滩到涪陵188公里有险滩222处，比降95米，可谓滩多滩险，不到一公里就一个险滩。在这样的河航行往往需要借助大量辅助方法才能正常航行，有的地方用人力牵绳吊船而过名曰“吊神船”，有的地方需要将船先拴在大石上漫漫顺水放下，称为“抹擂放吊”，有的地方需要将船从辅助木制滑道上拉过称为“滚干箱”。大多数逆流上行船都需要拉纤而过，有的地方则需要完全将货物搬下从陆上过滩再上船，称为“搬滩”，空船则需要一两百纤夫集体拉纤过滩，称为“盘滩”，有的地方需要小驳船跟随或临时提驳转运以应对滩险，称为“提驳”。

有的河道在枯水时径流量小而只有随行淘检扎埝，所以往往几十里航程需要走半个月到一个月。有的支流瀼水淤泥，只有众船航行中不断排船堵水冲漕，冲开一段走一段，同样几十里航程需要走一个月之久。有的河道通漕狭窄，只能单边通行，其它船只能长时间等待，通航时间漫长。有的木船在运输过程中为节约成本和时间，从上游放至下游后往往不是空船或载重返回，而是将船体分拆卖掉，形成一次性使用的木船，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川江航运的艰难。

更多时候人们使用大量财力人力去整治滩险，如炸平险滩、开凿纤道、设立传统的“对我来”“我示周航”等安全标识。即使这样努力，川江流域的航行仍是世界内河航运史上最为危险的运输航行，据我们研究表明，即使有关国计民生的滇铜黔铅转运，铜船的事故率仍高达百分之十左右，一般民船的运输可能更为危险。正是如此的航行才在川江流域催生出了在世界内河水上救护史上典型的红船救生制度。近代机动船进入川江，最初西方人完全低估了川江航行的危险，所以最初的试航多是船毁人亡不断。

从世界航运史来看，除了川江我们找不到一条河流人们在如此险恶河道上有如此繁忙的运输，自然也无法发现应对如此险境而生的传统航行技艺，所以，川江航运的世界性意义也由此可见。

3.孕育出丰富多彩而特殊的航运文化习俗

正是因为有如此艰难但又如此繁忙的航运，滋生出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航行习俗，其习俗的独特性在世界内河交通文化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首先，川江航运危险与繁忙的双重性，催生出了一些特殊的航运角色。由于传统川江滩险众多，在传统技术文本性传承不足背景下，人们对滩险的认知往往是一种经验性的认知，认知往往受地域局限明显，故产生了专门负责特定河段的篙师（历史上又称为柂师、滩师、领江），这些滩师往往都有认知空间上的局限性，三峡的滩师是无法在乌江、嘉陵江段领航的，折射出川江航运的复杂性，也由此将滩师塑造成为川江流域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在世界航运史上传统内河中拉纤较为普遍，如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上都有拉纤的过往，列宾世界名画《伏尔加河的纤夫》就影响很大，但就拉纤使用之频繁、规模之大、角色之完备、拉纤之艰危而言，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内河航运可与川江流域拉纤相媲美。早在宋代就有记载称三峡纤夫为“滩子”，历史上，川江主流和重要支流上水行航运拉纤几乎是标准配置，一般中型木船拉纤的纤夫人数有二三十人，远比伏尔加河八九人多。如果是在新滩、泄滩等滩盘滩的纤夫则可多达二百多人，有纤头、夥掌头、检挽、纤夫、锣鼓手、号子手等角色，拉纤时号声振动山谷，场面蔚为壮观，世界独一无二。

为了应对航运的艰辛，协调步伐鼓励士气和打发漫长的航运时光，很早就产生了劳动号子川江号子，故早在宋代《思耕亭记》就有记载嘉陵江航行“背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近代川江号子按地域分可分成川江号子、峡江号子、乌江号子、嘉陵江号子等，如果按内容功能来分可分成上水号子和平水号子等，还可按场景分成起桡、招架、抓抓、倒板、烟泡、斑鸠号子等。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上水号子一般主要以协调节奏鼓励士气的呼喊话语为主，而平水号子主要有唱叹沿途风物和调侃生活情感两大类，内容相当丰富且接地气。可以说中国川江号子是世界劳动号子中内容最丰富、最接地气的民间号子。在一些重要河道的码头上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船上说唱艺术，如清代夔州城江面的“唱灯儿”，将各种说唱艺术融入一起在江上流布，形式和内容都别具一格。

复杂的河道类型和繁忙的川江航运对沿江社会的影响相当深刻，如催生出可能在世界上都罕见的内河地形地貌地名，如沱、盘、咀、碚、瀼、珠、浩、漕、床、嵌、碛、梁等就是应对不同河道滩险而滋生的地名，可能是世界内河地名中最为丰富和独特的。因为特殊的河流环境和文化，在历史上文人们对川江的历史文化也多有记载和描绘，如历代长江图绘中，川江段往往是着力最多的河段，也是单幅上游图保留较早较多的图段。仅从保留至今的图绘来看，传宋代夏圭《巴船出峡图》、巨然的《长江万里图》、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清代佚名《岷江图说》一直相沿，有著录而佚失的更多。而为了航运方便安全编绘的各种川江指南更是繁多，如清代的罗缙绅《峡江救生船志》、国璋《峡江图考》、布莱基斯顿《扬子江汉口屏山段图》、蔡尚质《上江图》、法国海军《长江上游航道图》，民国时期蒲兰田《川江航行指南》、日本人《扬子江案内全》，史锡永、彭聚星、刘树声等《峡江滩险志》，盛先良《川江水道与航行》，建国后的《长江上游宜渝段航道及航标配布简图》《长江上游航行参考图》等。至于有关文字记载更是众多，如宋代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明代吴守忠的《三峡通志》、清代陈明申的《夔行记程》、洪良品的《巴船纪程》、唐炯的《沿川滩规》、谢鸣篁的《川船记》、傅崇矩的《江程蜀道现势书》等等，有关川江河流研究仅清代就有李元的《蜀水经》、陈登龙的《蜀水考》，至于中外有关游记、志书、调查报告中有关川江历史文化的记载同样是众多。纵观世界内河航运史，很少有哪一个大河上游河段有如此多的专门文献和相关记录。

4.航运文化浸润社会形成特殊的社会现象

由于川江流域河道复杂，木船航行的地域性、船工的地域性都相当明显，而繁忙的运输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又需要群体维护，由此产生了大量地域性和行业性船帮组织。据有关记载，川江的船帮组织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大河八帮、下河十一帮、小河帮。总的来看，川江船帮一般可分成地域性船帮和行业性船帮，地域性船帮又可按船主地域、按行驶河段、船只类型划分，如著名的宜昌帮、夔巫帮、合州帮、叙府帮、泸富帮、五板帮、厚板帮、舵龙帮、盐船帮、杂货帮、菜船帮等等，名目繁多。每一个帮都有帮首，多称会首或客首，多为袍哥老大，而且与地方官府关系密切，形成一个民间的亦官亦民帮会组织，在地方事务的控御方面有很大影响。虽然船帮组织在各地都存在，不论是内河或是沿海都有，但由于川江航运的复杂性、木船类型的多样性催生出的船帮数量之多、名目之繁，可能是世界内河航运史上罕见的。所以，川江船帮对当地社会融入之深入、影响之大可能也是其它地区少有的。如近代川菜内部体系的划分也是以船帮的帮口为标准分成大河、小河、上河、下河帮口的。在传统戏剧中，也只有川剧的内部是按“河道”来划分成资阳河、上河道（成都河）、川北河、下河道（重庆河）的。

码头在沿海、内河都存在，但由于川江流域传统时代陆路相对崎岖，故大宗运输都依赖水运，水运码头在运输中往往地位更高，码头往往是传统城镇的经济核心区所在，再加上河道两边往往多基岩，码头往往有坡度，这就催生出了川江码头在景观形象的独特性和相应社会建构上的复杂性。景观上的川江码头，陡直梯步、石鼻石桩、季节棚户、临江城门、江岸囤船、船工王爷庙、移民会馆成为川江码头的独特标准景观。由于川江码头往往是一个城镇的经济核心区，所在码头附近往往店铺林立，银店、当铺、仓库、青楼、饭铺、茶楼、客栈遍布。同时，各种社会势力往往汇聚于此，除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外，各种帮会组织都集中在此，特别是川江流域近代哥老会、商业和移民帮会的会首、饭店的饭铺、城门的门头及各种下层的地痞流氓齐汇一地，就出现社会意义上的江湖和码头概念。所以，以此延伸出来的闯江湖、操码头等语汇都与川江历史文化的码头文化相关连。

川江流域航行艰难险恶，失事率高，自然也催生出在世界公益救生史上值得一提的川江救生红船制度。红船之名本源于明代官府的红色官船，中国最早的救生红船就产生于明代的川江流域。清代救生红船发展很快，川江流域从岷江青神以下直到宜昌，以及嘉陵江下游、涪江下游地区都产生了官办或民办的救生红船，数目庞大，川江成为内河救生红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救生红船救生收瘗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对于救起人员往往还要发放路费，对无名尸身往往还要立碑安埋，官员年节还要上坟祭奠，而当时的救生水手除了获得基本的工食银外，还计件给与奖励，救生水手成为虽然艰苦但收益较好的职业。可以说，川江流域的公益救生体系之完备可能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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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上最平民化的

川菜菜系文化

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中唯一的内陆菜系，古典和传统川菜的产生和发展与川江流域平坝、浅丘地区物产丰富而生活富足的背景关系密切，而近代川菜的产生和发展更与川江航运文化关系密切。早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晋代《华阳国志》中就记载有蜀人“尚滋味”“好辛香”，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一个地区人群饮食喜好取向的具体描述。后来《隋书·地理志》又记载蜀人“性嗜口腹，多事田鱼，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更是罕见地具体记载了巴蜀人的饮食取向。我们一般将川菜按历史时期分成原始川菜、古典川菜、传统川菜、新派川菜四个时期，传统川菜一般产生于清代中叶以来，其产生和发展都与川江流域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关系紧密相关，也完全凸显川江流域的自然馈赠，适应川江的自然生态。

首先，传统川菜作为中国四大菜中唯一的内陆菜系，是主要以烹饪猪肉为特色的菜系。在传统时代，生猪的养殖是以传统农副业面貌出现的，是以相对发达的固定农耕为基础的。川江流域的各条河流的中下游地区沿江一般为平坝、浅丘地区，是传统稻麦两熟制农业的核心区，农副业较为发达，如历史上以传统农业闻名的平原上的金堂、郫县、广汉，浅丘中的荣昌、隆昌、泸县等县便是典型，大田稻麦种植发达，为养猪副业提供了保障，一家一户式的生猪饲养成为常态，为近代川菜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固化了传统川菜烹饪猪肉为长的特色。

具体来说，川菜大量的食材、调料都与川江流域关系密切，蜀姜、自贡朝天椒、红油菜、菜籽油、蚕豆与豆瓣酱、豌豆尖、折耳根、竹笋等都主要出产在川江的平坝、丘陵地带，可以说川江流域的沃壤滋养出了传统川菜主要食材。许多川菜菜品的出现也与川江航运关系密切，如作为巴蜀江湖菜的第一菜重庆火锅就来源于码头的“水八块”和船工开船的“开船肉”。川菜的江湖菜中有关河鲜的菜品最多，据我们《巴蜀江湖菜历史调查报告》一书调查鱼类菜有13种，高于鸡鸭、牛羊兔类，比例最高。而盘菜中有江河鱼类的菜也较多，如大蒜鲢鱼、家常（豆瓣）鲫鱼等。四川豆制品中的豆花特色鲜明，也以河水豆花为上。

正是因为川菜与川江关系密切，所以近代川菜亚菜系也是以船帮为基础来划分的，如川菜被人分成上河帮（成都帮）、下河帮（重庆帮）、大河帮、小河帮、内自帮，其中这些亚菜系中许多菜也与河鲜关系较大，都以烹饪猪肉见长，故成华猪、荣昌猪成为川菜肉类的首选。在传统时代生产力不高，运输困难，物流不畅的背景下，川江流域的猪肉、河鲜相对较为容易获取，我们知道川江流域的生猪出栏率和人均食用猪肉量在全国是最高的，而历史时期川江流域水生浮游生物多，水面流速较缓，水面宽窄适中，易于捕获，历史上还出现过“鱼害”，有“顿顿食黄鱼”之称。所以，川江流域食材的丰富和获取的容易是川菜成为世界第一大平民菜系的关键。

川江流域在历史上是世界井盐生产的重地，井盐对于传统川菜中的泡菜、腌制品影响较大。而川江流域还是中国乃至世界浓香型、酱香型蒸馏酒的中心地区。历史上川江流域的酒类生产多为家庭作坊式的，平民化程度相当高。

今天，不论是在中国八大菜系还是在中国四大菜系中，川菜的平民化程度是最高的。具体来看川菜食材的易得且廉价、小煎小炒的快速简便，使得川菜成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内陆菜系。就国内而言，一时间，水煮鱼、烧鸡公、酸菜鱼、来凤鱼、重庆火锅、重庆小面、万州烤鱼风靡全国。同时，中国菜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菜大多是川菜，如麻婆豆腐、宫爆鸡丁、鱼香肉丝等等。可以说，传统川菜从食材来源、特色塑造都受到川江流域土壤浸润的恩惠，而川菜作为世界最大的平民菜系，是中国在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菜系，这就赋予了川江流域饮食文化的世界性。

总的来看，中国川江流域历史文化的世界性首先体现在川江流域历史文化在历时性上的世界唯一大河上游文明上，这可能是川江流域历史文化的历史基础，这是世界任何大河文明都无法替代的。从近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特殊性来看，川江流域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显现为有数个世界唯一和第一，这也是以往我们没有重视的。如川江流域历史文化是世界上最世俗的文化，任何帝王将相、神仙菩萨到了川江流域都有了人间烟火气，食色人性在川江流域体现得最深入人心。川江流域更是世界最闲适文化地区，这种闲适并不像中国一些落后地区人们整天坐着晒太阳，也不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整天沉浸在酒吧或单纯高端野炊休闲，而是将娱乐工作协调得最好，将多样平民化的闲适娱乐与勤劳坚忍融为一体，这种特殊的劳逸组合也是世界罕见的。在内河交通特色上，川江流域更在世界上具有很多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是建立在亚热带季风气候下河流支流众多、比降较大而人类文明积淀深厚且不间断的自然和人文组合基础上。川江流域的木船船型种类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可谓最多最繁杂，而川江航道成为世界上航运最危险但又航运最为繁忙的航道，由此孕育出了世界上许多独特的交通习俗，如规模宏大的拉纤盘滩提驳场景、特殊地位的滩师角色、内容丰富的川江号子文艺、特殊的川江地名群、世代相传不断的川江专门文献，这在世界内河交通运输史、地方文化史上都是特色鲜明的。同时也滋生出了在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码头文化体系和特别的江湖社会概念。川江流域的川菜成为中国第一平民菜系而在外影响巨大，同时，今天川南黔北的川江成为世界浓香型、酱香型蒸馏酒中心，也是世界井盐生产的中心。可以说川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地缘塑造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大河上游文明和世俗程度最高的文化区，这就赋予了川江流域历史文化整体的世界唯一性和许许多多具体文化的独特性。

从学术史的研究来看，流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受到关注，而流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比较研究，从世界范围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会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当然要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求我们不仅要对本区域内的文化有深刻精准的认知，更要求我们对世界上流域文明的自然背景、历史进程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这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近几十年一直有学者热心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在以前广泛认同的埃及学、亚述学、敦煌学、徽学、红学、甲骨学、简帛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峡学、长江学、黄河学、滇学、黔学、大足学等等，其主观动机无疑是好的，但一个学问的构成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本体的资源独特性，一是研究方法手段的独特性（体现在资料特殊性、语言特殊性上）和研究者的世界性。如果从研究本体资源的独特性上来看，以上最新提出各种学科都能说出一二，但许多从世界的唯一性上并不明显。至于研究方法手段的独特和研究学者的世界性上大多不具备。就川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来看，可以说相当明显，以前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目前从研究手段的独特性和研究者的世界性来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加强对这个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流域历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从历史意义上来看，传统川江流域文化中的传统航运技术、蒸馏酒技术、救生收瘗体系、休闲文化、传统川菜等对当下航运技术、蒸馏酒业、菜系资源发掘、社会公益体系的完善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研究川江流域历史文化，探索这个世界上游文明产生的机理、研究世界世俗闲适文化产生的自然和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机理在学理上也有较大价值。

现在，最需要收集和保护川江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和文物，特别是需要抢救性地保护一些即将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资源，如川江木船的制造技艺、穿逗式建筑的营造技艺、川江号子曲调与唱词、传统闲适游戏、传统民间川菜技艺、传统井盐和蒸馏酒制造技艺等等，加强对川江流域茶馆、江心洲环境与历史、航道整治与历史图绘、码头景观与社会、川江号子、川酒历史与技艺、传统川菜技艺、平底木船技术、穿逗式建筑的研究，更加注重区域内小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建议建立相关川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平台，推出相关研究专栏，建立川江历史文化、川江航运历史文化方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