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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政治恐怖主义【上】 魏斐德 这篇论文将论述：中国人对傀儡政府抵抗的严酷及支撑抵抗的暧昧；政治恐怖主义如何与暴力犯罪危险地相互纠缠；介于外国租界、日本军事力量和上海傀儡政权三者间的三角关系如何紧张而难以控制；无人管辖的沪西地区犯罪欲盛行，既是对无法忍受的社会压力的暂时逃脱，也是外国控制下城市分裂溃烂的持续指标。事实上，“歹土”本身已经成为夏衍所描述的天堂与地狱间横向延伸的分界的隐喻。 1937年的上海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时间。它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1937年8月13日敌人在上海开战。在最初的几天内，中国人民带着强烈的抗战热情，面对停泊在江中的日本军舰的摧毁性炮火，把日本人赶回到了黄浦江岸。因为公共租界持中立立场，日军无法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侧翼包围，直到他们的远征军9月1日在吴淞江和浏河之间建立了第二战场。到10月，中国方面已经部署了71个师和几乎所有中央军的炮兵部队，共计50万人。日本军队拥有六个师和六个独立旅，仅有20万人，但是他们掌握了空中优势，他们的炮火力量有绝对优势。闸北地区遭受了这一地区有史以来最为集中的火力攻击，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以沉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精神坚守阵线。11月5日，柳川将军带领三万士兵抵达杭州湾，并向中国军队右翼后方的松江地区逼近，打开了第三条战线，迫使国民党军队于11月9日开始沿沪宁铁路全线撤退，而日军飞机已摧毁了沿线几乎所有的桥梁。不再被闸北的瓦砾阻挡的松井装甲部队，将国军的溃逃变成了屠杀。在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至12月12日南京沦陷时又死伤了17万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 上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市：上海工业遭受的损失超过56亿元。难民潮涌般进入了仅有十平方公里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内，人口从150万猛增至400万，每户的平均人数达到了31人。许多人在市内各政治机构和慈善团体设立的175所难民营中暂避风雨，但是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仍然阻塞了街道，睡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寺庙内、仓库里以及同业会馆中。随着冬天的来临，疾病、饥饿和暴尸街头随处可见；岁末，从街头和废墟中找到了10.1万多具尸体。 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包围下，“孤岛”上海开始享受表面上异常的经济繁荣，直至四年后的珍珠港袭击事件。公共租界内的纺织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开业 ，利润翻了两三番，出现了七家新的纺纱厂。面粉加工厂年生产量增加了10%。400家小企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从日本占领区迁入——在公共租界内涌现出来，生产工业化学制品、医用油、玻璃器皿、照明灯、热水瓶、手电筒、电风扇、糖果以及香烟。因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必须进口，因此轮船运输和保险业也增长起来。 这一繁荣景象部分是受了移民生存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包括从欧洲法西斯占领区逃离的犹太难民。另外一个需求增长的原因是日本人与内陆的“自由中国”之间的贸易。靠着那些十分容易接受中国商人贿赂的日本军官们的腐败行为而繁盛起来的经济，仅仅1940年这一年的贸易额估计就高达120万美元。出口贸易也有所增加，主要属于在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他们将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植物油、40%的猪内脏、25%的蛋类产品以及其他上海市场上所有的皮革都运送到了处于战时经济的第三帝国。 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用夏衍常用的比喻来说，上海被认为是“48层的摩天大楼城市建造在24层的地狱之上”。现在，富有的战争奸商与无家可归的难民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这暗示着在如此环境下，日本人能够相当有效地控制上海沦陷区域，巧妙地利用他们对“政府的间接机构”的熟悉程度而弱化中国人的抵抗，保全国际合作。 这篇论文将论述：中国人对傀儡政府抵抗的严酷及支撑抵抗的暧昧；政治恐怖主义如何与暴力犯罪危险地相互纠缠；介于外国租界、日本军事力量和上海傀儡政权三者间的三角关系如何紧张而难以控制；无人管辖的沪西地区犯罪欲盛行，既是对无法忍受的社会压力的暂时逃脱，也是外国控制下城市分裂溃烂的持续指标。事实上，“歹土”本身已经成为夏衍所描述的天堂与地狱间横向延伸的分界的隐喻。 萧条 至1939年秋天，由难民潮驱动的1937年至1938年的经济繁盛开始一落千丈，那时日本人计划关闭长江流域的商业与货运往来的意图逐渐明显，因此上海与内陆的联系被切断了。1940年上海的股票市场失控，投机商将那些战争概念股炒到了离奇的高价，而交易则“伴随着每一次的传闻而跌宕起伏”。5月，囤积商以每包1000美元的价格存贮了大量的棉花在他们的仓库内，这些棉花原本计划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送到欧洲。到月底，他们已经将价格抬高至2000美元。在6月25日，法国与意大利、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向印度支那的新维希（Vichy）政府提出对来自中国的船只关闭海关口岸。人为制造上涨的棉花市场坍塌了。超过50家的进出口公司破产了，预想中的利润再也不会有了，于是股市行情也一落千丈。“诈骗！大的诈骗，小的诈骗，如棉纱事件般的巨额诈骗，诈骗剥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危及整个城市的生活。”
涌向租界的难民 1941年早些时候，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它不同于对日战争刚开始后1937—1938年间高度分化的繁荣。预定旅馆房间几乎不可能（除了价格昂贵的华懋饭店之外），甚至得提前预订周末的电影票。夜总会总是挤满了人。“人们很容易想象太平日子又回来了——起码眼下如此。但实际上，上海已经在遭受着一场逐渐蔓延的毒害狂热，而且出现了不祥的囤积生活用品的混乱，在这里人们的确很容易患病。”这一狂热是通货膨胀的征兆，它同样地打击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如果说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的话，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的价格为774，房租为385，衣服为503，燃煤为636，其他生活用品指数为599。南岛（即南市），在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上海南部后一度繁荣，也萧条了。1940年记者奥克斯（Vanya Oakes）离开上海时，正值日本傀儡们在仔细甄别右翼与左翼，她能感受到人们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1941年回到上海时，却感受到了中国人精神的崩溃。她问她的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日本人的占领？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 据奥克斯说，日本以大米为武器控制上海，犹如希特勒利用食品供应控制欧洲的占领区一样。中国沦陷区士气的不断低落，与日本人夺取印度支那的大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中国农村所产的大米被用作了日本军队的粮饷，或者输往日本国内。因此，诸如天津、上海等城市便只能依靠来自印度支那的大米生活。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出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40年9月29日至10月18日之间，共有五起枪击日本人案件。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使人们易怒而舆论哗然。1941年3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名中国队员被罚离场，而其同伴则随他一起离场，致使两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球门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这次骚乱是随后出现米价持续上涨的更糟状况的预兆。汪精卫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他们同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帝国主义者——傀儡警察的关系 对公共租界的警察而言，伪警察无异于强盗，而沪西歹土的情形完全失去控制。弹道研究报告表明，查获手枪或发现子弹的武装罪案中的90%，都用了从歹土值勤的华籍与印籍巡捕那里抢来的“热武器”。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与工部局警官在沪西进行了一场枪战。当天晚上，12名从美国乡下总会回家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哥伦比亚路与大西路警察分所门前右侧遭到武装暴徒的抢劫，而伪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极司菲尔路76号 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长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认为，沪西歹土盛极一时的“犯罪狂欢”，完全是因为罪犯们得到了伪维新政府的正规警察和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警察的庇护，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寻求保护。“76号”的特工总部有八个或者更多的骨干组，分布在歹土周围的越界筑路地区的各警察分所（极司菲尔路、星加坡路、忆定盘路、康脑脱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个分所有五名佩带手枪的警员。其中的四个人每人指导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这些学员最终便组成暗杀队，诸如驻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号的青年团。而青年团还只是亲日的复兴会、黄道会的外围组织。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间经历了“严重的恐怖狂潮”的冲击。外国当局们认为，这些恐怖活动由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事特工所操纵。2月1日，伪警察局侦缉队队长耿寿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工所暗杀。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袭击伪警察所，以及对亲日通敌分子的五花八门的暗杀活动，其中包括：2月5日对社会局局长朱锦涛的暗杀；2月6日对《申报》前明星记者，1937年12月以来在日本人控制的报刊审查局担任顾问的钱华的暗杀；2月7日对江浙箔类捐税局局长、南京财政部顾问周纪棠的暗杀;2月10日对教育处处长何舒双与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张昭祺的暗杀；2月16日对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镇鹄与水警局警长高鸿藻的暗杀。这些行刺行动于2月19日（星期天）达到顶峰。那天，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明目张胆地刺杀了，并有两名日本人及其女伴——两名日本舞女——遭到袭击。 暗杀伪外交部长陈箓 各报将陈箓暗杀案描绘成“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陈箓死时61岁，他曾就学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出任过清朝的翰林编修，并曾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墨西哥公使（1914—1918）和法国公使（1920—1927）。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陈箓成为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鸿志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儿子陈友涛（Victor L. Chen，娶了张学良的妹妹）则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陈箓 暗杀陈箓是由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策动的，为的是给戴笠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天木的行动组组长刘戈清已经在上海执行过11次大暗杀，是日本宪兵队通缉名单上的主要人物。1938年秋初，刘戈清开始组织两个特工队，其中包括军统局特训学校的毕业生平福昌和谭宝义。 平福昌，24岁，老家在阜宁，出生于上海闸北。他曾就学于南市的小学，后就读于育青中学，18岁时退学，在其父开设在南市的眼镜店里工作。他一定感到，为其63岁的老父亲磨镜片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他与只比自己大一岁的19岁的年轻后妈一起生活在如此闭塞的环境里，这使他于1935年（当时20岁）决定参加戴笠的军统组织。平福昌表面上只是汉口湖北警察队的一名探员，但实际上则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央统计局第二处，负责监视和调查在永兴花园影院工作的演员们的行动和思想。 1937年6月，平福昌被电影院派往上海。在中日爆发战事的一个月内，平福昌加入了一个便衣特务组织，成为由朱学范率领的苏浙行动团中的一名班长。在日本人夺得上海的华界之后，他依然躲在法租界内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奉命向湖南的军统局临澧特训班报到为止。该特训班分为三个处：军事处、行动处和情报处。平福昌毕业于军事处，却被派往行动组，并于1938年9月奉命回到上海，向他称之为“尤何清”的一位业务主管报到，但是此人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刘戈清”。 双十节刚过，平福昌便与其他三个军统特工——蒋甦、施政、林子仁——经由香港抵达上海。王鲁翘旋即与这第一组接头，声称自己代表“军事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王天木。后来，平福昌向审讯他的日本反间谍人员揭露了很多情况： 我们的头头是王鲁翘，但是毛万里则领导着全上海的组织，暗杀陈箓的行动组组长是刘戈清。……我不知道组织的首领们是否与重庆政府或上海的游击队有联系。 当然，毛万里是戴笠最信任的副手和亲戚毛人凤的堂弟。而毛万里的助手王鲁翘则是军统局试图在3月21日于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行动队队长，在此行动中，虽未杀成汪精卫，却杀死了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 据平福昌说，王鲁翘告诉这三人，一旦那几个已被列入暗杀对象名单的人在上海出现，他们便将奉命实施暗杀；王鲁翘还发给每人每月48元薪金。与此同时，平福昌与施政从一间廉价客房迁至法租界内的另一客房，以逃避监视。当然，他们仍与王鲁翘保持着频繁的接触。 不到四个月后，第二组抵达上海，其中包括23岁的谭宝义。他的经验略逊于平福昌，是松江一农民的儿子，其哥哥是上海的粮食零售商，而其堂兄则是一家南货店的店员。谭宝义在松江读过小学和中学，毕业于南市的上海中华商业学校。中日战争爆发前，谭宝义一直是衡阳汉冶萍钢铁公司的勘察员。当时，他与军统签了约，并于1938年7月在临澧特训班接受了训练。当为期半年的教程进行了三个月之后，他被军统局转移至长沙，并奉命前往上海，指导那里的抗日活动。与之同行的还有两人：朱山猿和一个名叫徐国琦的指挥官。1939年2月1日左右，谭宝义经由宁波抵达上海。当徐国琦直接向刘戈清报到时，刘戈清要他叫其他人静候进一步的命令。随后，谭宝义与一位堂兄一起居住和工作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上的一家杂货铺内。此后，他草率地召集了几个当地的市民，诸如小职员和学徒工之流，他们是这个国民党暗杀组织的非正式成员。然而，谭宝义作为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乃是专业的秘密特工，是军统局派遣出来的“嫡系成员”，对戴笠的上海分局的“地方机关”则一无所知。 春节之前一个星期，谭宝义前赴大世界娱乐厅隔壁的国泰饭店客房看望徐国琦和朱山猿。徐国琦关照谭宝义要随时等候紧急召唤，并叫他搬至霞飞路的东昌饭店。平福昌也被提醒即将有暗杀行动。 这一命令由刘戈清发布，因为他已得知——可能在2月16日或17日——伪外交部长陈箓打算秘密返回上海，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他的情报来自陈箓的两个保镖何鹏与赵玉定，他们都是东北奉天人，由军统局一个首脑推荐给伪外交部。大家都待在南京时，唯有他俩能知道陈箓将在2月16日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 刘戈清之所以能开发这些情报资源，首先是因为陈箓的周围都是东北籍卫兵，他们都是在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的妹妹成为陈箓的媳妇时，参加其卫队的。然而，任用一帮同乡，尤其是当自己却是异乡人时，乃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一个人暗中破坏，其他诸人都会迅速响应。在此情况下，刘戈清先与少帅的东北卫队的前队长刘海山接触，刘海山同意为军统局效劳，参加暗杀行动。此后，通过刘海山与陈箓家庭的东北籍保镖的接触，刘戈清才获得了有关陈箓的旅行计划以及公馆的房屋布局图。2月17日，陈友涛与保镖何鹏一起抵达上海，以便为其父亲做先行安排。翌日上午10时，陈箓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他将在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下午2时半，陈友涛便带着两辆汽车，急匆匆地前赴火车站。陈箓的私车由其司机黄永贵驾驶，车上载着保镖张树稳及其亲戚甘慧小姐，她也是伪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帮人在站台上等候。3时，陈箓的车厢准时驶入北站，陈箓便与保镖赵玉定一起下车。由陈友涛驾驶的第二辆小汽车（车上还有保镖何鹏），则停在四川北路和虬江路的转角处等候。此后，两辆车一起驶向百老汇大厦，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便在大厦的四楼，陈箓来上海时，有时将这里作为起居处。短暂地停留了十分钟后，陈氏家人们及其保镖便回到两辆小车内，车子驶向愚园路的陈公馆。他们都穿戴同样的骆驼毛大衣和毡帽，“以至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人行刺（陈箓），便很难分辨彼此”。 除夕（星期六）下午4点钟，刘戈清得知了陈箓在上海的行踪。他此前已经问过平福昌是否“有勇气为国民政府干点积极的工作”。如今，他将陈箓身在上海的情况告诉了平福昌，并命平福昌于次日一早在沧州饭店与他见面。第二天（即农历年初一）早上，平福昌来到饭店，被刘戈清（平福昌只知道他姓“尤”）派往喇格纳路上“一个刘姓者”家中，去取行动所需的武器。平福昌准时离开了喇格纳路，回到沧州饭店时他带来一只木制的野餐盒。事后他说，盒内藏着4只勃朗宁手枪，每枪4发子弹，另有1只日本造的手枪，附带15发子弹。 与此同时，行动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联系。谭宝义搭乘徐国琦的车，在年初一的下午4时被带到沧州饭店，当时其他六个特工已经在场。他们是平福昌、朱山猿、徐志浩、尤品山、刘海山和刘戈清。刘戈清（他可能刚与陈箓的两个东北保镖联系过）从野餐盒内取出四支手枪，交给徐国琦、尤品山、平福昌每人一把，自己留了一把。据谭宝义（他可能在稍后被授予第五件武器）说：“他然后告诉我们将要去行刺一个姓陈的人，他是维新政府的高官，刚从南京抵达上海。”刘戈清要这些人先分成两三个小组，再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外集合起来。 平福昌和徐志浩搭乘了1路双层汽车前赴愚园路，而尤品山、刘海山和刘戈清则乘出租车前赴集合地点。这五人一直等到下午6时，步行的谭宝义、徐国琦和朱山猿才到达。他们经过一番踏勘之后，认为现在宾客太多，难以立刻袭击陈箓一伙，故决定先在附近的一家酒吧中消磨时间。一直等到7点过后天降大雨时，这八个人才披着雨衣，穿着长衫，悄悄地穿过陈公馆周围的愚园路北侧的小弄堂。 通常，陈公馆的前门有两名门卫，但当时主要警卫邵富生却离开了岗位。剩下的一个警卫宋海林配着一把没有执照的左轮手枪，正在单独值班。他看见特工们从两侧走上前来，其中的一人（可能是刘海山）用带着北方口音的国语问他是否带枪。他尚未开口回答，其他人便蜂拥而上卸了他的枪。刘海山和徐志浩留在弄堂里看守大门，朱山猿与平福昌将警卫拖入庭院。由刘戈清、徐国琦、谭宝义及尤品山组成的暗杀队拔出武器，悄悄地推开了没有上锁的厨房门。 屋内，桌上还放着春节的晚餐，陈箓与其妻子正在客厅里款待罗文干夫妇。陈箓与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正靠在一只长沙发上，而两位女士则坐在两侧的扶手椅上。突然，一个男子从客厅的后门走了进来，他掏出手枪向陈箓近距离地开了三枪。 陈夫人跌倒在枪手和丈夫之间，而罗文干夫妇则冲向客厅的另一道门。他们摸索着门锁，打开了门，却撞倒了站在厅中的刘戈清。刘戈清则向“外交部长”陈箓射出了所有的子弹，使他在太阳穴上中了致命的一枪。当陈箓从长沙发滑到地上时，刘戈清掏出早在旅馆客房中就准备好的一张纸，丢在这个汉奸的尸体上。纸上用黑色大字写道：“处死通敌分子，蒋总裁万岁！”撒在沙发上的另一纸上写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葆华夏!”两张纸都署名“中国青年铁血军”。四个行动组成员以及两名东北保镖何鹏与赵玉定旋即撤出了陈公馆，说了一句“事件成功”，谭宝义与刘戈清便乘出租车离开。其他人释放了门卫，消失在小弄堂内，沿途抛弃了手枪。晚上7时半，当工部局警务处接到发现尸体的七名妇女之一惊恐万状的电话时，这些国民党特工已经乘坐在返回各自寓所的公共汽车或黄包车上了。
戴笠 陈箓暗杀事件的成功是戴笠的军统局的一个胜利。在此期间，恐怕没有其他行刺能使通敌分子更加牙齿打战了。然而与此同时，这次事件几乎未给西方列强回旋的余地，导致其与日本人之间处于无法协作的状态之下。最终，杀手大部分被捕。陈箓谋杀案的结束以及汪精卫行刺阴谋的破产，也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胜利。由于逮捕了许多人，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特工，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伪维新政府负责特工的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当李士群嗣后在秋天访问东京时，遂得以吹嘘说，他已经摧毁或彻底破坏了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然而，据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说，“76号”本身也得对某些暗杀活动负责，其中包括1939年12月12日，对中国妇女职业联谊会主席茅丽瑛小姐的残忍谋杀。谋杀茅小姐的凶手有五个人，他们用手枪与警察交火，后来被驱赶而退入了极司菲尔路76号。 工部局总办费利浦自己也遭到枪击，他感到只能求助于领事当局了，遂于1940年4月29日写信给时任上海外国领事团团长的意大利总领事内隆司令（L. Neyrone）。他在信中对以“76号”为大本营的汪伪“反共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说，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它由500名特工和武装警卫组成，七个分部遍布全市，每个分部有10—20名成员。费利浦认为，如果不对这一组织加以约束，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制和秩序，则颇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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