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的军事装备，往往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需求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性能取舍非常关键，如果选择错误，甚至对几十年后的实战结果都造成负面影响。 俄罗斯分析家就认为，苏联的步兵战车设计在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过分强调重要性并不高的“水上浮渡”能力，导致装甲防护变得“让人不舒服”。  军事分析家叶夫根尼·费多罗夫在TOPWAR网站撰文指出，1966年诞生的苏联第一款步兵战车BMP-1，催生了后续各种BMP战车，包括BMP-2和BMP-3，乃至BMD-1/2/3/4伞兵战车，BTR-60/70/80装甲车，几乎都要求具备“水上浮渡”能力，但这种原始设计要求至今备受争议。 费多罗夫指出，步兵战车作为运输和战斗载具，主要功能是为机械化步兵提供与坦克密切协同的机动和战斗能力。因此，步兵战车伴随坦克作战时，同样考虑面对相同等级的火力打击。然而，无论是BMP步兵战车、BMD伞兵战车还是BTR装甲车，装甲防护都非常薄弱。  为了提升乘员生存力，BMP-1/2步兵战车还将发动机前置，靠发动机抵挡一次正面攻击，但随后就会瘫痪，变成固定靶子。至于侧面防护更是脆弱不堪，甚至无法抵挡小口径炮弹。 BMP步兵战车防护薄弱，关键原因是由于必须考虑“水上两栖浮渡”的要求，车体重量被严格限制。以BMP-1为例，战斗全重仅13.3吨，BMP-3也只有18.7吨，伞兵战车BMD-1更是只有10吨。除了各种必要设备后，留给BMP步兵战车的装甲设计重量可说是微乎其微。  为此费多罗夫发出质疑，如果当年不考虑这种“让战车游泳”的选项，那么俄军现有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能够增加多少吨装甲？当前的俄乌战争，以及几十年里的其他局部战争，很可能会有上千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车可以避免被击毁的命运，挽救的士兵生命也数以千计。 费多罗夫认为，让步兵战车具备“水上浮渡”能力，其实是核战争环境下的要求。在核战争环境下，苏联坦克和步兵战车都被设计为“末日战车”，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后勤保障，要求能够独立闯过放射性污染等恶劣环境。因此，不需要工兵建造浮桥的“水上浮渡”能力，就变成了每一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车的基本设计要求。  然而，这种设计思路却完全排除了便携式导弹、反坦克地雷、简易爆炸装置等威胁，因为在核爆之后这些反坦克武器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实中的局部战争却证明，过分强调这种显得多余的“机动性能”，却忽视装甲战车最基本的防护性能，其实走入了一条“死胡同”，或者说“点错了科技树”。 从本质来说，步兵战车的定位应该是一种“移动战壕”，首要的属性是“战壕”保护士兵的能力，“移动”属性是次要的。费多罗夫认为，进攻中的战车往往在距离敌方前线600-800米的地方，就很难再继续靠近了，因为已经难以逃离敌方反坦克武器的打击。因此，根本无法实现“战壕”的价值。  然而，这种荒唐悖论直到BMP-3时代仍然存在。因为对车体浮力和航空运输（吨位限制比浮渡要小）的要求，BMP-3步兵战车的性能优先值排列仍然是高机动性、低重量、高火力和防护性，装甲防护作为最低优先值在开发时被牺牲。因此，BMP-3的车体装甲最大仅有15毫米，炮塔装甲也只有23毫米，不要说反坦克导弹，就连小口径机关炮都无法抵挡。 坦克的发展历史，存在着“甲-弹之争”，但是在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上却几乎看不到，尤其是苏式战车。导弹和炮弹的穿甲能力从100、200毫米提升到800、1000、1500毫米，而这些步兵战车的装甲厚度却长期停留在15-30毫米。东西方反坦克导弹的攻击模式和打击威力不断翻新升级，而装甲车的防护水平却永远是“薄皮铁棺材”。  但是，“点错科技树”的负面影响却非常广泛。以MT-LB两栖装甲车为例，这款具备浮渡能力的装甲车是典型的后方支援车辆，只能够防御7.62毫米子弹，防护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以MT-LB为基础研制的导弹发射车、雷达车、弹炮合一系统等等却跑到了战场第一线，结果在俄乌战场损失惨重，被步兵白白干掉了不少。 曾经也有不少理论试图为“薄皮装甲车”寻找机会，比如证明“高机动性”和“主动防御系统”可以规避反坦克武器。但是，乌克兰战场的现实情况证明，步兵反坦克武器不仅更加轻量化，而且数量越来越“饱和”，所谓的“高机动性”和“主动防御系统”都是防不胜防的，还不如用几吨重量强化装甲更有效果。  费多罗夫还指出，步兵战车的“浮渡能力”在实战中往往也并不实用。在乌克兰战场上，尽管河流密布，却很少见到双方步兵战车直接浮渡，而是往往等待工兵架好浮桥后才渡河。水上浮渡要求尽量减轻车内载重，否则浮渡没有安全保障，但实战中却往往尽量在车内装上更多的燃油、弹药和人员，否则渡过河流后也没有持久作战能力。 由此可见，与其让步兵战车和装甲车具备浮渡能力，不如提高工兵部队架桥的能力。步兵战车更应该放开重量限制，增加装甲厚度以及其他先进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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