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无关宏旨”的“红学疑难” 《红楼梦》中探春大丫鬟的名字，有“待书”与“侍书”之异，在早期脂本中是“待书”，在程本中则是“侍书”。其孰正孰误，孰畅孰滞，向无定论。 脂本在前，程本在后；脂本是抄本，程本是刻本；脂本是残本，程本是全本。书籍流传的一般规律是刻本兴而抄本止，因此，后来的书商，包括1949年以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在印行《红楼梦》通行读本的时候，均以程本为蓝本。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人们只知有“侍书”而不知有“待书”，只有红学专家才知“待、侍”之异。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重校《红楼梦》，选择早期抄本中较为完备的庚辰本为底本，才重视起这一问题。因庚辰本止于第八十回，前八十回中尊底本而用“待书”，并作简单注释；而第八十一回中“侍书”再出现时，则又依程本而换成“侍书”，再作说明。这应当是表示两名先后存续关系与权且让其并行的态度。红研所重校本是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红楼梦》读本，尽管对此、丫鬟名字已作先后之別的处理，人们却并未用“待书”称谓她。只有在极为偶然的专门研论场合，例如在讨论关于《石头记》（《红楼梦》）人名演变或版本先后的论文中，才会有文章说到“待书”现象，而且一般还得冠上“脂本称'待书’”。由此可知，“侍书”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红楼人物的名字。 《红楼梦》中人物名字的演变是个普遍的问题，更是复杂的问题；有些是作者为创作需要、为塑造人物形象而主动作出的，有些是版本流传的过程中擅改或抄误的，有些可能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因此，有些问题竟成疑难，例如： 1.贾母身边的珍珠，被贾母打发服侍宝玉，因珍珠姓花，宝玉便从陆游的“花气袭人知骤暖”诗句，改“珍珠”为“袭人”。 2.贾母见黛玉带来的丫鬟雪雁太小，唯恐服侍难得周全，派去了“鹦哥”，后来“鹦哥”消失，黛玉身边多出了“紫鹃”。学者认为，这应当是如同“珍珠”改“袭人”例，然而这一改名的过程或者是创作时疏失了，或者是传抄遗漏了。 3.“焙茗”而为“茗烟”，应当如同“鹦哥”改“紫鹃”之情形。 4.香菱的名字凡三四改，十分复杂。甲戌本上脂批“犹应怜”的“英莲”，在庚辰本是“英菊”，这有初文、抄误、抄者避讳等几种可能。但“英莲”到了薛家，换了环境，被薛家更名为“香菱”；薛蟠娶夏金桂，夏氏以为“桂花”才称得起“香”，于是改“香菱”为“秋菱”。此人名的演变就是多种因素的叠加。 5.庚辰本把“鸳鸯”写成“夗央”，我们可以判断作者原创是“鸳鸯”，抄写者偷懒简省笔画，才写成“夗央”。 6.庚辰本上的“黛玉”全写成“代玉”，似乎不能用抄者挑简省的笔画写做解释，抄者难道敢于冒犯这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爱赌气爱噘嘴的林小姐？这应当是个仍待研究的问题。① 7.庚辰本上贾府的一个小管家是蔡信，而甲戌本是却是“余信”，并且朱笔批有谐音“愚性”。因有学者认为这说明甲戌本后于庚辰本，解决这些问题，得费相当周折，须得凭借学理仔细研析。② …… …… 那么，待书、侍书之异属于上文列举的哪种呢? “待书”而为“侍书”，或“侍书”而为“待书”，最初或许是因形似而导致形误。确实，“待”与“侍”两字太相似了，在手抄时代，两字的“行书”与“草书”极易混淆。但是，假如最终导致“将错就错”而“反客为主”，则必有原因。这应当是流行一段时间以后的淘汰后选择的结果。人们有“望文生义”的习惯，“侍书”语意明晰雅致，具有侍弄、整理、携拿书本与书具的意思，让它作擅长书法、喜爱读书、品质高雅的探春侍女的名字正相符合，此正与“抱琴”为元春抱琴，“司棋”为迎春司棋相一致。然而，“待书”，等待什么？对待什么？语意欠明，不知所指。于是，在《石头记》（《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便“侍书”行而“待书”止了。 在红学界，对于文本异文，一般有“遵奉脂本”的习惯，然而，早期脂本上“待书”之名却并未获得“遵奉”，却从众而认可了“侍书”。“待书”与“侍书”之异，便一直并存着，这一问题虽无关乎宏旨，却俨然成为红学中的一个“疑难”问题。
二、“待书”是作者的原创 首先，我们要解决“待书”其名是否是《红楼梦》（《石头记》）作者原创的问题，或者说原创的可能性占多大成分的问题；其实，这问题本身就并不简单。 上文已说到，早期脂本上是“待书”，这就隐含了晚期脂本不是“待书”，而是“侍书”。譬如，也被看作脂本的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就是“侍书”。早期脂本，指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这三种是以干支年号命名的本子，今见此三本虽已是过录本，而底本就是这三个年号时形成的，分别是1754（甲戌）、1759（己卯）、1706（庚辰）。其时，那个自称“披阅增删”的曹雪芹还健在，他至早在两年后的壬午年（1762）才逝世。而《甲辰本序》的署时是甲辰年，即1784年0舒序本舒序纪年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即1789年，蒙府本又是源于戚序本系统的。 早期脂本理当有原始初本的意思，从而认定“待书”是作者的原创，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然而，假如有人质疑问道：1.既然三本已是过录，即非原稿，何以证明未被抄误？2.脂批表明，曹雪芹遵从脂砚斋的意见而增删小说，又何以证明“侍书”不是曹雪芹遵脂砚斋意见所改呢？学术研究须得全面、细致、深入地考虑各种可能。 幸好，这一问题，早期脂本上还恰恰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甲戌本不仅正文中是“待书”，而且在朱笔批语中也是“待书”，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请看以下两例： 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书二人正掀帘子出来……（甲戌本此处夹批：妙名。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第七回） 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甲戌本此处侧批：曰司棋，曰“待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 第七回）③ 因此，《石头记》作者原创的是“待书”，批者脂砚斋记住的也是“待书”，这是毋庸怀疑的。
三、“侍书”不可能作《红楼梦》的人名 “侍书”不能作《红楼梦》的人名，尤其不能做贾府中的人名，这是由《红楼梦》创作背景的特殊性决定的。原因有二： 第一、“侍书”是官名。是侍奉帝王读书、为皇上掌管文书的官员。这一官职的名称，在宋、明时就有了。清代是承袭了前代而稍有改换。关于“侍书”的职份。我们看一下《明史·职官志》的记载： 可见，“侍书”是与“侍读”“侍讲”同一类型的官，都是服侍皇帝读书的。我们对这些官所要思考的，不在其官阶有多高，而是与帝王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若用以作小姐丫鬟的人名，将小姐置以什么地位？小姐的身份是什么？小姐的父亲又是什么？若如是，岂非有“僭越”之嫌？因此，这一皇帝近侍的官职名称是应该避忌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野史小说，写的是皇亲国戚之家，元春是当今皇妃。其“荣禧堂”的匾额就是当年老皇上所赐，并盖上“万几宸翰之宝”的印章。宁荣两公，是当初开国四王八公之一。元春省亲，贾府全家所思是：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之中，曹寅正是犹如“侍书”的身份。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把曹寅考定为“侍读”，这是不够准确的。上文所举明代的官职，是“侍讲”“侍读”“侍书”三种，前两种是“五品”；而“侍书”是“从八品”“正九品”，相差很多，“侍讲”与“侍读”，就是太子或皇上的老师；“侍书”呢，是“掌以六书供侍”，就是掌管皇帝的文房四宝及书本文具的。清承明制，“侍讲”“侍读”留下了，“侍书”却撤销了。为什么呢？是由亲近机灵的值得信赖的包衣替代了。 就曹寅说，是够不上“侍讲”或“侍读”的资格的，清朝太子、皇上的“侍讲”“侍读”职衔都很高，至少是进士，甚至是三鼎甲，在三品以上。内务府决定让哪位官员作皇帝的老师，始授之“侍读”官衔。例如晚清的翁同龢，是状元、侍读、侍讲；李小湖，是进士，侍读；夏同善是进士、侍读；潘祖荫，是探花、侍读；孙家鼐，是状元、侍读、侍讲。人们在文章书本中叙及“侍读”，常常径说是皇帝的老师。因此，没有进士科名的曹寅，是不可能授予“侍读”的，更何况曹寅（1658—1712）的年纪还小康熙（1654—1722）几岁呢。但是，曹寅与康熙的关系是特殊的。曹寅母亲孙夫人，是康熙的“保姆”，后来康熙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时，称孙夫人为“吾家老人”，并赐书“萱瑞堂”。因此，曹寅早年跟孙夫人入宫，服侍康熙是必然的；为康熙整理书籍、看管文房四宝、陪侍康熙读书，代替康熙受侍讲老师的戒尺，正是他足以荣耀的日常工作。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⑤，确定了他的“侍书”的身份。“龙楼”，汉代太子宫门名。《汉书·成帝纪》：“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因此。“龙楼”，指太子所居之宫，即康熙当时读书时所居。儤，旧谓官吏连日值宿。唐李肇《翰林志》：“凡当直之次，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儤；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儤；其余杂入者，十直三儤。”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唐制，官新到官府并上者，谓之儤……《玉篇》云：'儤，连直也。’”“还观中秘书”，就是能看到皇上康熙所看之书。因此，说曹寅是康熙的侍书是切合的。如此说来，作为曹寅后人的作者，会将探春的丫鬟取名“侍书”吗？ 再说，从小说《红楼梦》之所描写，曹寅在小说中投射最多的偏偏是探春的父亲贾政。这里稍作论证。 例一，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总批第三条有一句著名的说出《红楼梦》原型对应事件的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现实中接待康熙南巡的是曹寅，小说中接待省亲的是贾政。因此，曹寅对应贾政。 例二，小说这样写甄应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呀呀，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曹寅也是接康熙驾四次。甄应嘉是“真应假”，是“甄应贾”。甄应嘉的儿子是甄宝玉，贾政的儿子是贾宝玉。因此，甄应嘉=曹寅=贾政。 例三，“淮扬盐政”的专职表达了强烈的暗示。生活中曹寅与李煦是郎舅，小说中贾政与林如海也是郎舅，小说是怎样描写“郎舅”轮作盐政的呢？ 小说第二回道：“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本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同回又写道：“（贾雨村）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请特别注意的是“今年盐政点的”一语，就是说去年不是，明年也不是，是轮到今年才是！清代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只有曹寅与李煦郎舅逐年轮点淮扬盐政的事实，这小说中郎舅与现实中郎舅的对应，说明曹寅对应贾政。 例四，曹寅贾政两人名字的关联契合。曹寅，字子清，源自《尚书·尧典》：“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⑥句中之“寅”是恭敬义。那是帝舜勉励伯夷为官秩宗（祭祀官）时的话，要他日夜恭敬，正直清明。后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与简缩词“寅清”，成了儒家文化中官员为政的箴戒专用语。贾政，字存周。单名“政”，即此伯夷那样的“为政”。其字“存周”，指周公的功绩，当年武王死，成王年幼，政权遭受极大挑战，正是周公夙兴夜寐，无私辅佐成王，“保存”了周朝的长治久安。所以周朝历史上的“存周”之功，都知道是指周公。而周公姓姬名“旦”。从时间概念说，“旦”就是“寅”，“寅时平旦”与“平旦寅时”是一句常用语。因此，为“政”而“存周”者是“旦”，也即是“寅”。可见，“曹寅字子清”，与“贾政字存周”是互作射覆的，是等义的。这实在要比六十二回宝玉生日中的几个射覆的例子明显多了，契合多了。 由此可知，曹寅颇多映射贾政处，小说的作者会把曹寅身份的“侍书”，用作贾政女儿丫鬟的名字吗？
四、“待书”的几种解释 “待书”确实是《红楼梦》作者原有构思的名字，那么，这一名字到底作怎样的解释呢？显然，我们要考虑与其身份相类的抱琴、司棋、入画三名字的结构关联与内涵关联。其一，待的本义是等待、对待、接待。这些本义中引申出“供给、给予”的意义，符合“待书”的内涵。这一引申义，在先秦时期就有了： 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礼，不可不至；给待之人，不可不择；护卫之人，不可不严。⑦ 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命有司厚加给待。⑧ 后来的“待茶”“待饭”“待衣”正是这一意思的延伸引用： 于是，“待书”，即是“供给书籍、书具”，这丫头是给小姐拿书具、书籍的。这样，“待书”的组成结构和内涵意义，就与抱琴、司棋相一致了。 其二，这里再提供关于“待书”的另几种解释，那是从“入画”这另一结构式获得的启发。 待字还有一个义项，是耽搁；停留。《广雅》谓“逗也”；就是“逗留”“留止”，有儃佪、徘徊、迟留、淹留、耽溺之意。例如，“待在家里”是“停留在家中”；“待在书中”就是“耽溺与书本里了”。工具书将此义项的读音标为（dāi）。 先说入画。“入画”的结构不同于抱琴、司棋以及上文解释的“待书”。入画，似是动宾结构，而从意义角度看是动补结构，是“进入画中”“迷于画境”的意思，那么“进入画境”的是谁呢？不可能是丫鬟入画，而是主子惜春。我们知道，小说中主子与丫鬟关系最糟糕的正是惜春与入画，在抄检大观园中，入画收藏了东府里贾珍赏于她哥哥的银子，被王善保家的视如赃物而欲严惩；入画告以缘故，连主事的凤姐都表示可以问询贾珍夫妇以明白真相，结果尤氏为入画作证，入画得以恢复清白之身。然而，惜春却不问青红皂白，硬是把入画赶出了大观园。这样的主仆关系，入画怎可被惜春画进画中？ 可见，“入画”者只能是惜春自己。小说正是这样描写惜春的。她为了逃避诗社中自己不会作诗的尴尬，借口说，“要画大观园”，请了个长假，结果，大观园小姐们去看她画园，一无头绪，林黛玉说了一句著名的笑话：“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因此，“进入画中”的惜春，被画所“迷”，把“入画”看作逃避现实的遁词；“入画”，其实是惜春形象的折射。 有鉴于此，“待书”其名，说的正是探春，是探春形象的折射。就是说，探春是一个迷恋于书艺、耽溺于书林的小姐。 那么，丫鬟名字可以是小姐形象的折射，能平移到元春、迎春身上吗？可以，没什么不妥。抱琴，就是说元春擅长弹琴；司棋，就是说迎春还会下棋。 而耽溺书林、迷恋书翰、沉溺书法，正是探春的写照。贾母领着刘姥姥参观探春的秋爽斋，是这样描写的： 探春痴迷、沉溺于书法，小说是有铺垫的。元春省亲回宫，下谕旨要探春誉录“省亲颂”诗集；探春亲笔写信予咫尺之远的宝玉，提议创建诗社，让宝玉夸奖一番。第一社海棠诗社，正是在秋爽斋开设，由探春供给纸张书具。 因此，待书，就是“耽溺于书法、书林之中”，这就可以如同入画那样，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三，“待”字还一个重要义项是“依靠；依恃”。《汉语大词典》给出这样的例句与解释： 而“待书”，仍同“入画”之理，所述在探春，谓探春依恃“书艺、书法”，上文例子已尽举，这里不再重复。 其四，“待”还通“持”。执持；持守。《仪礼·公食大夫礼》：“左人待载。”郑玄注：“古文待为持。”汉刘向《列女传·鲁公乘姒》：“君子谓公乘姒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可谓智矣。待礼然后动，不苟触情，可谓贞矣。” 待书，解为“持书”，既符合于丫鬟其人，亦符合于小姐探春。 这四种解释哪一个是对的，笔者不敢自以为是，或是其中一种，或许几种糅合，或者有更切合的解释，以待大方之家。但是，“待书”，是有解的，是可解的；能同于抱琴、司棋的结构与含义；亦通于入画的结构与含义。因此，事实上，不是非“侍书”不可解；倒是《红楼梦》作者与作者家庭的特殊性，确实是不能以“侍书”来命名小姐的、丫鬟。
五、一个驳斥“程前脂后”谬说的力证 这一辨考，对博大繁杂的红学说来，自然是微观而又微观，却无意中衍生出一项“重要”意义。那就是认定“待书”是作者的原创，且获得“待书”的切解，可否定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至今仍颇有市场的“程前脂后”之说。 “程前脂后”说，说的是在《红楼梦》的创作流传中，“程本”在前，“脂本”在后；此说中就包括“脂批伪托说”，此说曾经影响很大，不少青年学人盲目信从。 今拙文之所述，清晰地展示了“待书”演变成“侍书”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早期脂本时期，即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时期，在曹雪芹逝世之前，是“待书”。 第二阶段是晚期脂本时期，是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等时期，那是在甲辰年以后，即1784年以后，此时被讹误成“侍书”。 第三阶段是程本时期，那在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以后，全是“侍书”。 假如是程本在前，作为曹寅后人的作者，怎么会把应当避忌的敏感词语“侍书”作为小姐的丫鬟的名字呢？从而使其既冒僭越之失，复冒不恭之讥？ 假如说脂本在后，说脂本是照1791年以后的程本改篡而成，其时的批者与篡改者，为什么要把一个丫鬟的名字改动呢？是去避忌与自己毫不相干而且八十年前逝世的曹寅吗？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可见，在红学领域中，“程前脂后”说是一种错误判断，其带给人们的是对红学基本常识的错误认知，从而被引入歧途，应当果决抛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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