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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文章《三大美院与现代艺术家谱系》引人关注，文章中说：“在祝大年学习、创作、教学生涯中，分别经历了杭州艺专、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工艺美院（清华美院）三大美院。”祝大年（1916---1995年）是我国现代工笔重彩画、现代壁画、现代陶瓷艺术的开拓者。他早年在杭州艺专学画，师从林风眠、吴大羽。杭州艺专创立于1928年，由蔡元培倡导，林风眠任校长，到1937年日本侵华，杭州艺专被迫西迁，这十年是杭州艺专的黄金十年。林风眠堪称“中国现代绘画之父”，他早年留学法国，与吴大羽等人同学，林风眠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他创办的杭州艺专中西合璧，兼收并蓄，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特长，追求艺术个性，培养了一大批能够创新的美术人才。吴大羽，堪称“中国现代抽象绘画之父”，他辅佐林风眠办杭州艺专，是杭州艺专的教学骨干，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林风眠杭州艺专的办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创造现代艺术是目的，这个办学宗旨应该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宗旨。杭州艺专教师大多留洋（欧洲、日本），主要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陈之佛、周碧初、关良、庞薰琹、倪贻德、雷圭元、常书鸿等，杭州艺专办学有方，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桃李满天下， 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美术人才，诸如李可染、艾青、胡一川、胡善余、祝大年、力群、王朝闻、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席德进等等，不一而足。杭州艺专堪称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林风眠的中西融合，注重创新的现代美学思想，吴大羽的现代色彩表现方式，都为祝大年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祝大年写生更多关注构图和造型（形象），他的工笔重彩画都是在室内完成的，其色彩修养就得益于老师吴大羽教诲。杭州艺专是祝大年青年学习的地方，是祝大年艺术的起点，他就是从杭州艺专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1934年祝大年又去北平艺专学雕塑。北平艺专办学最早，成立于1918年，但因变动频繁，未成体系，初任校长是郑锦，初设中等部、师范斑，1922年又将这二部停办，新设国画、西画、图案三系，1925年增设音乐、戏剧二系，校长是刘百昭，1926年林风眠回国，出任北平艺专的校长，他还聘请齐白石来北平艺专讲课，本想有所作为，但一年后他嫌北平太守旧，诸事不顺，只得辞职。1927年北平艺专又与其他学校合并，刘庄为美术部主任，1928年徐悲鸿任院长，1929年由熊佛西等人维持院务，1930年改为艺术职业专科学校，后又去掉“职业”二字，1933年停办，1934年复校，严智开任校长，1936年赵畸任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辗转多地，就更乱了。总之北平艺专远不如杭州艺专安定，不像杭州艺专不断积累，黄金十年，影响深远。1934年祝大年在北平艺专雕塑科学习一年，教师主要是王静远、刘开渠，王静远是中国最早留法的女雕塑家，她的老师是蓬蓬，是法国现代动物雕塑的大师，刘开渠也是留法的，祝大年从他们那儿学会了立体造型、空间观念。祝大年在京拜见了老前辈蔡元培（绍兴同乡），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祝大年一生，1935年蔡元培推荐祝大年赴日留学陶艺，师从日本人间国宝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富本宪吉留学英国，深受工艺美术运动发起人莫里斯影响，富本宪吉陶艺简洁华丽，既现代又传统。北大路鲁山人多才多艺，清新豪放，特别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商周青铜器）。祝大年在日本还接触到了方兴未艾的现代派艺术和包豪斯设计思想，包豪斯的设计思想是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审美意识。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祝大年一生。1937年抗战爆发，祝大年回国抗日，在第三厅（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画抗日宣传画、壁画。后去重庆中央工业实验所陶瓷厂任工程师，为战时经济做出了贡献。战后他回上海从事广告、陶瓷等工作，1949年结识庞薰琹、江丰，他们在庞家彻夜长谈，憧憬建立中国自己的工艺美术学院。1950年他应轻工部长黄炎培之邀来京，负责轻工部陶瓷工作。同年又回到了母校（北平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同时杭州艺专也改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时隔15年（日本留学3年、抗战8年，内战4年），变化很大，中央美院由徐悲鸿、江丰、王朝闻等领导，设有绘画、雕塑、实用美术三系，祝大年就在实用美术系，任陶瓷科主任、副教授，并在全校讲授图案设计课。当时张光宇、庞薰琹（略晚）、郑可、张仃、周令钊等都在实用美术系，他们一起为新中国进行国家形象设计（国旗、国徽、国币、国瓷、国邮等），这些都已载入中国现代设计史。这是实用美术系的辉煌成果，也是中央美院非常光彩的一页，可惜中央美院不认，有关1950~1956年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的研究，至今还是空白。1956年他们又共同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们一起共事了一辈子。1952~1956年祝大年住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中央美院教师宿舍，当时邻居主要有李苦禅、董希文、张仃、黄永玉、李可染、袁迈（中国商业美术的先驱）、柳维和（中国图案设计的先驱）等人，他们都不是老北京，也无四合院，多为南方人，有些像今天的“北漂”（这个比喻不大恰当），都是来京创业的，聚在一起，各有专长，彼此平等，大家客客气气，和睦相处，那时人讲究谦和，并以为人谦和来显示自己有教养。更何况他们大多来自杭州艺专，大概只有张仃、黄永玉不是杭州艺专，但他俩比杭州艺专更杭州艺专，所以大家志同道合，有共同的语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在一起交谈甚欢，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人生难得的一个很好的艺术环境，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祝大年正是在这一良好环境中，创作了建国瓷（1952~1954年），祝大年建国瓷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简洁大方，高贵典雅，一派大国气派，也体现了新中国新气象，1954年得到周恩来总理嘉奖。祝大年建国瓷作为国家形象设计（国旗、国徽、国币、国瓷）已载入中国现代设计史，并成为中外博物馆藏品，被誉为“新中国官窑”。1954年在建国瓷的成功经验影响下，祝大年与陶瓷科师生还创作一批其他陶瓷艺术作品，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底部写有1954年款，这批“1954年款瓷”也应引起重视。这些都是祝大年对中央美院的杰出贡献，为此黄永玉写文赞祝大年是“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大雅宝回忆录》）。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提起工艺美院就不能不提到其创始人庞薰琹。庞薰琹，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和装饰绘画的开拓者，他早年在法国留学，与举世闻名的巴黎画派（住在巴黎的东方（东欧、亚洲）画家）交往，深受影响。1929年庞薰琹回国，在上海组织“启蒙画会”，第二年就被查封了，1931年他又和倪贻德等组织了决澜社，掀起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冲锋陷阵，功不可没。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现代艺术命运多舛，屡战屡败，30年代刚刚兴起，就被抗战、内战打断了，后又经历了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60、70年代的文革“浩劫”，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现代艺术才又复兴，但好景不长，又受到90年代经济大潮冲击，进入21世纪后，仍然是跌跌撞撞，步履蹒跚。 庞老是学者型的艺术家，他的装饰画理论研究开创了对中国装饰艺术传统的研究，这个工作以前无人问津，一说中国艺术传统，人们就认为是文人写意画，其实那是宋以后的事。中国装饰艺术传统长达几千年，可以远溯原始彩陶、商周青铜器，积淀雄厚，风格独特，在世界上傲视群雄，是中国艺术最伟大的特点。庞薰琹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历代装饰画、图案以及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学者，既全面系统，又细致深入，在中国艺术史论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上述理论研究都是在我中华民族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中国图案和贵州少数民族工艺研究是在八年抗战时进行的，《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完成于1957年至1979年他被错划右派，蒙冤受屈20年期间。他就是这样在逆境中打开局面的。上述中国第一代现代艺术大师在留学西方后，更加感到中国传统艺术的伟大，只有认识了西方，才能深刻地认识东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热爱中国。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除了上述杭州艺专外，就要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了。庞薰琹1925年刚到巴黎时，正赶上巴黎万国博览会，法国正在搞装饰艺术运动，德国包豪斯也兴起了，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对他触动很大，他开始学习装饰艺术，并萌生了自己的祖国也应开办工艺美术学院的想法。他回国后不久就赶上抗战，他辗转西南，从事图案和工艺美术教学、研究、创作。抗战胜利后，他奔走呼号，与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张光宇、祝大年等）畅谈创办中国自己的工艺美术学院的理想。1952年周恩来总理在批准祝大年建国瓷设计方案时，对祝大年说：“要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祝大年立即给时在杭州的庞薰琹写信，告知这一好消息，庞薰琹见信后，很快就写出建院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很快就批准下来。1953年庞薰琹进京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庞薰琹任第一副院长，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7年庞薰琹被错划右派。虽然他只当了半年院长，但他的办院思想一直影响着工艺美院的教学，直到今天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正如田自秉所说：“庞薰琹的名字和工艺美术紧密相连，他为工艺美术事业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为工艺美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7年祝大年因支持庞薰琹艺术思想也被打成右派，可谓“难兄难弟”。1958年祝大年被赶出陶瓷系，调入装潢系任教，与张光宇一起开办壁画专业，教授工笔重彩画。张光宇也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艺术大师，他虽未出国留学（只是短期赴日考察），但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和认识，远远超过一般留洋画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禀赋过人，艺术思想超前，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生活在上海，上海当时号称“东方巴黎”，西化、现代化程度不亚于日本，文化艺术几乎与欧美日本同步。上海至今都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发达的城市。张光宇早在30年代就已成熟，是当时上海画坛大佬，身边有一帮小兄弟，除了他二弟曹涵美（其《金瓶梅》插图画得极好）、三弟张正宇外，还有丁悚父子、叶浅予、胡考、鲁少飞、张乐平、黄苗子夫妇等，张仃、黄永玉也受张光宇点拨、提携，对张光宇非常仰慕。张光宇的画，欧风美雨，三教九流，古今中外，烂熟于心，流于笔端，非常丰富，非常自然，非常抒情，非常和谐，一看便知是大家手笔，正如墨西哥大画家柯弗罗皮斯所说：张光宇“非常了解西方艺术的长处，同时也能尽量发挥东方艺术固有的优点”（1933年）。工艺美院的师资多为留法、留日（中央美院的师资多为留苏），主要有庞薰琹、张光宇（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艺术大师）、祝大年（留日，杭州艺专，中国现代陶瓷、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开拓者）、张仃（接任院长，其艺术见识在中国画坛上数一数二）、吴冠中（留法，杭州艺专）、雷圭元（留法，杭州艺专，研究中国现代图案理论先驱）、柴扉（杭州艺专，中国现代染织设计先驱）、郑可（留法，最早研究包豪斯，其广西光复纪念碑浮雕作得极好）、袁迈（杭州艺专，中国现代商业美术先驱，水粉画得极好）、柳维和（杭州艺专，中国现代图案设计先驱）、田自秉（杭州艺专，开创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袁运甫（杭州艺专，其弟袁运生也是才华横溢）、常莎娜（留法，研究敦煌图案第一人，也是工艺美院老院长）、卫天霖（留日）等等。这些老师承前启后，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代现代艺术大师，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自杭州艺专，当年工艺美院课堂上老师说的大多是浙江话，以至于北方学生听课困难。 工艺美院办学宗旨基本上继承了杭州艺专优良传统，并与时俱进，有很多新的发展、扩展，工艺美院介绍的“西洋美术”主要是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更可贵的是工艺美院还关注东方艺术（主要是亚洲传统艺术）。工艺美院研究的中国传统艺术，不只是文人写意画，而是包括民间艺术、民族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在内的“大传统”。工艺美院创造的“时代美术”是现代大美术，综合了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等人民生活所需求的方方面面，如今还能利用现代科技来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这一点得益于清华大学）。艺术的本质是美，是形式，搞艺术就是研究艺术形式美，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吴冠中语录），可当时不准提“形式”，谁讲“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就等于判死刑，这可怎么办呢？工艺美院的先贤们只能打着“工艺”、“装饰”的幌子，工艺美院讲“工艺”，讲“装饰”、讲“美化生活”应该是天经地义吧？其实讲“工艺”、“装饰”、“美化”，就是在讲“形式”（艺术形式美法则）。工艺美院是当时全国唯一能讲“艺术形式”的学院，是个能与国际接轨的正常的艺术院校。工艺美院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绘画上成就较大，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丁绍光、乔十光、韩美林、张鸿宾、张一民、楚启恩、秦龙、刘绍荟、蒋铁峰、杜大恺、刘巨德夫妇、黄冠余、王怀庆等。受工艺美院影响的还有刘秉江、孙景波、云南画派等等，如今他们都已年过八十了，是当今中国现代艺术的中流砥柱。祝大年在工艺美院工作了近40年（1956~1994年），60年代他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创作了一批工笔重彩精品。这批画之所以称“精品”，是因为与传统的“老工笔重彩”拉开了距离，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审美意识。70年代文革期间全校下放石家庄农村劳动，劳动之余，他用钢笔写生，画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钢笔画精品，业界评价堪比丢勒、布鲁盖尔。1973年他回京参与北京饭店壁画《长江万里图》创作，与黄永玉、吴冠中、袁运辅四人沿长江写生。他后来又去西双版纳等地写生。1979年为首都机场创作壁画《森林之歌》，此画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服从建筑功能要求，壁画画热带雨林，春意盎然，整个看上去，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表现出当时（文革后）中国社会上下齐心，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景，也为在这个中餐厅里用餐的旅客带来了平静安定的用餐环境，人在其中，秀色可餐，心旷神怡，非常舒适。 ▲祝大年作品《森林之歌》 80、90年代他艺术成熟，开创了他自己鲜明独特的画风，创作了一批壁画、工笔重彩画，此外还有陶瓷和雕塑，可惜多为设计稿，苦于没有地方，没有条件，无法完成。总之他一生勤劳创作，别无旁骛，硕果累累，好评如潮。祝大年青年学习于杭州艺专，中年工作于中央美院，晚年成熟于工艺美院，三大美院给祝大年提供了舞台（艺术环境），祝大年在三大美院的舞台上创作了精彩艺术，为三大美院增添了光彩，为中国现代艺术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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