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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于百世 出自《六一泉铭并叙》，君子（指欧阳修）的恩泽岂止荫被“五世”，如果得到合适传人，可至“百世”。 苏轼以此形容欧阳修的遗风余烈永存人间。欧阳修的文奇丽秀绝，颇得自然之道。欧阳修的人淡泊豁达，可谓“天人”也。欧阳修做到了自己所言的“三立不朽”和“死而不朽”。 “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是《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泽，五十而斩”的反用。“五世而斩”是一个咒语，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贫富转换和朝代更替规律，孟子则是这一规律的发现者和预言者。中国有句俗语“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五代”，这是中国历史的总结。更替原因大抵可用“骄、奢、淫、逸”四字概括。 32）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 出自《明君可与为忠言赋》，眼力不明，看东西容易黑白颠倒;心受蒙蔽，判断事物常混淆了厚薄。主观上的不明将招致客观判断的失误。 “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意思是国君倘若不辨是非黑白，不识忠奸善恶，就会使奸邪小人乘机涌进朝廷，而仁智之士察知后就会退出朝阁。《诗·大雅·抑》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 33）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 出自《御试重巽申命论》，用详细的法令昭告天下百姓，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是不能去干的。这句话道出两个关于法律的道理： 一是法于民主要起到“禁止”作用，让人知道哪些不可为，因此，法要详细规定禁止事项；相应的，法没有禁止的民便可为，法未必需要详细写明民可为的事项，实际上也做不到。 二是要将法昭告天下，即要开展普法教育。要天下执行的法必须要让天下了然于心，否则，藏着掖着便无意义。只有让百姓知法，才有百姓依法行事，法律才不会半途而废，事情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百姓才能安定，天下才能太平，“ 法相因则事易成， 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苏轼重视法律的作用，早年曾提出“厉法禁”主张，有不少文章讨论立法、执法、法对人和事的作用、法与人情的关系及任人与任法的关系等，如“圣人立法，必虑后世（《上神宗皇帝书》）”“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刑赏忠厚之至论》）”“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法简而人（指人情）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私策问》）”“人（指人情）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应制举上两制书》）”“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私策问》）”等。 34）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 出自《教战守策》，懂得养身的人，既能够清闲安逸，也能够参加劳作。养生在于劳逸结合。 王公贵人生活安逸仍苦于平常多疾，而农夫小民终岁勤苦却未尝告病，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劳逸结合”：“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养身忌讳两个极端：一是骄奢淫逸，二是劳累过度。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还讨论了“元气”对养身的重要性。“人之寿夭在元气”“世有尪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以护元气。 苏轼在《教战守策》中用“养身”，强调的是强身健体，养身健体；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用“养生”，强调的是固本培元，养生治性（苏轼《张氏园亭记》）。“养生”应是“”养身和“养生”兼顾，既要有好的身体，也要有好的元气（元神）。 35）丰凶相济，农末皆利 出自《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丰年和荒年互相调济补充，让农业和其它行业（年年）都有利可图。丰：丰年；凶：荒年；农：农业；末：指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古时中国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 只有在丰年时注意储备，在荒年时各行各业才能正常运转。居安思危。 36）躁则妄，惰则废 出自《风鸣驿记》，急躁使人妄为，懒惰使人颓废。 苏轼此名句当可作有志者的座右铭。有志者应戒骄戒躁，奋发向上，而且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否则，有志也不得；苏轼甚至认为“既妄且废”是天下不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类似警示名句有：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毛泽东“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古训“一生之计在于勤”。 37）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 出自《谢宣谕札子》，明察事物生长消失的来龙去脉，分辨利害于似是似非之间。 调查研究是基本功，是做好事情的钥匙。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实践论》）”，才能掌握事情的表象和本质，才能“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苏轼《策略四》）”，作出正确决策，“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晁错论》）”。所以，毛泽东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韩非子曰：“不明察，不能烛私”。 38）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 出自《谢馆职启》，名重朝廷，担心名不副实；超凡脱俗的论点，常为世人所不容。 这是苏轼提醒自己的警语。苏轼及其弟弟苏辙深受宋仁宗赏识，有“两宰相”一说，因此而名重朝廷，其文也因此为天下争诵。苏轼唯恐名不副实，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骄傲自满，只因“进有后先，名有隐显；命有穷达，时有重轻（《谢馆职启》）”，自己幸运先得功名而已，“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苏轼《策别安万民》）”“欲办大事，务兼尺寸之长；将求多闻，故引涓埃之助（《谢馆职启》）”。 苏轼好策论，其观点受儒释道影响，并非当时主流儒家观点，以致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使其在神宗、哲宗两朝的朝廷两府无立足之地。除政治上的自我主张“不合时宜”外，其家学特征和向往山水的性格是其屡遭贬谪的另两个原因。 既要循名求实，名不虚传；又要实至名归，名泽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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