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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儿盖，现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部50多公里，战略地位仅次于松潘。它是松潘大草地的门户与屏障。这里是两座东西相对而望的大山，中间一条宽20至 30米的小河。毛尔盖会议会址位于松潘县毛尔盖区上八寨乡索花 喇 嘛 庙，现寺庙已毁，仅存残垣断壁。 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一直向中央闹独立性。他在会师前，就已经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他阳奉阴违，抵制会议的决定。于是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西出后，党中央于八月十五日电示张开阀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应走右路”。“只有北上才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为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召开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 泽 东、 张闻天、博 古、周 恩来、王稼祥、陈 昌浩、徐 向前、凯丰、邓 发、李富 春、聂荣 臻、李 先 念、林 彪等。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向北行动以后，存在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发展。报告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布置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不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并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到将来的行动。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发言者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等发言时着重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
会议还讨论了两路军的配合问题，到会者一致认为：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会议明确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会议指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毛儿盖会议是两河会议和沙窝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对提高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和意义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目前形势，“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中国革命在许多地区继续发展，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胜利会合，证明中国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民党反动派更进一步地出卖中国，向着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农革命进攻。他们疯狂地围攻各个革命根据地与红军，追击、截击与堵击红军，企图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他们的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 ，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战胜我们，消灭我们。 
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已经削弱，敌军远离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在向我军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加了。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而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这更造成中国革命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与正确的战略技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根据地。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加了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中央政治局六月十八日曾经正确地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决议”指出，川陕甘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对日作战的后方，而且它的存在，足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它的模范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的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坚持执行其他各项党的基本政策。 这次整治局会议，对中国革命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它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严肃地进行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张 国焘的“分 裂 主义”、“右 倾机会主义”及其危害性；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今后任务与行动方针，大大提高了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的决心与信心，指引我们向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坚决前进。 长征途召开过哪些重要会议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情况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这生动反映了红军在漫漫征途中何以打不散、拖不垮，最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会是党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各级组织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协调关系、宣传动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据统计，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包括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为便于了解和掌握总体情况，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作一简单梳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是争论和调整行军路线的系列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原定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审时度势，建议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讨论解决行军路线问题，中央接连召开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根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12月底到达瓮安县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几次会议的一路争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遵义会议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不无巧合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以此为界，刚好可以分为两个14年，伟大转折的意义更加凸显。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是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9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3月10日至11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苟坝召开，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这几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是制定和执行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系列会议。懋功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会上表示同意，但不久就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红军主力应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8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再次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乃至9月9日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实践证明，坚持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也是激励红军走过千难万险的强大动力。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等，是确定长征落脚陕北的系列会议。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9月17日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哈达铺召开，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当天，他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罗镇召开，正式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指出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央红军主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仿佛一块块路标，前后承接，指示着胜利的方向。这些重要会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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