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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商品价值的生成逻辑

 我的书摘0898 2022-08-19 发布于海南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商品价值被技术革命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它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基础上形成了更加以人为本的内涵形式。

满足目的性需求。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产品只具有使用价值。但事实上,受制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局限性,全面自给自足是无法做到的,人们还是需要通过交换来满足各自多样的需求。后来进入工业经济时代,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规模化扩展,产品变为商品,并且在使用价值基础上增加了交换价值。等价交换原则主要依据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升,相较于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人们可能更关注消费体验和文化品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过:“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换言之,人们多样化的需求目的呼唤社会生产体系作出适应性调整。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商品价值在内涵方面进一步深化:不仅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包括为满足人的“目的性”需求而附加的丰富情感体验以及寓意独特的设计元素。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普遍形成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意志,这远远超出了工业经济时代由“机械论”架构出来的一套工具理性,所以市场将会侧重从“人的目的”出发来标度商品价值。

匹配个性化服务。人是消费主体,为了适应人们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消费需求,相关领域的服务一直都有异质性特点。以往在工业经济中,服务主要是围绕制造而展开,其价值形态没有完全独立出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僵化边界被打破,二者可以经由网络平台便利对接。过去人们去商场逛一天,可能还买不到自己满意的物品;现如今只需在购物APP中输入限定条件,就会精准找到自己心仪的东西。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产消者”的出现化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生产单位能对需求进行立体刻画,智能算法将大量的异质性信息进行分解、归类,然后由人机平台并行处理和加工,从而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今天我们为“发明新工具、创造新需求”所积累的知识资产拥有了“落地”的技术能力,全社会的知识资产不再只是沉淀在学术世界里的“纯理论”,而是可以经由比特化、代码化、软件化转变为便于操作的实用模型,从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赋能、创造出更广泛的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商品价值的个性化内涵在传统价值构成中凸现出来,进而精准兑现“顾客就是上帝”的承诺。

集成创造性劳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劳动方式不全是统一的和标准化的实体劳动,而是在不同生产单位借助相应技术出现了多维度的“数字+”实体劳动。例如,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技术让用户进行内容生产,通过获取用户视频吸引流量让用户成为“线上工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品形态充分体现了人机结合的特点,只有通过软硬件、网络以及消费者、设计者和生产者多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涌现出创造性价值。所以说,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品不再是某个或某几个人一般的、线性的具体劳动成果,而是增添了由网络效应综合集成出来的创造性劳动,过去“无差别的劳动”到此迭代升级为“有差别的劳动”。这种形势下,过去的一物一价将越来越少,一件商品由于其内含的创造性劳动不同,可能会因时空条件的迁移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表现。正如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价值”,某类产品可能在使用功能和制造成本上不存在重大区别,但由于“符号意义”不同,就会形成产品之间的价值落差。数字经济时代商品的“符号价值”,主要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体现;而且在助推商品增值的过程中,以往不能参与创造的人或者具有创造精神、但受职业限制没有创造机会的人,获得了充分发挥自主性的空间。

促进使用权分享。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渗透,网络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关系形态的一种普遍现象,人、机器好比“小世界”(随机连接很短)网络上的节点,不同节点之间发生作用,网络在混沌与秩序之间交互演化。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社会化大生产因平台技术的普遍应用而日益成熟。生产资料能够以信息和数据的形式存在,且数据能不断复制;因此,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可以在保留所有权的同时,以平台的形式开放使用权,劳动者据此在相对自主的空间内从事生产。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网络化、规模化水平越来越高,协同共生促进了各种关系和联系的生成,而当所有事物互联互通之后网络又会向更高层级演化。数字技术把现代化经济体系塑造成一个“生态系统”,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底层是新型基础设施,再上一层是各种平台,而平台之上是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和消费群体,数字经济的强渗透力经由平台向八方发散,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很有“量子跃迁”之势。随着人们对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广泛分享和对生产的深度参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得以强化,同时伴随自主意识的形成而释放出自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让我们越来越趋近于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利用可循环资源。人们要可持续地进行生产生活,就必须首先同自然界建立长期的和谐关系,从自然界中汲取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然后通过生产实践将这些资源变为有价值的商品。当数字技术嵌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创造一个“数据+算力+算法”的新世界。从零部件到生产线,从建筑物到城市群,从材料科学到生命科学,各个领域都在尝试建构一个数字孪生体并且大有“六合一统”的态势。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能在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基于正反馈回路的循环关系,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譬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时监测生态资源,及时把握生态资源变化,预测生态系统演化趋势,建立起较为全面、科学的资源环境监测体系,为高效合理配置资源提供科学依据,促进绿色发展。面向未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绿色化、智能化、柔性化、网络化的先进制造业会从源头上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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