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详细记录了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晋书》《魏书》《隋书》等相关记录多来自《宋书》。吐谷浑早期有两次重要却长期被史家所忽视的战略转移。一次是面临西秦威胁，阿豺选择了南下松潘草原，最终慕璝趁西秦灭亡收复了河南故地并占据了洮河流域。此后北魏太武帝对吐谷浑展开大规模围攻、追击，吐谷浑无法在九曲之地立足，只得西迁伏罗川，此为第二次战略转移。伏罗川地连青海湖−祁连山牧场，西迁至此既远离了北魏威胁，更为日后吐谷浑发展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吐谷浑；《宋书》；西秦；伏罗川 作者：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19）。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 一、浅析中古诸种《吐谷浑传》中的“度陇西迁”故事 二、振威梁益：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东进与南下 三、始邑伏罗川：北魏中期吐谷浑的战略西迁 四、结语
魏晋之际源自东北的鲜卑族有数支经阴山向西北地区迁徙，其中河西鲜卑秃发部、陇西鲜卑乞伏部分别建立了南凉、西秦政权，为十六国重要成员。此外，另有吐谷浑部西渡洮河远徙至青藏高原北部，建国称王长达三百余年，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吐谷浑部曾长期保持游牧行国制度，活动地域较广，可因相关史料较少且颇为分散，研究者对吐谷浑历史地理的认识仍存在着诸多分歧。如顾颉刚、李文实等认为与吐谷浑关系密切的白兰国在黄河九曲（河南地）之南，周伟洲则认为史籍所见隋代之前的白兰在青海湖西南柴达木盆地南沿。近期刘铁程在前人基础上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指出白兰山即阿尼玛卿山，其说近是。再如对于史籍中常见的吐谷浑活动地点“赤水”，国内外学界已有多种意见，但至今仍无定论。尽管如此，考镜地理、辨证方位仍是推进吐谷浑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如近期李文学的《吐谷浑史研究》便据政治中心变迁将吐谷浑史划分为“白兰时期”“沙州时期”和“青海湖时期”，朱悦梅、康维的《吐谷浑政权交通地理研究》开篇亦梳理了吐谷浑不同时期的疆域。关于吐谷浑早期活动范围的相关记录，基本集中在中古正史诸种《吐谷浑传》（包括《河南传》）中，这些正史史料大多未经怀疑便被学者使用，这也是导致吐谷浑早期历史地理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傅斯年先生言“史学便是史料学”，受此启发，笔者尝试从中古正史诸种《吐谷浑传》入手，通过辨析其差异、源流并结合相关史料以厘清十六国北魏时期吐谷浑的活动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一时期吐谷浑的两次重大战略转移。 一、浅析中古诸种《吐谷浑传》 《晋书·吐谷浑传》《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河南传》等诸种《吐谷浑传》多记载了晋末吐谷浑度陇山、越洮河西迁之事，但对于西迁所至地点及该部早期活动范围，诸传则多有差异。为方便分析，现将诸种《吐谷浑传》所记列表如下： 表1 中古诸种《吐谷浑传》
上表中《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成书最早，其所记吐谷浑西迁事亦较详，但书写仍欠精审。如它在“出罕幵、西零”后补充道：“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幵，今枹罕县。”即认为“罕幵”指“枹罕县”（今甘肃临夏市西南）、西零指“西平郡”（今青海西宁），可西平与枹罕相隔黄河且东西有五六百里之遥，这与前文连言“出罕幵、西零”颇有抵牾，此补说值得怀疑。其实这里的“西零”并非指西平，钱大昕云：“西零即先零。'西’'先’声相近。”先零即西汉时活跃在河湟地区的先零羌，先零与罕、幵二羌常结盟反汉，赵充国言“不先破罕、幵，则先零未可图也”，平定羌乱后西汉将诸羌迁至塞内，洮河以西、河关（今甘肃积石山县境内）南北尽为羌域。由此可知《宋书》所谓“出罕幵、西零”，不过是泛言吐谷浑部经过洮湟西羌之地。《宋书》编修历经数十年成于众手，“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幵，今枹罕县”一句当是后来史臣所加按语，惜其史才不逮，徒留疑窦于后世。 《宋书》在记述吐谷浑西渡洮河后的活动范围时言道：“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此条历来为史家重视并被广泛征引，然对于“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一句，其本义却鲜有人深究。周伟洲在《吐谷浑史》中认为甘松“在枹罕西南甘松一带”，其后又在《吐谷浑资料辑录》中指出：“甘松是以其地有甘松山而得名，地当在今白龙江上游，洮水之南。”王仲荦据隋唐地志判断“甘松山”在今四川松潘县黑水县西北，即若尔盖县、红原县东南之大山，其地确实在枹罕西南，如此周伟洲之言似无误。但中古史志中所言“甘松”更多是指具体治所，如前凉、前秦有“甘松护军”，西秦、北周有“甘松郡”，刘铁程称之为“古甘松”，认为它当在今宕昌、舟曲一带；魏俊杰则直接指出前秦、西秦之“甘松”在今舟曲县界。如此“甘松”便在枹罕东南。揆之《宋书》，所谓“暨甘松”即“至”“到”甘松，至此可以判断“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本义为：自枹罕向东千余里至甘松护军或甘松郡，所言乃是吐谷浑活动范围之东限，其地纵贯洮河直达白龙江上游。所谓“西至河南”即西抵今青海贵德、贵南黄河段。关于昴城、龙涸，学界多认为分别在今阿坝、松潘。最后参考《晋书》载记等史志可知，十六国时期河湟地区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和西秦控制，吐谷浑北部与诸政权大体保持隔河对峙状态。综上，《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基本概括出了吐谷浑部早期的活动范围，其地大体囊括了河南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部及甘肃甘南州），东接洮西地区，南连川西北草原。在描述完吐谷浑游牧区四至后，《宋书》又泛言“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白兰羌因白兰山得名，白兰山即阿尼玛卿山。总的来看，吐谷浑度陇后拥有了青藏高原东北部广袤的高山草甸区，该区域海拔相对较低，雨量较为充足，亦农亦牧，如唐人便言九曲之地“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
将其余诸种《吐谷浑传》与《宋书》对比，不难发现《北史·吐谷浑传》自“南界昂城、龙涸”以下与《宋书》雷同，其史源出自《宋书》无疑。北宋史臣据《北史·吐谷浑传》补《魏书》，然今本两传所记吐谷浑西迁稍有差别，《北史》为“止于枹罕，自枹罕暨甘松”，今本《魏书》为“止于枹罕暨甘松”。《北史》先言吐谷浑“止于枹罕”，又言“自枹罕暨甘松”，合而观之，则生矛盾，即吐谷浑既驻牧于枹罕，又何来“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此知修《北史》者未理解《宋书》本义。北宋史臣抄《北史·吐谷浑传》时或许已发现其义不明，故删“自枹罕”三字，其义便是吐谷浑西迁后驻牧在枹罕至甘松一带，此语义虽通，但亦非《宋书》本义。其实，最先背离《宋书》本义的并非晚出之《北史》，而是贞观十年成书的《隋书》《周书》。从《隋书·吐谷浑传》“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可知其史源亦为《宋书》，但其言吐谷浑度陇后“止于甘松之南”；《周书》记吐谷浑早期历史则更简，仅提及吐谷浑“止于枹罕”，其后再言吐谷浑活动范围便已至伏俟城时期。此二史同时成书，然唐初史臣皆不解《宋书》“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之义，肆意裁之，竟至各执一端。后来《旧唐书·吐谷浑传》从《隋书》，亦言“止于甘松之南”。唐人杜佑修《通典》时或已发现《隋书》《周书》抵牾之处，故言“（吐谷浑）至于枹罕，而后子孙据有甘松之南”。关于吐谷浑西迁和枹罕之关系，阚骃《十三州志》亦有提及：“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于此。”周伟洲据此指出吐谷浑曾短暂驻牧在枹罕附近。但从上文的史源梳理来看，《北史》《魏书》言“止于枹罕”当与《十三州志》关系不大。 最后再看《晋书·吐谷浑传》。清人汤球认为《晋书·吐谷浑传》全出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故在辑补《十六国春秋》时将该传分别系于前燕、西秦二录。近期牛时兵通过将《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中的几则吐谷浑史料与《晋书》《宋书》比对，揭示了《十六国春秋》确实乃《晋书·吐谷浑传》的重要史源。然而，如上所述《魏书》（《北史》）、《隋书》《周书》之《吐谷浑传》皆参照了《宋书·吐谷浑传》，且唐人所修《晋书》与《宋书》又颇有渊源，《晋书·吐谷浑传》无由只抄录《十六国春秋》而不采《宋书》。其实细读《宋书》《晋书》之《吐谷浑传》，便可发现二传有相似或雷同之处，如上表所示《晋书·吐谷浑》所言“西零”，“极乎白兰数千里”，“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皆见于《宋书》。关于吐谷浑之迁徙，《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仅言：“（吐谷浑）遂附阴山，面黄河。晋永嘉之乱，南迁陇右。”故可判断《晋书》所述吐谷浑早期活动范围应是据《宋书》删改。有趣的是，《晋书》在“极乎白兰数千里”后提到：“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与《宋书》及《北史》《魏书》一系所描述的吐谷浑早期生活状态相比，多出了带有转折意味的“然有城郭而不居”。《魏书·吐谷浑传》言：“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周书》《隋书》亦如之。吐谷浑王夸吕于535−591年在位，是知“然有城郭而不居”一句乃唐人裁自《魏书》或其他两书，此更见汤球分《晋书·吐谷浑传》辑补《十六国春秋》有失谨慎。 综上所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提供了关于吐谷浑早期活动范围的最详细、可靠的史料。今传本《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甚至《旧唐书》的相关记录基本皆来自《宋书》，诸史删改《宋书》，遂演绎出吐谷浑“止于枹罕”“止于甘松之南”的讹误，其中《晋书》更是将《魏书》等描述的吐谷浑6世纪生活状态裁剪腾挪至《宋书》描述的吐谷浑早期历史之中，甚为粗疏。与此相对，另外两种南朝系史书《南齐书》《梁书》并未因袭《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而是补充了关于吐谷浑早期历史的更多信息，其史料价值明显高于北朝隋唐系史书。
这里不得不提到吐谷浑历史地理研究的难点之一“赤水”。《梁书·河南传》言：“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南齐书·河南传》吐谷浑四大戍中有“赤水”戍。赤水在何处？迄今学界意见仍未统一。下面将其他中古正史中涉及吐谷浑“赤水”的史料胪列如下： 《晋书·吐谷浑传》：（412年）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412年）乾归入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因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415年）遣其将昙达、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魏书·吕罗汉传》：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自罗汉莅州，抚以威惠，西戎怀德，土境帖然。 《周书·独孤信传》：（大统）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举兵反，诏信讨之。 《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破吐谷浑于曼头、赤水。 《隋书·刘权传》：（大业五年）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 据《魏书·地形志》，临洮郡有赤水县；《水经注》言临洮东北之索西城“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郑炳林曾详细论证了乞伏氏所攻吐谷浑之赤水即临洮东城，如他指出《水经注·洮水》中赤水城西有层城，此即对应《晋书·吐谷浑传》的“赤水都护”和“层城都尉”。临洮东城所在洮河两岸是传统的羌人聚居区，北朝时亦然，此即《吕罗汉传》言“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西魏大统年间赤水城又有羌王梁仚定之叛。周伟洲也认为《晋书·吐谷浑传》之“赤水”乃洮东赤水城，同时他还敏锐地指出《吐谷浑传》“树洛干”应为“阿若干”之误，此点甚为正确，其时吐谷浑国主树洛干并未投降西秦。此外，《晋书》所记乞伏炽磐遣将攻赤水南羌事亦见《资治通鉴》，二书史源应相同，《通鉴》又补言“以王孟保为略阳太守，镇赤水”。西晋及十六国略阳郡本在秦州（今天水）东，西秦是以其东境之赤水遥领略阳，如此《晋书》乞伏氏载记中的“赤水”当皆是指洮东赤水城。虽然郑、周二人对《晋书》“赤水”所在判断一致，但涉及《南齐书》中的赤水戍，却出现分歧。郑炳林更倾向认为洮东赤水城即吐谷浑四大戍之赤水戍，周伟洲则认为赤水戍在今青海共和县，这就涉及隋唐之“赤水城”。《隋书·地理志》载：“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大业四年宇文述伐吐谷浑所至之“赤水”即河源郡赤水城，佐藤长、周伟洲、秦裕江等认为它便是《南齐书》所言之“赤水戍”，在今青海龙羊峡西北的共和县（见图1）；与佐藤氏等稍异，吴景敖、任乃强、郭声波等认为河源赤水城在更为西南的兴海县。上引《隋书·刘权传》言刘权在赤水河源郡一带“大开屯田”，而兴海县在鄂拉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平均海拔近4000米，至今仍不宜发展农业，故隋代河源郡赤水城在共和县的可能性较大，视其为《南齐书》“赤水戍”可备一说。
图1 吐谷浑早期形势及战略转移示意图 （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十六国、北魏部分绘制） 最后再看《梁书·河南传》所言“赤水”。从“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来看，“赤水”应指河流而非城池。胡三省指出，洮东赤水城系因渭水源头之一赤亭水而得名。可《梁书》之“赤水”乃吐谷浑西渡洮河所至，显然并非洮东之赤亭水。《梁书》言吐谷浑度陇后的活动范围是“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即河南九曲之地，这与《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所记大体一致。而《隋书》“赤水城”在黄河之西、青海湖之南，距洮西枹罕过远（共和县在枹罕正西而非西南），亦非《梁书》之“赤水”。笔者认为，吐谷浑度陇后所居之“赤水”当在河南九曲之地求之。《水经注》曾详述三条金城以上的黄河支流，除湟水、洮水外，另一条为“漓水”，其文言：“河水又东，与漓水合。水导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东北流，历野虏中……漓水又东，径枹罕县故城南……漓水又东北出峡，北流注于河。”据《汉书·地理志》，金城白石县有“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漓水即离水（今之大夏河），它发源于今甘肃夏河县西南（古之河南地），东北流经甘南桑科草原，经临夏市（枹罕所在）最终在今刘家峡水库汇入黄河。值得注意的是，“离”字中古音为徹母支韵，发音为chī。《说文》言：“离，山神也。”《广雅》曰：“山神谓之离。”古人又有“龙子为螭”、“赤螭”雌龙之说。《史记》言“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徐广注曰：“此训与'螭’同。”班固《典引》言“虎离其师”，离亦同螭。“赤”字中古音乃昌母昔韵（chì），“离”“赤”两字同音不同韵，《汉书》“离水”极有可能被后世传写为“赤水”。综上，笔者认为《梁书》之“赤水”当为古之离水，离水上游应曾是吐谷浑早期之驻牧地，《南齐书》所言赤水戍亦有可能就在此水附近。 二、振威梁益：十六国时期 吐谷浑、秃发氏、乞伏氏等鲜卑部族的西迁，给甘青的土著羌人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乞伏部曾长期与洮河流域的羌人作战，秃发傉檀坐镇乐都时言道“南则逆羌未宾”。吐谷浑第二代领袖吐延能震慑诸羌，但最终被“昴城羌酋姜聪”刺死；其后“西漒羌豪”钟恶地长期左右吐谷浑政局。经过数代发展，吐谷浑逐步巩固了对羌地的控制，势力向东已接近洮河中上游及益州西北部，其君主开始关注中原之形势。371年前秦攻陷仇池，因与仇池接壤，此时吐谷浑第四代君主辟奚大惧，遂向苻坚纳贡称臣，前秦“以辟奚为安远将军、漒川侯”。漒川指洮河上游地区，亦即河南地之东部。后来乞伏部在金城、苑川一带崛起，吐谷浑领袖视连便“通聘于乞伏乾归”，被拜为白兰王。当看到前秦衰亡、关陇分裂为数国时，吐谷浑新君视罴遂决意“秣马厉兵，争衡中国”，390年他拒绝了乞伏氏的“白兰王”封号，以拥晋为名扬言“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自此，吐谷浑、西秦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较量，双方重点围绕河南地东部尤其是洮河中上游展开争夺。 （一）视罴至树洛干时期（390−417年）吐谷浑的东进洮河战略 398年乞伏乾归伐视罴，“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视罴退保白兰山，随后“遣使谢罪，贡其方物，以子宕岂为质”，胡三省认为度周川“在临洮塞外龙涸之西”，即在今洮河上游以南地区。此次战事凸显出吐谷浑与西秦在洮河流域的紧张关系。400年乞伏乾归投降姚秦，后来乾归父子虽仍驻防苑川、枹罕，但难免受制于姚氏。史称：“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堤（视罴弟）屡抄其境。”即趁西秦亡国之机，吐谷浑试图填补枹罕以南洮河流域出现的权力真空。此举激怒了乞伏氏，405年乞伏乾归反击，乌纥堤大败，客死南凉，吐谷浑国势大衰。
398年和405年的两场战事可谓是当时洮河以西、大河湟地区政治格局的缩影。4世纪末至5世纪初这一地区同时存在着三个鲜卑族国家，北部是占据河湟谷地的南凉，南部是与南凉隔河相望的吐谷浑，东部是地域促狭但战斗力极强的西秦。三国之中只有吐谷浑仍保持着游牧行国状态，秃发部和乞伏部则深度汉化且已建立起封建政权，两国还将大量人口迁徙至国都，国势日盛。南凉与西秦皆在丝路南道上，两国在河湟地区的同质化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吐谷浑国力最弱，其北部的浇河地区先是被后凉占据并设郡县，其后又归属南凉。399年秃发乌孤迁都乐都，以叔父若留镇浇河。因黄河之限隔、外加浇河之南凉驻军，吐谷浑北入河湟的动力不大。其向西越过黄河是更为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向东则是洮河上游肥美的甘南草原。虽然在东部常常面临严峻的军事考验，但逐水草而生的天性仍驱使着吐谷浑人一次又一次地向洮河流域进军，他们与西秦的矛盾也日益加剧。 乌纥堤亡国后，吐谷浑王族西逃至莫何川（沙州所在，今青海省贵南县穆格滩），新任君主树洛干（视罴子）颇有雄才大略，他团结诸部族很快便重建起王权。与其父一样树洛干也提出了东进战略，他放言：“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诸君以为何如？”可是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树洛干开疆拓土的正面记录，相反在乞伏乾归父子的载记中倒是详细记录了吐谷浑的节节败退。如前文提到的412年乞伏乾归入枹罕后顺势在洮东赤水城大败吐谷浑支统阿若干，阿若干兄弟投降西秦后受封赤水都护、层城都尉。层城即洮阳曾城，在洮河之南，“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它与赤水城一东一西互为形援，由此可知此前吐谷浑势力已深入洮河中上游，对北方的西秦构成实质性威胁。双方更大规模的战事发生在413年： 义熙九年，遣其龙骧乞伏智达、平东王松寿讨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大破之，获其将呼那乌提，虏三千余户而还……遣安北乌地延、冠军翟绍讨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获甚众。炽磐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于渴浑川，皆破之，前后俘获男女二万八千。 关于泣勤、长柳两川地点，顾祖禹认为在明洮州卫（今甘肃临潭县新城镇）之南或西南。渴浑川又见《乞伏国仁载记》：“高平鲜卑没奕于、东胡金熙连兵来袭，相遇于渴浑川，大战败之。”因没奕于等从高平（今固原）偷袭苑川，故胡三省认为渴浑川当在勇士城（今兰州榆中区）东北。同一地名既见于《乞伏国仁载记》，又见《乞伏炽磐载记》，故两“渴浑川”同为一地的可能性较大，胡三省的判断有理，其说可从。若如此，则吐谷浑不仅已在洮河中上游驻牧，兵锋更可能已越过洮河到达了金城附近。最后再看浇河之战，此役树洛干大败，但更应注意的是，此时吐谷浑已将浇河这一河南北部的咽喉之地从南凉手中夺回。这里便提到正史唯一一次对树洛干作战取胜的记录： （411年）吐谷浑树洛干率众来伐，傉檀遣其太子武台距之，为洛干所败。 南凉于406年迁都姑臧，河湟不再是其统治重心；410年在北凉的频频进攻下秃发傉檀被迫回迁乐都，北凉又继续围攻乐都。树洛干察觉到南凉国势已疲弱，故而趁机北上并取得胜利，浇河或在此役取得，或在南凉北迁后就已归吐谷浑。由此可知，树洛干自405年即位后短短几年中便践行了他“振威梁益”的东进战略，其兵锋一度东越洮河，他确实可被视为吐谷浑的中兴之主。但同时期的西秦亦是雄主当道，409年乞伏氏复国后，乾归、炽磐父子东克后秦、西灭南凉、南剿诸羌，盛极一时，他们自然不能坐视吐谷浑发展壮大。412−413年通过赤水之战、泣勤等三川之战，西秦基本将吐谷浑驱逐出洮河流域，同时又从吐谷浑手中夺得浇河之地，从东、北两个方向对吐谷浑形成包围之势，刚刚复兴的吐谷浑再次遭受重挫。417年乞伏炽磐“令其安东木奕于率骑七千讨吐谷浑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于尧扞川，俘获五千余口而还，洛干奔保白兰山而死”。
（二）阿豺、慕璝时期（417−436年）吐谷浑的南向发展 塞上之役后，西秦基本夺取了九曲之地的控制权。426年乞伏氏在北凉、大夏夹击下曾“徙其境内老弱、畜产于浇河及莫河仍寒川”，莫何仍寒川即浇河西南、树洛干复兴之莫何川，此知树洛干死后吐谷浑又几近灭国，其在河南的生存空间已变得极为狭小。据《晋书·乞伏炽磐载记》，419年西秦曾遣兵“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觅地率众投降后被署为“弱水护军”。《汉书·地理志》记张掖删丹有“弱水”，《水经》亦言“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故后世提及“弱水”多指张掖之弱水，即今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如胡三省便认为西秦与吐谷浑交战之“弱水”就是删丹弱水，周伟洲、李文学等亦持此观点，并认为此时吐谷浑势力已发展至青海湖西北。可张掖弱水之南在今青海湖北、黑河上游所在的祁连山南麓，该地与九曲地相隔河湟、青海湖，距离较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张掖段祁连山属北凉势力范围，吐谷浑残部与西秦皆难以染指。故此处“弱水”当另求之。据《隋书·地理志》，同昌郡常芬县有“弱水”，王仲荦指出：“昔人习以水之西流北流者为弱水……今甘肃迭部县东南有一水，导源多儿，西北流至麻牙，南流入白龙江（笔者按，即今多儿曲）。疑此即隋志之弱水矣。”多儿曲虽不一定就是隋志“弱水”，但隋志“弱水”在今迭部一带、地近前述舟曲之“甘松”则无疑义。隋志“弱水”位于河南地东南，应即《乞伏炽磐载记》之“弱水”。如此可知，树洛干死后面对强悍的西秦，吐谷浑新王阿豺（树洛干之弟）只得将有生力量转移至东南一线，即便如此仍遭到了乞伏氏的穷追猛打，于是阿豺只得谋划沿今西倾山南下将部族转移至松潘草原（参见图1），《宋书》载： 谯纵乱蜀，阿犲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 前文已提及龙涸在今四川松潘，平康在松潘西南。阿豺继承王位后一面遣使臣服西秦（421年）以缓解北方的军事压力，同时转向东南发展，他在南下靠近益、梁之际，选择了与南朝交好。《宋书》言：“少帝景平中，阿犲遣使上表献方物”并受封“浇河公”，《梁书》言吐谷浑至阿豺时“始受中国官爵”，《南史》言其“始通江左”。《魏书》对阿豺降刘宋的描述更为生动： 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田于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臣曰：“此水东流，有何名？由何郡国入何水也？”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号垫江，至巴郡入江，度广陵会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遣使通刘义符，献其方物，义符封为浇河公。 阿豺在位之时（417−424年）包括浇河在内的河南地及洮河中上游地区大多被西秦占据，故其所兼并之羌氐当在西倾山−迭山周边及若尔盖草原（松潘草原北部）一带。垫江即白龙江，其源头在今西倾山东缘川甘交界的郎木寺。西倾山为洮河与白龙江之分水岭，北方洮河流域既然已有劲敌，阿豺只得以垫江入海自况通使南朝。可以说吐谷浑交好刘宋“始通江左”并不是偶然，《魏书》的这段文字其实就是阿豺避开西秦锋芒、将发展重心转向东南的一则政治隐喻，自此吐谷浑经益州与江南的交往颇为频繁，南朝也得以获得吐谷浑的诸多历史信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阿豺归降西秦时受封“安州牧、白兰王”，“白兰王”“沙州牧”曾为西秦封视连、视罴之旧号，西秦既已奄有九曲之地，故不再以“沙州”封阿豺，“安州牧”作为吐谷浑名王官爵仅此一见。有趣的是，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曾分益州南部牂柯、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而西秦极盛时曾在洮河上游设益州，其或是参照晋制称阿豺为“安州牧”即仅承认吐谷浑对西倾山东南地区的控制。 严格来说，阿豺未收复河南地并非吐谷浑的中兴之主，其弟慕璝在位期间（424−436年）因西秦盛极而衰，吐谷浑国势才由弱变强。426年西秦同时遭受北凉、大夏的攻击，是年吐谷浑握逵等帅部众二万余落从西秦南奔昴川（当在昴城附近）归附慕璝，这让已休养生息近十年的吐谷浑变得更加强大。慕璝趁机采取远交近攻策略，联合北凉、大夏，北上攻击西秦。430年西秦投降北魏，“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浑”。此时慕璝不仅收复了九曲之地，还乘势占据了枹罕、金城等郡，次年又在洮西阻击赫连夏余部并生擒夏主赫连定，北魏封其为“西秦王”。 纵观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数次兴衰可以发现：虽然河南九曲之地是其核心区域，但在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行国体制驱动下，吐谷浑早期诸王经常打着“争衡中国”“振威梁益”的旗号沿洮河向东争夺牧场，这导致它与关陇政权的关系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在乞伏鲜卑定都枹罕后，双方战事不断升级。然而正是得益于行国体制，吐谷浑在与西秦的战争中数次败而不亡，阿豺、慕璝甚至一度向东南迁徙至松潘草原，这点鲜为前贤所注意。随着南凉、西秦次第灭亡，韬光养晦的吐谷浑再次中兴并占据了整个洮河流域，原来河湟三鲜卑中最弱的一员竟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三、始邑伏罗川：北魏中期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叙事始自吐谷浑西迁，终以元徽三年（475年）后废帝加吐谷浑拾寅为车骑大将军，最后总述吐谷浑风物时言道：“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南齐书·河南传》言：“其王治慕驾川”。《魏书》（《北史》）记道：“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李文实早已指出“慕贺川”“慕驾川”与“莫何川”为同音异译，皆指汉义之“沙州”；据段国《沙州记》，沙州在浇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李文实明确指出此即今贵南县穆格滩。李说甚确，已广为学者接受。但关于《魏书》之“伏罗川”，学界则有较大分歧。顾祖禹泛言“伏罗川”在西宁卫西南，“盖与白兰山相近”。佐藤长、周伟洲等认为“伏罗川”即沙州莫何川，严耕望判断伏罗川大约在今都兰县南巴隆乡一带，黄盛璋则认为伏罗川就是后来隋唐时代黄河西侧的赤水城，在今共和县东黄河北岸。刘铁程据《魏书》“始邑于伏罗川”认为伏罗川并非吐谷浑早期的政治中心莫何川，其说有理；但他认为伏罗川乃兴海县南的曲什安河，则不妥。曲安什河过于靠近阿尼玛卿山，从自然地理角度讲，其地并非优良牧场。从政治军事角度讲，其地西、南皆为雪山，东有黄河，地域狭促且封闭，乃《孙子兵法》所说“围地”，不太适合作为长期避敌之所。 伏罗川仅见于《魏书》（《北史》）一次，相关地理信息极少，故很难通过具体的地理考辨求其所在，但我们仍可以从宏观的军事战略角度推断其方位。这就要从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说起。慕璝被北魏封“西秦王”后，两国关系很快就转向决裂。432年慕璝上表太武帝再求封赏，太武帝对此颇为不满，回应道：“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这既拒绝了吐谷浑的领土要求，也未增加其朝贡赏赐，所谓“疏数增益”即仍按使臣多寡予以回馈，所谓“非一匹而已”即只要不是少到一人一匹就可以了，此足见北魏对吐谷浑之蔑视。随后慕璝便向南朝示好，不再倾心北魏。439年北魏灭北凉之时，北凉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南奔吐谷浑，太武帝遂遣兵讨之，《魏书》言“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慕利延（慕璝弟）或因收留沮渠安周而惧魏西逃。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魏稳定西北之后借吐谷浑内乱正式向吐谷浑宣战，此役长达两年。《北史·晋王伏罗传》记载了战争第一阶段的相关细节： （伏罗）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正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禽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降其一万余落。 乐都为湟河重镇，在河南地之北，魏军本可就近南下渡河从正面进入吐谷浑腹地，但拓跋伏罗采取了邓艾入蜀式的迂回包抄战术。理解此战术还应从大母桥说起。关于大母桥，学界亦有分歧，佐藤长、周伟洲等认为该桥即《沙州记》所载之“河厉”，在今循化县东的临津关，李智信亦倾向将大母桥与“河厉”视为同一桥，但他认为大母桥在今龙羊峡上游尕马羊曲渡口一带，刘满亦指出“河厉”在今龙羊峡上峡口。笔者认为大母桥并非在临津关上，因为临津关在乐都东南，从乐都沿拉脊山南下经临津关入河南虽是正道，但却距河南西部的沙州更远，既难以正面打击吐谷浑，更无法实现伏罗反正用奇的迂回战术。要言之，大母桥在龙羊峡上游之说更切合伏罗的迂回战术，大母桥（河厉）乃吐谷浑沟通沙州与河曲之西的重要通道，率先占据此桥即切断了吐谷浑西逃之路，便有可能将其包围进而剿灭在九曲之地（参见图1）。事实上此战术相当有效，吐谷浑部众惊惧突围，慕利延奔白兰，拾寅走河西，其国元气大伤。445年太武帝再遣猛将拓跋那追击慕利延，《魏书·太武帝纪》载： 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 曼头城在河南地之西今共和县西南、龙羊峡东北，流沙即柴达木盆地之沙漠、戈壁。魏军到曼头城后慕利延遂西渡流沙，由此可判断“阴平白兰”在流沙与曼头城之间，亦即慕利延突围后所至“白兰”。此处“白兰”应邻近柴达木盆地，并非传统意义上九曲之南的阿尼玛卿山。《周书》载：“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北周时吐谷浑王城在青海湖西的伏俟城，此知当时白兰羌活跃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布尔汗布达山与鄂拉山之间。与慕利延相似，其弟拾寅亦选择西逃。吐谷浑主力从河南地向西突围后，很快其东部堡垒枹罕亦被北魏攻克，吐谷浑完全丧失了百年故地。
虽然是役之后史称慕利延“遂还旧土”，但其时北魏已在枹罕、浇河等地大置军镇，河南地时刻处在魏军威慑之下，显然已非吐谷浑王室久居之地。史载慕利延“虑虏复至”，于元嘉二十七（450）上表刘宋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嶲门。”刘义隆向慕利延允诺：“若虏至不自立，听入越嶲。”徼外夷狄归化乃宣示皇权正统的重要方式，故刘宋对吐谷浑内迁颇为重视。其后吐谷浑并未南迁，刘宋史臣略带遗憾地言道：“虏竟不至也。”其实吐谷浑未入宋境并非因北魏减少了威胁，而是慕利延的继任者拾寅将王庭迁到了“伏罗川”，《资治通鉴》将拾寅“始居伏罗川”系之于452年。伏罗川之名或是北魏为纪念晋王拓跋伏罗大败吐谷浑而发明，其地理位置本不难判断，《魏书》载： 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通使于刘彧……高宗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议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穆，使晋王伏罗、高凉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克。拾寅虽复远遁，军亦疲劳。今在白兰，不犯王塞，非国家之所急也。 拾寅迁伏罗川后“自恃险远”，此知伏罗川应远离故地莫何川。460年北魏文成帝出兵吐谷浑时，诸臣将拾寅驻伏罗川称为“今保白兰”，但此“白兰”亦非阿尼玛卿山。470年献文帝再命长孙观讨拾寅，“军至曼头山，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此役路线与445年拓跋那驱逐慕利延相似，魏军至曼头山后，拾寅从“伏罗川”（白兰）迎战。至此可以判断，拾寅所迁居的伏罗川就在当年慕利延逃往的“白兰”之地。如严耕望所判断，伏罗川当在今都兰县境内（虽不一定在巴隆乡）。据《洛阳伽蓝记》，神龟元年（518年）宋云使西域时：“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赤岭即今青海日月山，系北魏河湟地区之西界，宋云出赤岭穿越共和盆地的沙漠戈壁地带抵达柴达木盆地东缘的吐谷浑城，此吐谷浑城即拾寅在伏罗川所建新邑（参见图1）。 关于伏罗川所在还涉及一桩小的学术公案，20世纪60年代黄盛璋与方永合作发表专文论证青海湖西铁卜卡古城乃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其结论已广为学界认可；但对于二人将伏俟城建城上限推定为481−491年，当时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据宋云行迹提出质疑，并认为宋云所经吐谷浑城并非伏俟城，而是在伏罗川。二十年后黄盛璋再发文回应，其仍持己见，认为伏罗川即隋代的河源郡赤水城，宋云所经吐谷浑城即伏俟城。其实通过上文对浑魏两国地缘战争的分析，可以判断伏罗川并非共和县黄河之畔的赤水城，赤水城毗邻北魏西境及浇河戍，面对北魏强大的军事威胁，仓皇失措的吐谷浑不可能定都于此。近年来随着热水墓群的发掘，都兰作为吐谷浑国核心区域之一，其重要地位再次得到印证。这让笔者更有信心判断，拾寅所居之伏罗川就在都兰一带，宋云所经吐谷浑城即拾寅在伏罗川之都城。 综上所述，北魏平定北凉后即以吐谷浑为新的征服对象，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年间发动的战争旨在灭亡吐谷浑，其大将拓跋伏罗采取了迂回包抄战术，虽然慕利延等突围成功，但北魏此举清荡了河南九曲之地，使得吐谷浑难以在故地立足。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新王拾寅选择了西迁伏罗川。伏罗川的吐谷浑城远离北魏边境镇戍，又倚靠鄂拉山，易守而难攻。北魏文成、献文二帝曾三次派重兵征讨吐谷浑，皆未能撼动其国本。460年浑魏之战北魏因劳师袭远损失颇为惨重，《魏书》言“（魏军）会军大疫乃还”，《宋书》则直言“拾寅东破索虏”，从后来北魏惩罚西征诸将来看，是役北魏确实得不偿失。
四、结语 长期以来学界对吐谷浑早期地名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吐谷浑早期历史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三十多年前周伟洲曾指出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政治中心有从东向西移动的趋势；近期李文学则认为吐谷浑早期经历过从白兰时期到沙州时期的转变，即吐谷浑曾由南向北发展。面对中古诸正史对吐谷浑早期历史的记录，笔者并未简单视其为平行且有效的史料。通过对诸种《吐谷浑传》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对吐谷浑度陇西迁的描写是《魏书》《晋书》《隋书》等《吐谷浑传》的“母本”，北朝隋唐系正史中言吐谷浑“止于枹罕”“止于甘松”皆是对《宋书》的误读，《宋书》其实已较为明确地指出吐谷浑早期主要活动在河南九曲之地。 由于缺乏足够史料，考察吐谷浑这一游牧部族的政治中心迁转显得尤为困难。前文提到《十三州志》言吐谷浑西迁后曾驻牧于枹罕附近的广大阪，但十六国前期枹罕长期被前凉控制，广大阪不过是吐谷浑西迁中的中转站而已。有学者忽视了吐谷浑的游牧特点，试图将其早期活动之地“枹罕”“白兰”等皆视为“都城”。实际上吐谷浑迁至河南地后较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当是莫何川。史载405年树洛干“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奔归”二字意味着河南地西部的莫何川乃吐谷浑王族的后方基地。故《宋书》言“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南齐书》亦言“其王治慕驾川”。我们可以把吐谷浑王庭驻牧莫何川的时段称为“莫何川时代”或“沙州时代”，这一时代的上限虽难以判定，但下限却较为明晰，即在452年拾寅西迁伏罗川之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沙州时代”吐谷浑在西秦威胁下也曾一度失守莫何川，阿豺、慕璝兄弟只得带领部族避敌于南境。 遭受北魏太武帝的大张挞伐后，拾寅最终离开了九曲之地，他在柴达木盆地东缘建立起了吐谷浑城，吐谷浑国自此步入“伏罗川时代”。因学界对“伏罗川”方位一直有不同意见，特别是不少学者径直以“伏罗川”为“莫何川”，长久以来拾寅西迁伏罗川一事未得到充分重视。其实拾寅西迁与阿豺兄弟南迁类似，皆是出于游牧民族躲避劲敌、保存实力之本能。这两次迁徙的效果也非常类似，它们皆给吐谷浑的国运带来重大转机。面对西秦威胁，阿豺兄弟选择南迁，后来终于收复了九曲河南地并吞并了洮河流域，吐谷浑国势复振。拾寅西迁伏罗川远离了北魏的河湟军镇，大大降低了亡国风险，其国也得以与北魏保持长期对峙。拾寅西迁的意义远不止此。随着北魏中后期对吐谷浑的策略转为怀柔羁縻，吐谷浑在向北魏称臣的幌子下又恢复了对河南地的控制（浇河除外），甚至在北魏枹罕以南屯兵置戍。与此同时，吐谷浑向西还占据着鄯善国，保持着对丝路南道的控制权。更为重要的是，伏罗川所在的鄂拉山北连青海湖−祁连山牧场，西迁至此可谓开启了吐谷浑大踏步北向发展的历程。524年于菩提起兵凉州，吐谷浑助魏平叛，此役从侧面表明其时吐谷浑已驻牧祁连山。至540年拾寅曾孙夸吕称可汗时，吐谷浑疆域已发展至“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总而言之，拾寅西迁伏罗川是吐谷浑国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吐谷浑王族正式走出了九曲之地，其国也因此发展成为一个地跨西域、势掩河湟的大型草原帝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20&ZD212）、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两汉至北宋洮西地区军事地理研究”（18YJC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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