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在罗霄山脉上的红色战旗——湘赣边红军游击队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延绵数百里的罗霄山脉中北段地区，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部队。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紧紧依靠边区人民，独立坚持斗争。在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武装重兵“清剿”期间，红军游击队虽然遭受了数次大的挫折和损失，却依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浴血奋战，不断打击敌人，钳制和打击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不但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而且还保存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并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为后来的新四军输送了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完成了保卫这一南方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罗霄山脉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长期独立坚持战斗在湘赣边界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历史。

湘赣苏区的发展与形成

　　湘赣苏区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包括江西省的安福、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万安、泰和、吉安、萍乡、分宜、新余和湖南省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等县。境内拥有武功山、大平山、柑子山、棋盘山、九陇山、铁镜山、五里山、陈山、杨梅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其中心区域武功山，横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整个武功山区方圆约有 400 公里，地势险峻，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湘赣苏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1927 年秋，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尔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 4 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留守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的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的革命政权，形成湘赣革命根据地，部队也得到了扩大，成立了湘赣红 8 军。1931 年，中共中央派王首道等赴湘赣边，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创建了湘赣苏区。

湘赣苏区全盛时期辖有 20 多个县，拥有赣江以西、袁水以南、大庚（今大余）以北、粤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侧翼。1933 年 6 月，湘赣苏区红军与湘鄂赣苏区红军一部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6 军团，成为主力红军之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辅助方向，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紧缩了，敌人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红军力量向西发展。在此情况下，红 6 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也将发生很大的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于 1934 年 7 月 23 日发出了关于红 6 军团转移湖南中部创立新苏区，湘赣军区留下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7.23”训令

　　1934 年 7 月，鉴于第五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为了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于 7 月 23 日发布训令。指示红 6 军团及红军学校等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井沟通与红 2 军团（当时称红 3 军）的联系。决定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领导红 6 军团的行动。湘赣军区所属各独立团、游击队，留在现有苏区内，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原中共湘赣省委常委陈洪时留任省委书记，领导湘赣边区党和军队工作。

任弼时（1904—1950）

　　7 月 31 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湘赣军区司令员王震就执行“7.23”训令情况复电报告中革军委：确定湘赣省委常委由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姚原德（未到任）、旷金媛、王用济等组成。8 月 7 日，红 6 军团 9700 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由遂川县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从湘赣边根据地南线的衙前、五斗江之间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8月 12 日，红 6 军团在湖南省桂东县寨前圩召开西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红 6 军团和军政委贝会的成立及其领导人员名单。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留在湘赣苏区的武装，即在新组成的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下，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萧克（1907—2008）开国上将

王震（1908—1993）开国上将

红 6 军团西征后湘赣边敌我态势

　　1934年8月，红 6 军团离开湘赣苏区之后，中共湘赣省委即在永新牛田召开扩大会议，着手建立、健全湘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 7 月 23日训令中指定的省委书记以及任弼时、王震 7 月 31 日给中革军委报告中确定的省委常委名单，增补彭辉明为省委常委。确定以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辉明为湘赣军区司令员。此外，还有省委常委、少共湘赣省委书记王用济，省委常委、湘赣省委妇运书记旷金媛，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刘燕玉，省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军区参谋长周杰，政治部主任旷光明（后贺振芳）等。

谭余保（1899—1980）湘赣边区领导人

此时，能与湘赣省委保持联系的地方党组织有：莲（花）安（福）萍（乡） 中心县委、永新中心县委、遂（川）万（安）泰（和）县委、攸县县委、吉（安）泰（和）县委和新（余）峡（江）清（江）县委等。

留下的武装部队主要有：湘赣军区下辖 5 个分区、5 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除独立第 5 团外，第 1、2、3、4 团分属 4 个分区。第 1 分区和第 1 团活动范围是永新、安福、莲花边境。第 2 分区和第 2 团活动范围是分宜、新余一带。第 3 分区和第 3 团活动范围是安福、萍乡、宜春等地，以后又转移到湖南攸县、醴陵一带。第 4 分区和第 4 团活动范围是吉安、泰和、遂川、宁冈和湖南的酃县、桂东一带。第 5 团直属湘赣军区指挥。5 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共约 3000 人。其中独立第 5 团 1000 余人，独立第 4 团 600 余人，独立第 1、2、3 团和军区直属队，加上分区机关和各县、区武装，以及省委机关武装等部，总兵力 5000 余人。

国民党部署在湘赣边区各县的正规部队有驻分宜、新余的第 18 师、第 23 师，驻吉安的第 28 师，驻万安、遂川的第 53 师，驻安福的第 63 师，驻莲花的第 77 师，以及遂川、泰和等地地方反动武装。其他部队还有驻莲花的保安第 10 团，新余、分宜的保安第 8 团，萍乡的保安第 4 团，茶陵和攸县的王炽昌、曹湘澜的两个保安团。还有逃到赣州、吉安等城市又跑回来的地主恶霸组织的地方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武装。他们以十几倍于红军游击队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一齐向苏区扑来，致使湘赣苏区大部失守。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被分割成无法联系的十几小块，一时间乌云密布，阴霾笼罩着整个湘赣边区上空。

国民党军大规模“清剿”

1934 年8、9月间，在红 6 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突围西征的红 6 军团。这时国民党将原先“围剿”湘赣苏区的湘军主力均调去尾追红 6 军团，而江西敌人尚不知边区留守部队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行动。这就使湘赣省委驻地的永新牛田地区，在这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但是，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改变斗争方式，制定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实行分散游击的战略转变。仍然采取苏区的一套斗争方式，坚持武装保卫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回头的方针，命令部队四处活动，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没有应付突变的准备。结果，过早地暴露了湘赣边区的实力，招来了敌人的重兵“清剿”。

9 月中旬，敌第 77 师向边区袭来，其“清剿”部队除 77 师外，还有第 18、23、53、63 师等，他们在众多的地方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于塘捉鱼”等战术，将苏区分割包围，逐块“清剿”。湘赣省委和军区命令独立第 1、2、3、5 团和永新县游击队等，分别在永（新）安（福）边界、宁（冈）茶（陵）一线和遂万泰及新余、分宜等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独立第 4 团奉命掩护红 6 军团西征，仍在湘南打击和钳制敌人。

最初由于湘赣军区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湘赣军区部队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一些胜利。独立第 1 团和永新游击队在水新周家坊击溃国民党军第 53 师一个团。独立第 3 团、第 5 团在古安县车陂击溃国民党军第 23 师一个营。遂川碧江洲挺进队击退国民党军第 77 师一个营和地方保安团的一次联合进攻。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难以相持下去，敌迅速突破各独立团、游击队的防线，加快了对指挥中心——永新县牛田地区的紧缩包围。在强敌大举进攻面前，省委为避敌锋芒，不得不放弃永新县牛田等几小块被分割的苏区，率党政机关、独立敌 5 团和后方医院、修械所等向武功山区转移，以凭借有利地形，同国民党“清剿”部队周旋。

9 月下旬，独立第 3 团在团长刘启明、政治委员刘培善的率领下，奉命从永新县石灰桥驻地首先突围，向武功山下的安福县泰山区转移。10月上旬，途经安福县钱山时，与国民党军第 63 师一部激战近 10 小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团长刘启明壮烈牺牲。独立第 3 团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到萍乡青龙山一带活动，于下旬到达泰山区。

2021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检察院、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检察院聘请专家对湘赣独立第3团团长刘启明烈士墓及虎龙坪战斗遗址进行了认定，以上照片为江西省检察院、杭州军事检察院领导在刘启明墓前向烈士致敬

10 月 18 日，湘赣省委、湘赣军区率领党政军机关和独立第 5 团，从永新县牛田突围转移，经吉安县天河、敖城、官田和安福县的金田、洲湖、坪桥、严田、浒坑，到达安福县的杨梅山时，省委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成立了路北特委，由省苏副主席肖行鳞任特委书记（后因肖行鳞叛变，特委遭到破坏）。接着，省委继续向武功山区的泰山根据地进军，于 31 日到达安福县的泰山区，在泰山区的袁家村与第 3 分区、莲安萍中心县委和先期到达的独立第 3 团会合。这时，省委所能指挥的武装力量只有独立第 3 团、第5 团和莲安萍中心县委的游击队，兵力近 2000 人。其他分区、县委和独立第 1、2、4 团，已被国民党“清剿”部队分割，先后同省委失去联系。

　　泰山区是当时湘赣苏区仅存的一小块根据地。为了保住这块红色地区，加强对该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在原莲安萍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莲安萍特委，调省保卫局长刘发云任恃委书记兼第 3 分区政委，军区参谋长周杰任第 3 分区司令员兼独立 3 团团长，省保卫局长由谭汤池接任。并从保卫局抽调部分人员充实到莲安萍游击队，加紧修筑碉堡工事，加固泰山区的防守。

谭汤池（1908—2005）湖南茶陵人，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湘赣边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赣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茶攸莲中心县委会书记，赣州中心县委会书记，第一野战军运输部辎重团政委，青海省公安总队副政委，青海军区海北军分区副政委，青海省体委副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正部级）。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86年2月享受副省级医疗、住房待遇。1986年10月离休。湘赣边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正部级）等。2005年6月19日逝世，享年97岁。

高峰伏击战

高峰，位于安福县城西北面的泰山区，紧挨着省委机关驻地袁家村。11 月上旬，萍乡保安第 4 团两个中队袭击泰山区的袁家村。省委和军区收到情报后，为了痛击尾追独立第 3 团的这股敌人，决定在袁家村附近的高峰布下伏兵，撒网歼敌。1934年11 月9日黎明时分，200 多敌人悄悄摸下山来，误以为独立第 3 团仍在村子里，径直朝袁家村奔来，结果敌人扑空。早已埋伏在两边山上的独立第 3、第5 团指战员在“武装保卫苏区”口号的激励下，一齐冲下山来，经约1小时激烈战斗，最终将敌击退。这次伏击战共毙伤敌保安中队 80 余人，缴获机关枪 1 挺，步枪40 多支。

高峰伏击战的胜利，使得泰山区民心和士气大振。但同时也暴露了湘赣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实力，不得不向泰山区长源头、芦台村一带转移。独立第 3 团奉命向分宜、宜春一带开进，在宜春地区找到了独立第 2 团仅剩的 100 多人，两支队伍会合后，一同回到泰山区，省委、军区决定将独立第 2 团余部并入独立第3 团，撤销独立第 2 团的番号。

三女跳崖

就在湘赣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从永新县牛田向武功山区泰山转移时，从永新、安福、莲花、茶陵等地吃尽了反动派的苦头而逃出来的苏区群众，不甘心在敌人的屠刀下苟且偷生，便跟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转移。这批群众大多是苏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拖家带口。尽管环境险恶，还是表示坚决要跟红军走。可是作为边区最高领导人的陈洪时，不但没有保护这些干部和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斗。或者进行说服教育，做好疏散隐蔽工作。相反，却把他们当做“包袱”，借口防止暴露目标，在转移时，不准通知，致使不少干部、群众落入敌手，许多同志和群众惨遭杀害，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与陈洪时相反，莲安萍中心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和群众患难与共，在撤退到安福泰山区时，为了防止敌人突袭这批难民，专门抽出人做好难民的转移安置工作。1935 年 12 月的一个夜晚，安福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李发姑、妇女干部郁怡花和刘断英，带领一批难民在转移途中，不幸被前来“清剿”的安福县保安团发现，在遭受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三位女英雄为掩护难民脱险，将敌人引开，被保安团追到悬崖边。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她们宁愿玉碎，不为瓦全，毅然纵身跳崖，刘断英当场牺牲，李发姑、郁怡花身受重伤，谱写了“三女跳崖”的悲壮诗篇。

李发姑（1916—1969）又名李珊，江西安福人，段焕竞少将夫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后任中共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湘赣特委妇女部部长。在抗日期间，历任中共皖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新四军第1支队第2纵队卫生部政治指导员。建国后任厦门市妇联副主任。1958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9年4月26日因病去世。

李发姑（李珊）与丈夫段焕竞将军合影

郁怡花（1916— ？）时任茶攸莲中心县安置工作队成员。

刘断英（1917—1935）又名刘长英，年仅18岁，时任茶攸莲中心县安置工作队成员。

长源头阻击战

省委转移到泰山根据地后，湘赣苏区的其他地方均被国民党军占领。泰山地区东西有 100 多公里，南北也有 70 余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便于红军游击队隐蔽自己，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但当时的省委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没有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将近 2000 人的部队分散活动，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是继续命令部队在各个山头修工事，筑碉堡，以阵地对阵地，结果部队越打越被动，越打伤亡越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

12 月21日，国民党军第 53 师一部在莲花县保安第 10 团、安福县保安队、萍乡保安第 4 团、宜春保安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直扑湘赣省党政军机关驻地长源头和芦台村。独立第 3、第 5 团在长源头一带进行顽强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战斗从上午 9 时打响，双方激战至下午4 时，各路敌军开始发起总攻，对红军前沿阵地狂扫滥炸，红军游击队的土碉堡和工事全被炸毁。下午 7 时，终因敌众我寡，独立第 3、第 5 团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出战斗。独立第 3、5 团随省委越过武功山主峰金顶，向深山区观音形、双园坪转移。途中，与从宜黄、乐安地区突围过来的原江西军区第 1 分区近200人的队伍相遇。省委、军区将这支队伍整编成一个连（宜乐连），编入独立第 5 团，原分区司令员肖杰任第 5 团副团长，罗维道任第 5 团副政委。这样，独立 5 团兵力达 1400 余人。省委撤离芦台村、长源头一带山区时，莲安萍特委和游击队也被迫放弃泰山地区，转移到莲（花）安（福）边界的五里山区，至此，湘赣边的最后一块苏区也丢失。

罗维道（1914—2011）开国少将

国民党军“清剿”武功山区

12 月底，国民党军第 23、28、53、63 师等部，相继奉命尾追主力红军，留在湘赣边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有第 18 师和第77 师。1935 年 1 月 18 日，77 师颁布了《武功山附近地区清剿工作计划》，任命该师第 230 旅旅长胡良玉为“清剿”指挥官，限 2 月 15 日前“肃清”红军游击队。1 月 30 日，胡良玉率旅部进驻安福县的洋溪镇，实施对武功山的全面“清剿”。胡良玉以第 462 团之一营，第 461 团，第 459 团之主力和萍乡保安第 4 团为“堵剿”部队。以第 460 团和洋溪民团之主力为“进剿”部队。以师部工兵营为“驰剿”部队。此外，还有宜春保安第 9 团，宜南“铲共义勇队”等，分别扼守交通要道。第 230 旅的“清剿”部署，以安福、萍乡境内的武功山为中心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到处放火烧山，构筑碉堡，不分昼夜地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追剿”、“堵剿”、“驻剿”和“搜剿”。在城关市镇、交通要道布下了层层封锁线。在政治上，推行隔离政策，强迫“移民并村”，强化“保甲联坐”制度，常以“通匪”、“济匪”等罪名，任意屠杀边区乡民。保安团地主武装还经常化装侦察，无恶不作。他们还威逼红军游击队员的家属上山喊话，引诱红军游击队员中的不坚定分子投降，禁止群众携物上山，妄图割断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深山密林中。

　　此时身为湘赣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陈洪时，面对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清剿”，却不是充分利用武功山的有利地形，根据敌情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而是仍然指挥部队集中行动，盲目突击，致使红军游击队被动挨打，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　　

虎头岭反击战与彭辉明牺牲

虎头岭位于江西省莲花县城北面的五里山区。1935 年 2 月 6日，中共湘赣省委获悉莲花县国民党军防守比较薄弱，没有敌正规军，便决定由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独立第 3、第5 团向莲花县的五里山方向突击。敌莲花保安第 10 团闻讯，急忙联络萍乡保安第4 团，分几路向五里山区“进剿”。独立第 3、第 5 团到达虎头岭时，保安第 10 团及莲花县“铲共义勇队”400 余人，已从安福县的月里经莲花县的南肢、瀑水岩赶至虎头岭，抢占制高点。天刚破晓，保安团就向独立第 3、第5 团发起进攻。彭辉明见地形不利，一面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一面果断地组织火力掩护，并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实施反击。敌人在猛烈的攻击下，阵脚大乱，开始往后撤。独立第 3、第5 团一举攻下了虎头岭前面的几个山头，将敌人压到山下。前来增援的萍乡保安第 4 团见势不妙，慌忙退逃。独立第 3、第 5 团乘机杀向敌阵，乘胜追击，将莲花保安第 10 团和莲花县“铲共义勇队”击溃。这次战斗历时9个小时，共歼灭敌保安第 10 团 18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但独立第 3、第 5 团遭到重大伤亡，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战斗中，不幸身中 5 弹，英勇牺牲。

彭辉明（1908—1935）又名彭辉盟，广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参加海陆丰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历任红7军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3年任湘赣红8军第23师政治委员、湘赣红军独立第1师政治委员、湘赣省军区第3分区总指挥等职。1934年6月，任红18师第25团团长、第18师副师长。8月，红6军团突围西征后，任湘赣军区司令员、中共湘赣省委常务委员。率领独立第5团随省委行动，在武功山区坚持游击斗争，直到牺牲。

红军烈士后代在彭辉明烈士墓前致敬

彭辉明的牺牲，使红军游击队在重要时刻失去了一位骁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这对湘赣边区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可悲的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湘赣省委和军区部队又发生了一系列叛变投敌事件，给红军内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加剧了斗争形势的恶化。

精简机关充实部队

虎头岭战斗后，独立第 3、第 5 团折回省委驻地观形附近，凭借有利地形抗击敌第 460、461 团的“进剿”。2 月 8 日，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振芳等叛变，于次日带领敌第 460 团偷袭观形，省委、军区领导仓促组织部队应战。在战斗中，仅有的一部电台损失了，从此，湘赣省委和军区便与中共中央及红 6 军团失去了联系。独立第 3、第5 团由于连续行军，频繁作战，加之环境恶劣，部队严重减员。2 月中旬，省委率部向茶（陵）攸（县）莲（花）方向转移，到达莲花县的棋盘山后，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决定精简机关，将机关中有作战能力的人员充实到独立 5 团，在茶陵、莲花等地坚持斗争。将独立第 3 团、省直机关部分骨干组成挺进队，由刘培善任队长兼政治委员，开往攸县一带筹粮筹款。

刘培善（1912—1968）开国中将

独立第 1 团反“清剿”受挫

1935年2 月，国民党军第 77 师在围攻武功山的同时，派出第 459 团向陈山“进剿” 独立1团。他们在永新、安福、莲花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封锁交通要道，把山上的群众赶下山，集中在大村庄居住，无休止地反复搜山，轮番“搜剿”。独立第 1 团部队在回陈山坚持斗争的一个多月里，先后在上等村、石门山地区陷入敌人重围，经过激战，独立第 1 团损失惨重。正当部队危难之际，代理团长何振元和政治委员朱凤园先后投敌叛变。这两次战斗使独立第 1 团遭受严重损失，仅有的 200 多人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此时的独立第 1 团部队仅存 6 人。

独立第 4 团挺进湘南受挫

1935年1 月，独立第 4 团离开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经江西上犹、崇义，进入湖南的酃县，然后到了桂东、汝城、资兴、永兴等地，一路与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打土豪筹款，宣传群众。国民党粤军第 1 军军长兼江西省第 6 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急忙调兵“驰剿”，国民党郴州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欧冠，坐镇资兴、永兴，指挥“清剿”。3 月下旬，独立第 4 团近 600 人在资兴的壕仁圩，遭国民党地方武装欧阳归和欧九如部的联合伏击，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团长李宗保带了一个连和一个自动步枪班约 50 人，向国民党青腰乡区公所投降。不久，团政治委员旷珠权也在桂东沙田圩投敌叛变。独立 4 团剩下 130 余人，其中 100 余人分别加入湘南的东边山和西边山红军游击队，另 30 余人找到了原湘赣军区第 4 分区司令员张通，继续活动在湘南新田等县。划归独立第 4 团指挥的湘赣省保卫局第 2 中队 70 余人，在遂万泰地区坚持斗争，同样也遭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和“清剿”，浴血奋战后仅剩下 30 余人，独立活动于遂川县的良碧洲一带。

棋盘山会议

　　湘赣省委在反“清剿”斗争不断失利的严酷现实面前，多数人从斗争实践中初步意识到，继续集中兵力与强敌死打硬拼，难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为此，省委于 4 月初在莲花县棋盘山附近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对部队的行动方式、活动范围以及如何发展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等，进行了研究。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动。原莲安萍特委改为湘东南特委，由刘发云、周杰等领导，在醴陵、攸县边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谭汤池、旷金媛等到攸县漕泊地区，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斗争。独立第 5 团在茶陵等地分散游击，同时设法恢复与上级党组织或友邻的联系。省党政军机关则向攸（县）醴（陵）萍（乡）边界的大平山转移。

　　会后不久，湘赣省委从湘南游击区负责人蔡会文、方维夏派来的一支小分队获悉中央红军已于 1934 年 10 月进行远征。中央苏区于1935年 2 月全部失陷，中央分局留守部队已分路突围转移。蔡会文率领的部队在突围中部队损失严重，于4 月间到达湘南桂东的东边山，与坚持在该地区的方维夏会合。这些消息对省委震动很大，主要领导人陈洪时产生悲观，从而作出了独立第 5 团全部撤离湘赣边开往湘南，寻找蔡会文、方维夏部的错误决定。

独立第 5 团转战湘南受挫

1935年4 月 19 日，独立第 5 团在团长曾开福率领下，向湘南进发，途经茶陵晓田村，遭国民党军第 18 师截击。由于地形十分不利，独立第 5 团经激战后损失严重。第 2 营仅剩80余人，分别编入第 1 营和第 3 营。此后，为了摆脱强敌的围追，当部队到达湖南的安仁和桂东边界时，为进一步缩小目标，决定兵分两路行动。1 营向桂东方向行动。3 营向桂阳方向行动。由于部队在湘南转战，既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法解决给养，还经常遭到敌军围追堵截，战斗频繁而激烈，加之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使部队严重减员。1 营在湘南地区征战两个多月，未能与蔡会文部取得联系，处境十分艰难，便决定返回武功山区。途中，在桂东与敌遭遇，营长戚云芳不幸中弹牺牲，队伍被冲散，最后只剩下 100 多人，又与团部失去联系。后于 6 月初陆续回到武功山区，湘赣省委将其改编为湘东南大队，活动于茶攸莲边界柑子山一带，这时 1 营由出发时的 500 多人，只剩下 71 人。

　　3 营到达桂阳一带，在新田与蔡会文的一支部队会合。转战中，在湖南省临武县歼灭当地保安团一个营大部，俘敌90余人，缴枪30余支。后蔡会文部去赣南活动，3 营仍在新田、嘉禾一带转战。不久，又在新田县与张通率领的独立第 4 团 30 多人会合。此时 3 营已由刚进入桂阳时的 300 多人，减至 100 多人。此后，部队又从宜章县的良田，穿过粤汉铁路，向湘南的桂东和赣南的上犹、崇义一带转移，想再找蔡会文的部队一直未找到，只好决定返回武功山区。行至莲花龙口时，又被敌击散。再集结时，只剩下 60 多人，在张通的率领下，到达棋盘山，于 7 月中旬才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独立 5 团是当时湘赣军区唯一的一支主力部队，本应留在边区，利用武功山区的有利地形和条件，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但陈洪时和湘赣省委的一些领导人，不从实际出发，轻率地将部队派往湘南，结果使 5 团由出发前的1000 多人锐减至 100 余人。相反，刘燕玉在五里山与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将原有的地方武装组成一支游击队，分散行动。分别建立了攸醴萍、五里山、茶攸莲游击根据地，并在谭余保的指导下，成立了茶攸莲县委。这就为后来的游击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有益经验。

刘燕玉烈士墓

刘燕玉（1907—1936）江西莲花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4年湘赣主力红军突围西征后，奉命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1936年初，他指挥将湘赣省苏维埃造币厂的财产转移到莲花五里山一带，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惨遭杀害。

陈洪时叛变

　　4 月下旬，湘赣边党政军机关，从棋盘山转移到攸醴萍边界的大平山后，陈洪时悲观动摇的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他玩弄两面手法，以自己是省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利用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设法和家人取得联系，密谋策划，为其日后的叛变投敌做准备。在一次会议上，陈洪时借口目标大，不利于隐蔽，极力主张把省委搬到萍乡、安源去做城市工作，以掩饰其害怕艰苦，退却逃跑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生怕死的阴暗心态。当即遭到省委多数同志特别是谭余保的坚决反对，使陈洪时的阴谋暂未得逞。5 月底，湘赣省委在大平山再次召开常委会，陈洪时、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等参加。会议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考虑必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鉴于独立第 5 团派往湘南后尚无音信，会议决定，由谭余保、刘发云去湘南找蔡会文、方维夏，了解独立第 5 团的情况，并设法恢复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派王用济、谭汤池到湘东南特委工作，加强那里的领导。陈洪时留在原地，指挥湘东南特委及其部队，并向攸县、醴陵、萍乡一带开展白区工作。

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实际上掺杂了陈洪时个人动机。他利用大家急欲了解外部形势和迅速得到上级指示的心情，借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分开行动，支走了谭余保、王用济等人。会后不久，又将旷金媛和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将省委特务连派住攸县，省委机关只剩下十几个人。这时陈洪时见时机已到，便通过家人暗中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江西省第 2 区“剿共”司令官危宿钟沟通了关系。6 月 14 日，陈洪时带着龙承绪等十多人，携带枪支弹药、译电密码、文件，以及红军游击队为省委筹集的黄金、银元、纸币等，在萍乡投靠了危宿钟。他投敌后为邀功请赏，带领国民党军队上山“清剿”，使党的各级组织除茶攸莲县委外，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的许多群众和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不久，陈洪时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招抚员”，更加积极地充当了敌人的鹰犬。他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红军游击队内部，以及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思想混乱，妄图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陈洪时叛变前，还有肖行麟、谭富英等十多名独立团和县以上的负责人背叛了革命。这些叛徒由于掌握着游击区的大量内情，成了湘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使湘赣边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特别是陈洪时叛变后，省委一度瘫痪，红军游击队被敌打散，相互无法联系，使湘赣边游击斗争濒临溃散的严重境地。

陈洪时叛变几天后，和谭余保一道去湘南的刘发云，又在茶陵县的尧水附近投敌叛变。因刘发云熟悉游击区情况，为防其破坏，谭余保当即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回武功山区找省委，以采取对付叛徒的紧急措施。

陈洪时（1904—1940）号松逸，江西萍乡人，湘赣省委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由中央派送到莫斯科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到湘赣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万（安）泰（和）县委书记。1933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代理书记、书记。1935年6月14日叛变投敌。1937年调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党政工作团任上校总干事。1938年3月任江西省情报总站副主任兼江西省游击指挥部少将总指挥。同年10月任赣东剿匪指挥部副司令，兼任第3战区特派员。1939年10月，调任江西省第10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江西省第10保安司令，又兼湘鄂边区第2挺进纵队少将司令。1940年5月，到圹埠参加紧急会议，途中从马上跌下负伤。同年7月患重病，口吐鲜血，送奉新上富镇养病治疗，医治无效，同年9月病死。　

棋盘山会议

1935 年 6 月底，谭余保从湘南回到武功山后，找到了茶攸莲县委机关，得知陈洪时已经叛变，省委常委只剩下王用济、谭汤池和谭余保等 3人。因情况不明，他们一时无法联系。加之陈洪时等叛徒，除带领国民党军大肆“进剿”湘赣边区外，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使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

就在革命处于危急的历史转折关头，谭余保挺身而出，决心重整旗鼓，继续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斗争。他多方奔走联络，并派人四出寻找省委其他领导人和失散的干部、红军游击队员。经过一番苦心筹划，于 7 月间在莲花县的棋盘山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会上，谭余保通报了陈洪时叛变的情况，批判了陈洪时背叛革命、投降敌人的可耻行径。他要求红军游击队坚决肃清陈洪时叛变的恶劣影响，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游击队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纯洁和巩固组织，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坚持斗争。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统一了思想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把巩固内部、反对叛徒的斗争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时，确立了游击斗争的方针，即以武功山为依托，建立游击根据地，隐蔽分散，保存实力，开展群众性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议决定继续派人外出寻找失散人员，恢复和建立党和各级地方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揭露叛徒丑恶嘴脸，揭穿叛徒阴谋，开展群众性的反叛徒斗争。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湘赣军区，成立临时省委，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确定王用济兼任少共省委书记，谭汤池为省委组织部长，周杰为省委宣传部长，陈永辉为省委秘书长。成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曾开福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段焕竟任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朱水生任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根据会议决定，会后发表了《告群众书》，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段焕竞（1911—1998）开国少将

　　棋盘山会议，是在湘赣边区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挽救了湘赣边区的革命，挽救了湘赣边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是湘赣边区游击战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开创湘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组建游击大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根据棋盘山会议精神，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已联系上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组成第 2、3、4 三个游击大队和一个教导队，并作了部署。决定将湘东南大队改编为第 2 大队，在茶攸莲地区活动。独立第 5 团 3 营和独立第 4 团剩下的 30 余人，编为第 3 大队，在攸醴萍地区活动。省委挺进队和莲安萍游击队一部编为第 4 大队，主要担负作战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此外，还组建了一个教导队，随省委行动。整个游击司令部共有兵力 300 余人。与此同时，临时省委派谭汤池、段焕竟等去萍宜安地区寻找失散人员，扩大游击力量。他们先后在永新、安福、萍乡、分宜等地找到了一部分失散的人枪，充实到各大队。又在一些边远地区先后组建了地方游击队，如莲（花）永（新）游击队、攸（县）莲（花）游击队等。派王用济再度去湘南找蔡会文、方维夏部。

王用济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蔡会文、方维夏。但不幸的是，当他们于 10 月间准备返回武功山时，途经湘南桂东沙田的仙背山遭敌突袭，王用济、蔡会文和方维夏先后壮烈牺牲。游击大队组建后，临时省委在各大队中开展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教育，以增强指战员的斗争信心，激发革命热情，从而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革命斗志，为坚持边区游击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国民党新的“清剿”

陈洪时叛变后，国民党“清剿”部队声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已被“肃清”，因而第 18、77 师先后撤离边区。但为时不久，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发现红军游击队并没有被消灭，便又急令两省保安处长在茶陵召开了湘赣边“清剿”工作会议，拟定了对湘赣边区的“清剿”计划，成立了以湖南第 2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肖训为指挥官的“清剿”指挥部，又一次对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一时间，湘赣边界各地的保安团队，层层设防，构筑碉堡，派叛徒、密探进山，搜寻游击队踪迹。一经发现便倾巢出动，进行封山、搜山。对此红军游击队利用边区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灵活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通常的战斗方式是，白天隐蔽，夜间出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采取伏击或诱敌出来进行围歼；有时乘敌不备，远道奔袭。在战斗规模上，红军游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分散活动，避免与强大之敌正面接触，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给予打击，严惩叛徒、密探，消灭敌人耳目，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智擒敌探罗根元

棋盘山会议后，湘赣边游击战争的形势逐渐好转，游击区域不断扩大。但红军游击队仍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特别是攸县一带有个敌探头目罗根元，无恶不作，暗中操纵着当地的“挨户团”、“守望队”、“清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对游击队进行破坏，危害很大。仅罗根元一人就亲手杀害干部、群众 16 人，红军游击队决心要除掉这个祸害。8 月11日，游击司令部第 2 大队经过研究，制定了一个里应外合活捉罗根元的方案，决定让李发姑和冯秋姑2名女战士，化装潜入到罗根元家侦察情况做内应，游击队则埋伏在罗家周围，以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待机行动。

12日下午，第 2 大队在政委罗维道的率领下，按预定计划执行任务。李、冯二人扮作商人的女儿，先闯进官田罗根元家歇脚，讨水解渴。当罗根元回到家里后，冯秋姑便佯装上厕所发出信号。埋伏在罗家周围的游击队，便马上冲进罗家屋内。李发姑和冯秋姑将不知所措的罗根元按翻在地，并就地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反动地主和敌特侦探的嚣张气焰，拔掉了对游击队危害很大的一个钉子，而且对地方上的保甲长也是一次严重的警告。这是棋盘山会议后对敌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

柑子山突围

处决罗根元后不久，游击队小分队在莲花县门塘村烧毁“铲共义勇队”碉堡一座，击毙其队长贺长发，缴枪 5 支，手榴弹 30 余枚，子弹 350 余发。不料这时，省委宣传部长周杰在陈洪时等叛徒策划下投敌叛变，带着莲花县保安团，将仅有 40 余人的省委机关和教导队，围困于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条狭长的山沟中。周杰叫嚷要用 5000 块银元悬赏捉拿谭余保。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谭余保利用大茅山作掩护，巧施调虎离山计，指挥省委机关和教导队与敌周旋，终于跳出敌包围圈，安然脱险。为扰乱叛徒注意力，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还命令活动在永新县境内的游击队轮番出击，调动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利用叛徒围歼省委机关的阴谋。

袭击潞江、达屋

潞江位于江西永新县城西面，距县城 22 公里，系永（新）花（陵）公路必经之地。10 月，活动在永新县铁镜山的湘赣游击司令部第 4 大队和永新游击队，得悉宁冈县保安大队 100 余人前来永新县增援“清剿”，遂决定在其必经的永新县潞江实施袭击。游击队经过周密部署，在保安大队刚进入潞江的当天黄昏，乘敌不备，予以突然袭击，毙其指挥官及队员 20 余人，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给予敌人严重打击，取得了出击潞江的首战胜利。接着，游击队又冒雨夜袭潞江“铲共义勇队”驻地，击毙其队长盛孝生，缴枪10 余支。11 月，游击队又攻入永新县的达屋，活捉当地民团团长尹茂官，摧毁敌碉堡数座。这些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建立游击根据地

1936 年 1 月，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从各地寻找回来的失散游击队员，组建了一个第 4 大队，原第 4 大队改为第 1 大队，同时对第 2、3 大队进行了调整充实。将宜萍游击队充实到第 3 大队，并调整了大队的领导，由刘保禄（又名刘群）任大队长，郭猛任政委。这时，游击司令部下辖 4 个大队。2 月，根据临时省委决定，由司令员曾开福率领一支小分队，到茶陵八团的龙头铁矿，抓来了大土豪周纪勋，迫使其交出医药、军用品、银元等价值万余元的钱物，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和保甲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5 月，根据临时省委的意图，1 大队一举摧毁了安福严台、烟竹等地的碉堡，建立了安福罗家屋游击根据地。第 2、3 大队分别在莲花县棋盘山、安福县谷源山、牛路和永新县的铁镜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从而为游击队提供了赖以休养生息的可靠后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点。此后，游击队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开始逐步渗透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封锁线以内，经常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一些中心据点和国民党乡（镇）公所。　

奇袭油田

油田，距江西吉安县城约 45 公里，是该县北面的交通咽喉。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扼守。 1936 年 6 月 23 日夜，湘赣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第 1、4 大队、自安福县罗家屋的车田出发，经该县烟竹、严台和分宜县的大岗山等地，夜行 36 公里，拂晓前赶到油田，趁守敌酣睡之际，将敌区公所、碉堡、岗楼分割包围。红军游击队迅猛发起攻击，首先摸掉敌岗哨，烧毁了岗楼、碉堡，冲进了区公所。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全歼守敌一个中队，缴长枪 30 余支，短枪 5 支，子弹 1000 余发，军衣数十套。返回途中，游击队又化装成保安团，在安福县的陂头村，一枪未发，即巧俘当地地主武装一个分队，缴枪 12 支，子弹600余发。

坪桥遭遇战

坪桥，位于江西安福县城以南约 15 公里处，是该县南、北乡往来必经之路。当时，北乡一带的山区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南乡则是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巢穴。12 月初的一天，湘赣游击司令部第 3 大队 30 余人，从安福县七都山出发，经连村、新背，过芦水河，到南乡的下路筹款。因天已渐亮，不便返回驻地，只好隐蔽在坪桥附近的谷源山上，待天黑后再返回根据地。但由于游击队在下路打土豪筹款的行动被安福县的保安团得知，敌人估计游击队可能于第二天夜深返回，便决定前往坪桥设伏。次日晚，当夜幕降临，游击队行至坪桥时，恰与前来设伏的保安团 300 人遭遇。游击队趁对方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利用夜黑视线不良，采取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战术，到处打枪，四处吹号。不知虚实的保安团以为遇上了游击队几百人，吓得仓皇逃命，红军游击队趁机发起追击，俘敌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子弹700余发，打了一个漂亮的以少胜多的遭遇战。随着红军游击队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战斗力的增强，湘赣临时省委于12月12 日，在安福县的三江村召集游击司令部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为扩大红军影响，决定将部队改编为湘赣红色独立团，段焕竟任团长，刘培善任政治委员。原来的 4 个大队改称为连。部队改编后，临时省委即由深山区迁至罗家屋游击根据地。

为了配合边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1937 年 2 月，根据临时省委的决定，活动在永新铁镜山一带的红色独立团第 3 连，趁元宵节闹龙灯的机会，袭击永新县里田区公所，击毙区长漆伯昂，缴枪 30 余支。接着，红色独立团又取得了奔袭洲湖镇的胜利。

洲湖镇战斗

洲湖镇，是江西安福县城西南面的一个重镇，距离县城 26公里。该镇敌人布防森严，筑有坚固的碉堡和炮楼，镇上设有区公所，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驻守。这个敌据点就像一颗毒钉，嵌在安福、吉安、莲花、永新游击根据地中间，不仅妨碍红军游击队活动，危害人民群众，也是红军游击队发展斗争形势，扩大游击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障碍。1937 年 3 月上旬，湘赣红色独立团获悉国民党安福县长朱孟珍正在该镇“巡视”、“督剿”的情报。经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研究决定对该镇予以突袭，决心拔掉这颗毒钉。于是从湘赣红色独立团的第 1、3、4 连中挑选出 100 余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在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的率领下，于 9 日晚由安福七都山的章庄出发，经杨梅山，渡芦水河，穿过大同坑、诸村桥，一夜冒雨奔驰 40 公里。10 日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进洲湖镇。随即兵分两路，刘培善率第 1、4 连的战士围住保安中队岗楼；段焕竞带第 3 连直捣区公所。刹时间，整个洲湖镇枪声、拼杀声四起，敌人吓得昏头转向，四处逃窜，不到一小时便结束战斗。游击队共缴获长枪 30 余支，短枪 10 支，机枪 2 挺，子弹数箱，击毙敌中队长欧阳根，活捉并当场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县长朱孟珍。其余所俘 30 余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将没收的财物就地分给群众。红军游击队无一伤亡。洲湖镇战斗，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急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惊呼：“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　　

曾开福叛变

洲湖战斗的胜利，使游击队声威大振，也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安福县政府十分震惊，一面下令保安团队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面利用叛徒陈洪时等人的“招抚”活动，配合保安团对游击队实行“剿抚兼施”。早在 1936 年 12 月，陈洪时就派遣了两名密探，假装携枪投诚，打进了游击队内部。陈洪时对游击队当时的几名主要领导人十分了解，深知曾开福比其他领导人容易得手，他通过两名密探暗中与曾开福勾结。并且利用曾开福好色的弱点，派来一个叫凌燕的女特务来到安福县凤子岗小学教书，趁机用美色诱降曾开福。

曾开福虽是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却早已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有意将两名密探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教导队，以便保持同陈洪时的联系。最后陈洪时通过潜入游击队内部的两名假起义人员，采取挑拨是非、制造矛盾和诱以高官厚禄等手段，终于使曾开福下定决心，寻找时机叛变。1937 年 6 月，省委机关在安福县城附近山上宿营时，曾开福借口检查岗哨，携带枪支和 600 元纸币，向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投降，后当上了国民党江西调查大队大队长。

不过，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谭余保在曾开福出走不到一小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了险情。为了防止意外，及时率领机关和部队向陈山、铁镜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同时，派人通知各有关联络点，作好应变的准备。曾开福叛变后，与陈洪时、周杰一起带保安团 3000 多人，对安福县罗家屋等游击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封锁“搜剿”。曾开福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派出大批密探到游击队联络点，谎称与谭余保接头，企图诈捕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和游击队员。游击队在谭余保的直接指挥下，改变过去的活动规律和联络办法，规定了一整套行军宿营纪律，并不时制造假情报，让叛徒扑空。游击队还化整为零，深入各地配合地下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严惩叛徒密探，打击其嚣张气焰。8月，正当叛徒带着保安团疲于搜山，一无所获时，游击队却在离武功山的九陇山一带频繁出击，接连袭击了永新县的秋溪、文竹、潞江、澧田等区公所，并恢复了九陇山游击根据地，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井冈山、宁冈等地。

曾开福，湖南茶陵人，出生年月不详，1937年6月叛变后很快失去利用价值，被国民党抛弃，后来隐姓埋名，只身到湖南浏阳大瑶乡开荒种田，藏身度日。1949年湖南解放后，厚颜无耻的找到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求饶，被愤怒的谭余保下令逮捕，后被公审处决。　

恢复与建立地方党组织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的反复“清剿”，加之党内又出现了叛徒，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永新县委机关几乎损失殆尽。遂（川）万（安）泰（和）工委被敌人搞垮。莲花县委也受到敌人摧残。杨梅山区的北路特委和下属组织全部遭到破坏。茶陵党政军机关在秩堂地区之东坑陇上遭到敌人伏击，全体同志壮烈牺牲。

　　棋盘山会议后，以谭余保为书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领导开展游击队战争的同时，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5 年 7 月，谭余保等人以棋盘山为中心，首先在攸县东乡金子岭，将茶攸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随后，又在莲花县建立了南村区委。在攸县恢复了皮家区委。9 月，临时县委派出龙珍等人到铁镜山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年底，在安福县泰山的大江，建立了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周道益。1936 年 6 月，萍宜安中心县委派李发姑等人，到安福壶丘、江口、七都山一带恢复了宜南区委，并建立了一些党支部。11 月，又以大平山为中心，将原攸醴萍区委扩大为攸醴萍县委。1937 年 2 月，又在九陇山成立了永新临时县委。这些地方党组织恢复建立后，在湘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部署下，分别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开辟和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5 年冬，原省委特务队队长傅茨喜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到茶（陵）永（新）宁（冈）边界的九陇山区一带开展工作，开辟新的活动区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一些农会、妇女会、共青团等组织和地下交通站。“三女跳崖”的女英雄李发姑等人走村串户，与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政策，联络骨干，建立关系，发展党员。智擒敌探罗根元的另一位女英雄冯秋姑等人在攸县一带开展白区工作。到 1937 年初，先后发展了 100 多个党员，建立了 3 个区委。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与红军游击队的存亡紧紧地连在一起，为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红军游击队斗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食、衣物、药品和情报，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边区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

　　棋盘山会议后，由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使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至 1937 年 10 月，在湘赣边十多个县，恢复和建立了明月山、棋盘山、杨梅山、五里山、大平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大小十余块游击根据地，开创了游击斗争的新局面。　

“卢沟桥事变”后湘赣边地区的形势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共中央于 8月1 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号召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当地驻军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此前后，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同国民党军政当局展开了谈判斗争。9 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南昌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达成协议，发表宣言，宣布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武装。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但是，湘赣边的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战斗在深山密林中，这时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不了解全国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关于时局的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加之国民党军并没有放松对湘赣边游击区的“清剿”，以致有的游击区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军仍在酣战中。8月，湘赣红色独立团先后袭击和攻克了永新县的一些区公所。直到 11 月上旬，红色独立团还攻打了茶陵高陇区公所，歼敌 70 余人，缴枪100余支，独立团第 2 连连长邱仁标在战斗中牺牲。10 月，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副支队长赵书良奉命前往湘赣边游击队传达有关国共合作与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但是，由于湘赣边三年来遭受国民党连续残酷的“清剿”，屡遭叛徒出卖，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又有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密探和叛徒，冒充游击队上级党的联络人员，以“国共合作”或其它花言巧语，诈捕边区干部和游击队员，使红军游击队在心理上与之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样重大的转变难以置信，因而当赵书良奉命来联络下山抗日时，在游击队又无法证实其身份的情况下，怕上当受骗，而把赵书良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加以处决，造成了一起不幸的事件。　　

陈毅上山传达中央指示

陈毅（1901—1972）共和国元帅

　　就在项英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达成协议的同时，国共两党中央代表于 9 月底 10 月初，达成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10 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赣南后，为落实南昌协议，决定派陈毅去湘赣边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指示，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10 月 4 日，陈毅奉命由赣州来到吉安，同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就湘赣边游击队改编事宜进行谈判。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游击队集中整编的地点，部队给养以及设立新四军通讯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随后，项英、陈毅得知了奉命前往湘赣省委传达指示的赵书良被误杀的消息。

得知赵书良不幸牺牲，陈毅深感痛惜。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并向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吉安谈判情况，陈毅决定亲自前往湘赣边区，他装扮成绅士和商人的模样，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其他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等，从吉安出发，经安福、莲花、永新等县，于月底到达九陇山，首先找到了湘赣红色独立团。这时，红色独立团的干部、战士，虽然偶尔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西安事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但由于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又无法得到上级党组织证实，因此把这些消息视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临时省委要求游击队员对敌人报纸的宣传绝不可轻信，对外来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陈毅在红色独立团首先见到了段焕竞和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解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重大意义。段焕竞、刘培善认为，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有名的红军指挥员，这次又是带着项英的亲笔信来的，虽一时难辨真伪，但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处置。因此他们决定派人将陈毅护送到永新县境内的铁镜山临时省委驻地，让陈毅直接和谭余保面谈。

在铁镜山，谭余保对陈毅的突然到来满腹疑虑。他见到陈毅的穿着十分阔气，便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当作叛徒粗暴地捆绑起来，硬要他交待叛变的经过，并几番威胁要把陈毅当作叛徒和国民党说客来处置。而陈毅毕竟是一位有胆有谋，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镇定自若，一面热情赞许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一面耐心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党中央依据形势变化，制定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了湘赣边游击区必须从全局出发，跟上全国斗争形势，服从党的决定。

陈毅以自己坦诚的胸怀和雄才大略，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风度。双方的反复交谈和陈毅精辟的见解，使谭余保逐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想象和预料。谭余保几次“审讯”陈毅，但每次都被陈毅所讲的革命道理和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以及坦诚的态度所折服。谭余保出身农民，文化水平虽不高，但看问题比较尖锐、深刻，只是一时难辨真伪，所以相持了几天，对陈毅既不敢杀，也不敢放。后来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陈毅的意见，决定派人去莲花、吉安了解情况。结果证实了国共合作确有其事，陈毅是党组织派来的人。谭余保是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游击斗争的大旗，是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革命领袖。在这次重要的会见中，显然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和个人经历、认识的局限，一时产生过误会，做过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锻炼考验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观念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经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便幡然悔悟，当即坦诚地向陈毅赔礼道歉，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愿意带领游击队下山改编。

　　11 月中旬，陈毅返回吉安，正式成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陈毅的湘赣边游击区之行，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结束了湘赣边游击区与外界隔绝长达三年之久的封闭状态，促进了湘赣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顺利实现。　

游击队下山整训，编入新四军

　　陈毅离开湘赣边后，谭余保为了统一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历史性转变，跟上党中央的步伐，于 11 月下旬在铁镜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其他有关文件。会议决定立即将党中央指示迅速传达下去，并通知各游击队下山整编。11 月底，湘赣边各路红军游击队分别从五里山、九陇山、铁镜山、棋盘山、柑子山等地下山，来到莲花县垄上村整训改编。为了加强部队整编工作的领导，党中央还从延安派来李忠民、张铚秀、彭汉元 3 位八路军干部，参与指导部队的集训改编工作。1938 年 1 月中旬，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到垄上看望部队，并作了重要讲话，将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2 团第 1 大队。

张铚秀（1915—2009）开国少将

　　在此期间，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特委，谭余保任书记。湘赣特委派人前往茶陵等县同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争取释放了被捕人员，还派出一批干部到邻近各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抗日武装力量。通过宣传动员，边区群众踊跃参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 400 多人。由于特委和游击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就连莲花、永新、安福、茶陵等县的国民党官员，也派人到部队表示慰问和祝贺。

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除留下 80 多人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外，湘赣边区300 多名指战员在刘培善、段焕竟率领下，于 1938 年 2 月，奉命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之后，遂川县良碧洲游击队 20 余人，经过整训也离开湘赣边区，开往抗日前线。谭余保等留在湘赣边区，领导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至此，湘赣边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英勇的湘赣边区指战员们从此开始了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历史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