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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逻辑遮蔽了“人的感性的文化生命” 古希腊巴门尼德，抓住“存在”这个判断句中的系动词，将其表述为“第一个纯思范畴”，从而开创了西方的本体论。这同时也就确立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态度：思想存在，即把存在转变为理性中的范畴。通过概念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西方人就一直专注于存在者，而淡忘了“存在者的去存在”。这就是西方的知识论态度在本体论中的根源。西方人如此地去领悟道和阐发道，彰显的是“语言的逻辑特性”，并把“语言的逻辑特性”作为文明创造的根据，这同时就遮蔽了人与世界的逻辑前的原初关联。这就是西方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基本的理性主义倾向。 在理性主义倾向中，人与事物的关系，是知识论上的关系。人与事物打交道，就是去认识事物，而认识事物便意味着用理性所造好的概念去征服事物。人是如此看待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也就必定在这种看法中规定了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一种由理性所赋予的普遍性”。在这种规定中，被遗忘的恰恰是人在逻辑前、概念前的“原初在世”，即“生存”。人首先“生存”，而后才谈得上对事物的理性的了解。这“生存”绝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的“存活于自然界中”。“生存”是指人之为人的生存，但并不是像唯心主义所以为的那样，人只有靠着理性所赋予的普遍性，才使自己从动物的感性个别性提升为人的“生存”。相反，假如没有人的感性存在本身所包含的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人与世界的理性关联就会无根。正是在这种原初关联上，我们才能深入到“人的文化生命的感性层面”中。西方传统在本体论上的知识论态度，其失误的地方就在于用理性的逻辑遮蔽了“人的感性的文化生命”。 在本体论上拯救出人的感性的文化生命，是当代哲学变革的根本主题。海德格尔以“基本本体论”的创新工作使这一主题得到了鲜明的表达。“基本本体论”是对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一次彻底的反叛：使本体论的基本路向由知识论转到“生存论”上去了。所谓“生存论”就是通过对“此在”（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词表示“人”，以便在一开始就避免从理性上先行规定人的固有本质）的生存状态的描述，重新记起被遗忘的存在。这个被遗忘的存在，就是揭明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在这种原初关联中，人不是某种既定的实体和本质，即人不是“生物存在体”，也不是“理性存在者”。海德格尔选用“此在”表示“人”，含有本体论上的深意：人并非已经是'什么’。因此，“此在”乃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者：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规定性，只有这个唯一的“规定”——对存在的领悟。海德格尔说：“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之存在的规定性。”这规定性，既然是对存在的领悟，因此“此在”就与其他存在者判然有别，它不是简简单单地在存在者状态上存在着，而是以领悟着存在的方式存在着，它是靠着对存在的领悟方能存在的。因此，“领悟存在”就是“此在的生存”。于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随之显露：此在乃是存在得以在其中敞开自己的场所。这样，被作为“此在”来理解的人，就具有最不同寻常的意义，即一种最真实的本体论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本体论地存在。” 海德格尔赋予“人的生存”这样的本体论意义，导致了一系列巨大革命性的后果。“存在”是由人的生存所领悟的，这种领悟就是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人之为人的生存就在这种领悟中，或就是领悟本身。这种领悟完全是逻辑前的、概念前的，我们可以称其为“存在体验”。古希腊哲学由于巴门尼德的本体论开创工作，确实摆脱了“器”的牵累，而真正走上了论“道”之路，但其代价也十分巨大。论道成了只在逻各斯的反思形式中思考存在，而不是在其直接的呈现中思考它。然而，一旦经过反思，被思考的已经不是“存在”了，而是已经具有概念本质的“存在者”了，也就是说，“存在本身”被转变为“事物的客体化”。海德格尔因此就说，传统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不能思想存在，即不能思想tobe,只能思想being。 这种说法立即会使我们的心中发生震动：难道思想除了思考事物的客体，还应能更进一步地思考客体前的某种什么吗？如果思想不就是概念地把握事物，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要消除这种震动和疑问，就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经验。构成我们的“世界经验的基础”的最源始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不会是我们作为生物对于外部事物的陷于个别性中的感性，因为它不能构成关于“世界”的经验。也就是说，在这种“感性”中没有普遍性。巴门尼德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诉诸语言。但他诉诸的是语言的形式，因为在形式中，我们可以找到范导具体言语的普遍规范力。正是在语言对言语的普遍规范力中，巴门尼德确定了“思想的本性”：思想在其纯粹的逻辑形式中把握到事物的形而上的本质。这样，从巴门尼德开始的西方本体论，就把事物的“真正存在”理解为思想按其逻辑形式可以直接接受的本质。然而，就是在这种理解中，包含在语言中的最根本的存在体验隐而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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