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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乘势启用“华夏纪元” || 衡石(朱华昌​)(山东淄博)

 菊野文化传媒 2022-08-23 发布于山东







应当乘势启用“华夏纪元”

文/ 衡石(朱华昌)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风起云涌、时势交替、盛衰转换、运动扬弃的极速的变化、失衡、平衡、发展的过程之中,各种事物、现象、观念其中包括不同思想、文化、文明之交织纠缠、对立碰撞、攒动鼎沸,使地球人类包括不同国家、政府、组织及其学者、政客、国民均眼花缭乱、举棋不定、恐惧徘徊、焦虑不安。在此种情况下,人类迫切需要通过钩沉历史、温故知新、阐释现实、昭示未来,世界发展需要明确大势、目标引领、凝聚信心、合作共赢。历史悠久、文化丰厚、思想洞达、文明赓续的中国,应当乘势确定并启用“华夏纪元”。


时下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或场合中,论及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问题时,经常使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典籍浩瀚”,“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等以概括之、表达之。诚然,这些语词概念及其内涵外延在学术理论界或历史文化界可能是大致清晰和无需诠释的,但在大众层面还是十分模糊和紊乱无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人的历史认知、思想独立、民族自尊、文化自信。那么,华夏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华夏历史与传统文化是如何传承到现在的,历史文化怎样才能清晰烙印在国人普遍的意识之中,民族精神又怎样才能得到矢志笃信和坚定不移?余以为,确定独立明确的“华夏纪元”并使用古今一贯的“华夏纪年”可以以点带面、触类旁通、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抉择。就像我国在现行历法中实际采取“公历”与“农历”并存一样,在人类纪元上实行“华夏纪元”与“基督纪元”并立,在国际通用场合与话语中使用公元纪年,在国内民间或非正式场合使用华夏纪年。

我国的传统历法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地球和月亮关系为依据,以月亮规律性圆缺为周期确定月份之法,称为“阴历”;第二种是以地球和太阳关系为依据,通过测日影之法确定“二分二至”,一年分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用以指导农事与国事及其它,称为“阳历”;第三种是以北斗七星旋转为据,一周为一年,以星柄所指方向确定月份,斗柄指向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而以斗柄指向东北方向的立春之日作为岁首,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称为“夏历”。


《夏历》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规范的历法。目前我国的现行历法,一种称公历,一种称农历。公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在计时上与国际接轨而采用的国际通用历法,其性质类似于传统历法的阳历。农历则属阴阳合历,以阴历确定月份即以月亮圆缺之周期为月,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同时又把阳历之二十四节气附加其中,使阴历日期与阳历节气相互对照。特别是因为农历的使用,使我国包括传统节日、历史大事、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在内的、大量的华夏传统文化内容及其要素得以保存与传承了下来。

我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自己的历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采用的是“朝代纪元”和“年号纪年”法,同时也使用“干支纪年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别组合,每60年为一个周期(甲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用了“基督纪元”和“公元纪年”。所谓“基督纪元”是指以西方基督教徒众们相传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作为人类历史起元即元年(又称公元)的纪年方法,亦称“公元纪年”法。使用这种纪年方法,由于中华文明的起元很早、中华民族的历史很长,华夏历史必须分为向后看(即公元前)与向前看(即公元后)的方向不同的两个时段。按照公元纪年法,公元元年所对应的华夏历史时点是西汉末期的汉平帝元始元年(西汉为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而新中国成立时点为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同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四项决议中第二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法,使用当时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通用的公历和公元作为历法与纪年。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东学西渐”历时一千多年,对地球文明演进与世界文化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China”首先是瓷器,西方人在受用了东方盛产的精美瓷器和华丽丝绸以后,才知道了天朝上国,了解了东方文明,接受了东方文化并逐渐摆脱了逐水草而居的骑射游猎与茹毛饮血。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于是有了“西学东渐”。其后,我们坚持“东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师夷之长以制夷”。基于炎黄基因、华夏禀赋、民族特质之赓续,孙文再造、润之廓清,刈灭夷寇、芟除邪蔓。但在当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历史文化尚未整理、文物典籍有待考稽的情况下,为了能够迅速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采用了西方公认和通用的基督纪元和公元纪年。

采用基督纪元和公元纪年的好处在于:在当时,我们能够主动拉进了与西方文明的距离,消除与西方国家的某些差异与隔阂,避免了国家孤立与民族孤独。但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因素:首先是,割裂了连续一贯的华夏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将原本由远而近的、单向的、统一的、一脉相传至今的华夏文明发展轨迹,人为地切割成了两段。使当代人看历史,必须站在中间一个虚构的“元点(公元)”之上分别向后看(公元前)与向前看(公元后)并得到两个反向的“时间段”,然后将二者取绝对值而相加,作为华夏文明历史的实际时间长度。接受这个“知识点”对于社科学者不是问题,对于普通市民则有一定困难。其次是,将一个实际存在的、本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闪耀着人类文明发展与智慧灵光的伟大起点,用一个宗教的虚构的故事中“圣母玛利亚与圣灵怀孕降生了耶稣基督”的一个虚设的圣诞日、一个虚幻的历史坐标点来标识,多少增添了历史的虚无嫌疑与诡异色彩。其三是,在人类世界客观发展的历史上,为当代西方的日耳曼、凯尔特、斯拉夫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对历史发展所占分量的人为加码与过度渲染和传播西方文化、扩大西方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与主动权,大开了方便之门。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当今世界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唯有中华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因为他有一个活力四射的起源和伟大光辉的起点。这个起源和起点尽管在典籍上有明确记载,但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尚缺乏必要的考古与实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总量与科技实力不断壮大,我国加大了考古探源与实证力度。继国家“九五”计划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前期研究与必要准备后,于世纪初以“十五”计划为契机,开启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研究”为基本特点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主题考古探源与历史实证工程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国家科技部、文化部、社科院以及教育部、文物总局等多部门联合牵头,组织了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几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全国众多的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六座高规格、标志性古城邑遗址以及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多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文物古迹发掘与大规模考古实证调查,对考古遗址中出土文物遗存开展了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目、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历经18年不懈努力,取得了重大突破性成果。截止2018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已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实现了多项预设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新路子。国务院新闻办也于同年5月28日专门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会,宣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翔实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的5000年文明。”并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获之大批量翔实的考古实证资料和一系列可靠性考古探源研究成果与论文发布为基础,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确定“华夏纪元”时空元点和启用“华夏纪年”的基本条件。


在得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实证的“中华大地的5000年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远古“三皇五帝”与尚无文字的氏族社会里,不可能萌生出清晰的纪元意识;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奴隶制情况下,根本上还不具备形成系统连续纪年的基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以朝代纪元,客观上没有实施系统连续纪年的必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没有拥有和使用本民族独立纪元与纪年的资格。中华民国成立之时,由于考古与实证资料缺乏,尚不具备确定华夏纪元与使用华夏纪年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积贫积弱,列强虎视眈眈,显然不是采用华夏纪元的最合适的时候。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步入21世纪以后,国际力量对比开始急剧变化,我国综合实力增长进入了加速期和快车道。随着国家“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阶段目标顺利实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此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谋大势者,首在方向目标引领;开新局者,重在坐标体系构建。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旧交替、震荡转换与弃旧迎新之际,确定华夏纪元并启用华夏纪年,正逢最佳时机。

确定华夏纪元并使用华夏纪年,是中华民族在当代应该承担的世界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世界文明担当。截止目前,地球上所发现的全部人类早期文明其中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波斯文明、两河文明、迦太基文明等等等等的人类所能够创造的一切早期的文明与文化中,由于已知的或未知的种种原因,都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所淹没,消失在了跌宕起伏、曲折演进的漫长的地球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虽然还有吉光片羽的遗存,但已经不具备完整性、系统性与古今一贯性,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无踪无影。唯有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创臻辟莽、一路前行,谦谦九派流中华、沉沉一线牵古今,源远而流长、统一而有序、明确而清晰。


今天的世界,维护霸权与反对霸权两种力量激烈交锋、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两种理念剧烈对撞,地球诺亚方舟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世界迫切需要对以往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全部历史过程进行准确的诠释与界定,明确起始、完善结构、理顺关系、正本清源。世界人民需要真实地了解过去,需要负责地对待现实,更需要透彻地把握未来。

确定华夏纪元并使用华夏纪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客观要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更不是耶稣基督。以华夏先人的标志性活动足迹或重大事件发生为纪元并开始纪年,既可以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起点大幅度前置,又可以把人类纪元实实在在地建立在真实的先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在现实中,确定华夏纪元并使用华夏纪年,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全国人民及其海外华侨华人华裔的爱国热情;有利于市民大众更加简单、更加方便地学习、了解、把握、记忆华夏历史与传统文化;有利于推动历史、文化及其相关事业的大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当代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扩大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有利于团结国际力量、凝聚国际共识,推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


世界各地、各国纪元、纪年方法很多,目前最通用的是基督纪元与公元纪年。中国确定华夏纪元并使用华夏纪年以后,可以与基督纪元并存、并行。在目前的一切国际组织、国际场合、国际话语中和国内官方场合、官方话语中可以继续使用公元纪年,而在国内民间和非官方、非正式的场合与情况下允许并鼓励国人使用华夏纪年。让“华夏纪年”像现行历法中的“阴历”那样,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实际、更加反映华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要求,使国人使用时更简单、记忆时更方便、思想上更接近、情感上更喜欢,给国人一个发自内心的文化选择,使其成为抒发民族情怀、高扬爱国主义的必要手段。

2022.08.19 于山东临淄学府花园                                                

作者简介:朱华昌,字 盛轩,号  衡石,山东临淄人。华夏历史与传统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山东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会员,山东历史学会邾国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学会地名与姓氏文化专家组成员。世界朱氏联合会顾问。专著《皇明宗室宗支衍续疏》两卷,国家图书馆收藏。系明太祖24代孙,明宪宗第七子衡恭王20世,衡恭王第二子玉田怀简王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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