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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关于写作

 提笔入江湖 2022-08-23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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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开始教书、翻译、创作和编辑生涯,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上海立达学园、南屏女中及复旦大学等多所学校教授国文。其间译介了《爱的教育》等多部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与刘薰宇合著《文章作法》,与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开明国文讲义》,与叶圣陶合著《文章讲话》《阅读和写作》《文心》《国文百八课》等,成为百年语文教育珍贵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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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

文 |  夏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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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以来,关于作文不知已有过多少的金言玉律。什么“推敲”咧,“多读多作多商量”咧,“文以达意为工”咧,“文必己出”咧,诸如此类的话,不遑枚举,在我看来,似乎都只是大同小异的东西,举一可概其余的。例如“推敲”与“商量”固然差不多,再按之,不“多读”,则识辞不多,积理不丰,也就无从“商量”,无从“推敲”,因而也就无从“多作”了。因为“作”不是叫你随便地把“且夫天下之人”瞎写几张,乃是要作的。至于“达意”,仍是一句老话头,唯其与“意”尚未相吻合,尚未适切,故有“推敲”“商量”的必要,“推敲”“商量”的目的,无非就在“达意”而已。至于“文必己出”亦然。要达的是“己”的意,不是他人的意,自己的意要想把它达出,当然只好“己出”,不能“他出”,又因要想真个达出,“推敲”“商量”的工夫就不可少了。此外如“修辞立其诚”咧,“文贵自然”咧,也都可作同样的解释,只是字面上的不同罢了。佛法中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话,我觉得从古以来古人所遗留下来的文章诀窍亦如此。

我曾在本稿开始时声明,我所能说的只是老生常谈。关于写作,我所能说的更是老生常谈中之老生常谈。以下我将从许多老生常谈中选出若干适合于中学生诸君的条件,加以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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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第一可发生的问题是“写作些什么?”第二是“怎样写作?”

现在先谈“写作些什么?”

先来介绍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秀才,有一天伏在案头做文章,因为做不出,皱起了眉头,唉声叹气,样子很苦痛。他的妻在旁嘲笑了说:“看你做文章的样子,比我们女人生产还苦呢!”秀才答道:“这当然!你们女人的生产是肚子里先有东西的,还不算苦。我的做文章,是要从空的肚子里叫它生产出来,那才真是苦啊!”真的,文章原是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东西,要有思想感情,才能写得出来,那秀才肚子里根本空空地没有货色,却要硬做文章,当然比女人生产要苦的了。

照理,无论是谁,只要不是白痴,肚子里必有思想感情,决不会是全然空虚的。从前正式的文章是八股文,八股文须代圣人立言,《论语》中的题目,须用“孔子”的口气来说,《孟子》中的题目,须用“孟子”的口气来说,那秀才因为对于“孔子孟子”的化装,未曾熟习,肚子里虽也许装满着目前的“想中举人”咧,“点翰林”咧,“要给妻买香粉”咧,以及关于柴米油盐等琐屑思想感情,但都不是孔子、孟子所该说的,一律不能入文,思想感情虽有而等于无,故有做不出文章的苦痛。我们生当现在,已不必再受此种束缚,肚子里有什么思想感情,尽可自由发挥,写成文字。并且文字的形式也不必如从前地要有定律,日记好算文章,随笔也好算文章。作诗不必限字数,讲对仗,也不必一定用韵,长短自由,题目随意,一切和从前相较,算是自由已极的了。

那么凡是思想感情,一经表出,就可成为文章了吗?这却也没有这样简单。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恐这病不轻”是一种思想的发露,但写了出来,不好就算是文章,“苦啊!”是一种感情的表示,但写了出来也不好算是文章。文章的内容是思想感情,所谓思想感情,不是单独的,是由若干思想或感情复合而成的东西。“交朋友要小心”不是文章,以此为中心,把“所以要小心”“怎样小心法”“古来某人曾怎样交友”等等的思想组织地系统地写出,使它成了某种有规模的东西,才是文章。“今天真快活”不是文章,把“所以快活的事由”“那事件的状况”等等记出,写成一封给朋友看的书信或一则自己看的日记,才是文章。

文章普通有两种体式,一是实用的,一是趣味的。实用的文章,为处置日常的实际生活而说,通常只把意思(思想感情)老实简单地记出,就可以了。至于趣味的文章,是并无生活上的必要的,至少可以说是与个人眼前的生活关系不大,如果懒惰些,不作也没有什么不可。诸君平日在国文课堂上所受到的或自己想作的文章题目,如“同乐会记事”咧,“一个感想”咧,“文学与人生”咧,“悼某君之死”咧,“个人与社会”咧,小说咧,戏剧咧,新诗咧,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和个人实际生活关系很远,世间尽有不做这类文章,每日只写几张似通非通的便条子或实务信,安闲地生活着的人们。在中国的工商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就都如此。

这类文章,用了浅薄的眼光从实际生活上看来,关系原甚少,但一般地所谓正式的文章,大都属在这一类里。我们现今所想学习的(虽然也包括实用文)也是这一类。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人有爱美心与发表欲,迫于实用的时候,固然不得已地要利用文字来写出表意,即明知其对于实用无关,也想把其五官所接触的,心所感触的写出来示人,不能自已。这种欲望是一切艺术的根源,应该加以重视。学校中的作文课,就是为使青年满足这欲望,发达这欲望而设的。

话又说远去了,那么究竟写作些什么呢?实用的文章,内容是有一定的,借书只是借书,约会只是约会,只要把意思直截简单地写出,无文法上的错误,不写别字,合乎一定的格式就够了,似乎无须多说,以下试就一般的文章来谈“写作些什么?”

秀才从空肚子里产出文章,难于女人产小孩。诸君生在现代,不必抛了现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代圣人立言,肚子决无空虚的道理。“花的开落”“月的圆缺”“父母的爱”“家庭的悲欢”“朋友的交际”,都在诸君经验范围之内;“国内的纷争”“生活的方向”“社会的趋势”“物价的高下”“风俗的变更”,又为诸君观想所系,材料既无所不有。教师在作文课中常替诸君规定题目,叫诸君就题发挥,限定写一件什么事或谈一件什么理。这样说来,“写作些什么?”在现在的学生似乎是不成问题了的。可是事实却不然。所谓写作,在某种意味上说直等于母亲生产小孩。我们肚里虽有许多的思想感情,如果那思想感情未曾成熟,犹之胎儿发育未全,即使勉强生了下来,也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东西。

文章的题目不论由于教师命题,或由于自己的感触,要之只不过是基本的胚种,我们要把这胚种多方培育,使之发达,或从经验中收得肥料,或从书册上吸取阳光,或从朋友说话中供给水分,行住坐卧都关心于胚种的完成。如果是记事文,应把那要记的事物,从各方面详加观察。如果是叙事文应把那要叙的事件的经过,逐一考查。如果是议论文,应寻出确切的理由再从各方面引了例证,加以证明,使所立的断案坚牢不倒。归结一句话,对于题目,客观地须有确实丰富的知识(记叙文),主观地须有自己的见解与感触(议论文感想文)。把这些知识或见解与感触打成一片,结为一团这就是“写作些什么”问题中的“什么”了。

有了某意见或欲望,觉得非写出来给人看不可,于是写成一篇文章,再对于这文章附加一个题目上去。这是正当的顺序。至于命题作文,是先有题目后找文章,照自然的顺序说来,原不甚妥当。但为防止抄袭计,为叫人练习某一定体式的文字计,命题却是一种好方法。近来学校教育上大多数也仍把这方法沿用着,凡正课的作文,大概由教师命题,叫学生写作。这种方式对于诸君也许有多少不自由的处所,但善用之,也有许多利益可得。(1)因了教师的命题,可学得捕捉文章题材的方法。(2)可学得敏捷搜集关系材料的本领。(3)可周遍地养成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写作是一种郁积的发泄,犹之爆竹的遇火爆发。教师所命的题目,只是一条药线,如果诸君是平日储备着火药的,遇到火就会爆发起来,感到一种郁积发泄的愉快,若自己平日不随处留意临时又懒去搜集,火药一无所有,那么遇到题目只能就题目随便勉强敷衍几句,犹之不会爆发的冷爆竹,虽用火点着了药线,只是“刺”地一声,把药线烧毕就完了。“写作些什么”的“什么”,无论自由写作,或命题写作,只靠临时搜集,是不够的。最好是预先多方注意从读过的书里,从见到的世相里,从自己的体验里,从朋友的触类记说话里,广事吸收。或把它零零碎碎地记入笔记册中,以免遗忘;或把它分类了各装入在头脑里,以便触类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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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怎样写作?”

关于写作的方法,我在这里不想对诸君多说别的,只想举出很简单的两个标准。(1)曰明了,(2)曰适当。写作文章目的,在于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他人。如果他人不易从我的文章上看取我的真意所在或看取了而要误解,那就是我的失败。要想使人易解,故宜明了;为防人误解,故宜适当。我在前面曾说过:自古以来的文章诀窍,虽说法各各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的东西。这里所举的“明了”与“适当”,也只是一种的意义,因为不“明了”就不能“适当”,既“适当”就自然“明了”的。为说明上的便利计,姑且把它分开来说。

明了宜从两方面求之。(1)文句形式上的明了,(2)内容意义上的明了。

文句形式上的明了,就是寻常的所谓“通”。欲求文句形式上的明了,第一须注意的是句的构造和句与句间的接合呼应。句的构造如不合法,那一句就不明了;句与句间的接合呼应如不完密,就各句独立了看,或许意义可通,但连起来看去,仍然令人莫名其妙。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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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些文化的民族,当然不可指定是一个民族的成绩,既不可说都是华族的创造,也不可说其他民族毫不知进步。

这是某书局出版的初中教本《本国历史》中的文字,首句的“民族”与次句的“成绩”前后失了照应,“不可说”的“可”字也有毛病。又该书于叙述“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以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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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过,虽未必全可信,如'蚩尤’的能用铜器,似乎非这时所知。不过,当时必有这样战争的事实,始为古人所惊异而传演下来,况且在农业初期人口发展以后,这种冲突,也是应有的现象。

这也是在句子上及句与句间的接合上有毛病的文字。试再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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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知道,教育这件事,不单指学校课本而言,此外更有所谓参考和其他课外读物。而且丰富和活的生命大概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产生的。

这是某会新近发表的《读书运动特刊》中《读书会宣言》里的文字。似乎辞句上也含着许多毛病。上二例的毛病在哪里呢?本书稿篇幅有限,为避麻烦计,恕不一一指出,诸君可自己寻求,或去请问教师。

初中的《历史教本》会不通,《读书会宣言》会不通,不能不说是“奇谈”了,可是事实竟这样!足见“通”字的难讲,一不小心,就会不通的。我敢奉劝诸君,从初年级就把简单的文法(或语法)学习一通,对于辞性的识别及句的构造法,具备一种概略的知识。万一教师在正课中不授文法,也得在课外自己学习。

句的构造与句与句间的接合呼应,如果不明了,就要不通。明了还有第二方面,就是内容意义上的明了。句的构造合法了,句与句间的接合呼应适当了,如果那文字可作两种的解释(普通称为歧义),或用辞与其所想表示的意义不确切,则形式上虽已完整,但仍不能算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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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美学的知识的人,怎能作细密的绘画的批评呢?

这是有歧义的一例。“细密的绘画”的批评呢,还是细密的“绘画的批评”?殊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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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辅导方法,使初级中学生自己获得门径,鉴赏书籍,踏实治学。(读“文”作“文”,“体察人间”)

这是某书局《初中国文教本编辑要旨》中的一条可以作为用辞与其所想表示的意义不确切的例子。“鉴赏书籍”,这话看去好像收藏家在玩赏“宋”版书与“明”版书,或装订作主人在批评封面制本上的格式哩。我想,作者的本意,必不如此。这就是所谓用辞不确切了。“踏实治学”一句,“踏实”很费解,说“治学”陈义殊嫌太高。此外如“体察人间”的“人间”一语似乎也有可商量的余地。

内容意义的不明了,由于文辞有歧义与用辞不确切。前者可由文法知识来救济,至于后者,则须别从各方面留心,用辞确切,是一件至难之事。自来名文家都曾于此煞费苦心。诸君如要想用辞确切,积极的方法是多认识辞,对于各辞具有敏感,在许多类似的辞中,能辨知何者范围较大,何者较小,何者最狭,何者程度最强,何者较弱,何者最弱。消极的方法,是不在文中使用自己尚未十分明知其意义的辞。想使用某一辞的时候,如自觉有可疑之处,先查字典,到彻底明白然后用入。否则含混用去,必有露出破绽来的时候。

以上所说是关于明了一方面的,以下再谈到适当。明了是形式上与部分上的条件,适当是全体上态度上的条件。

我们写作文字,当然先有读者存在的预想的,所谓好的文字就是使读者容易领略,感动,乐于阅读的文字。诸君当执笔为文的时候,第一,不要忘记有读者;第二,须努力以求适合读者的心情,要使读者在你的文字中得到兴趣或快悦,不要使读者得着厌倦。

文字既应以读者为对象,首先须顾虑的是:(1)读者的性质;(2)作者与读者的关系;(3)写作这文的动机等等。对本地人应该用本地话来说,对父兄应自处子弟的地位,如写作的动机是为了实用,那么用不着无谓的修饰,如果要想用文字煽动读者,则当设法加入种种使之兴奋的手段。文字的好与坏,第一步虽当注意于造句用辞,求其明了,第二步还须进而求全体的适当。对人适当,对时适当,对地适当,对目的适当。一不适当,就有毛病。关于此,日本文章学家五十岚力氏有“六W说”,所谓六W者:

(1)为什么作这文?(Why)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What)

(3)谁在作这文?(Who)

(4)在什么地方作这文?(Where)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When)

(6)怎样作这文?(How)

归结起来说,就是“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讲什么话”。

诸君作文时,最好就了这六项逐一自己审究,所谓适当的文字,就只是合乎这六项答案的文字而已,我曾取了五十岚力氏的意思作过一篇《作文的基本的态度》,附录在《文章作法》(开明书店出版)里,请诸君就以参考。这里不详述了。

本稿已超过预定的字数,我的老生常谈也已絮絮叨叨地说得连自己都要不耐烦了。请读者再忍耐一下,让我附加几句最重要的话,来把本稿结束吧。

文字的学习,虽当求之于文字的法则(上面的所谓明了,所谓适当,都是法则),但这只是极粗浅的功夫而已。要合乎法则的文字,才可以免除疵病。这犹之书法中的所谓横平竖直,还不过是第一步。进一步的,真的文字学习,须从为人着手。“文如其人”,文字毕竟是一种人格的表现,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热的性质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细密的文字,先须具备细密的性格。不去从培养本身的知识情感意志着想,一味想从文字上去学习文字,这是一般青年的误解。我愿诸君于学得了文字的法则以后,暂且抛了文字,多去读书,多去体验,努力于自己的修养,勿仅仅拘执了文字,在文字上用浅薄的功夫。

来源|木铎语文,原载《中学生》1931年1月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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