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有限竞争：“军事—文官关系”与制度转型——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证据

有限竞争：“军事—文官关系”与制度转型——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证据

摘要：

军政府转型过程中，军人还政于文官，走向更具竞争性的政治体制，这削弱了军队攫取利益的能力，可能带来出局的风险。文官政府如何能够保护军队的利益？军队对在职政党的信心（confidence）决定了其在制度转型中的行为，而前者又取决于三个因素：军队和政党之间的偏好是否一致（信任）；在职政党能否在政体转型后存续下来（政党制度化程度）；在职政党是否有能力赢得权力来保护军队（政党力量）。当这三个因素被削弱时，军队会通过制度手段推动“有限竞争”来产生可置信承诺，为大众主权和公开竞争设限。本文采用源自四大数据库，来自智利、韩国、缅甸、阿根廷、乌拉圭等第三世界525次转型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

作者简介：

Darin Sanders Self 杨百翰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Self, D. S. (2022).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本文作者：Darin Sanders Self

引言

在许多军政府国家转型后都存在一种“有限竞争”的情况。举例来说，缅甸军方修改了2008年的宪法，虽然允许公开选举，但是确保了自身在国会中的议席，以防宪法被再次改动。然而，当军方支持的政党（USDP）连续遭受了三次选举失败后，在2021年2月通过政变夺回了权力。又如韩国全斗焕、卢泰愚军政权的权力分享和置换，以及1984年的收权行为。

1984年在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支持下卢泰愚竞选国会议员，图左为卢泰愚，图右为全斗焕

理解为何军队用权力来塑造政治制度是解释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之一。本文专注于第三世界军政府国家中军队与在职政党之间的战略互动，以解释军队如何影响政治制度的发展。当军队对政党的信心低下时，它会严格设定选举和政治竞争的条款，以防止反对党获得过多的权力，包括禁止部分政党参选，允许（退休）官员参加选举，或设计特定的选举和政治机构以使政治盟友受益。本文把军队为选举竞争和大众主权设限的程度建构为“有限的民主化”，发现受信任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和政党力量越弱，军方就越会主动塑造政治和选举制度，以创造可置信承诺，保护自身利益。

有限的竞争

文官-军队关系（civilian-military relations，CMRs）是民主转型和巩固领域的经典议题。民主化要求军队的去政治化，如果没有可置信承诺，军方面临着被文官政府削弱的潜在威胁。只有保证利益不受损，军队才不会过度行动，政体才能在军事统治下完成政体转型。“有限的竞争”指的是政体朝着竞争性体制转变，但军队从政治制度和行为者入手，为公开政治竞争和大众主权设立了限度。与其他政体转型类型相比，“协议的政体转型”强调执政者和反对派达成一致；“受保护的政体”中当选的文官无法独立执政，被强迫按照军队的意愿行动。“有限的竞争”是对一种更具竞争性的体制的过渡，而不是走向新的封闭体制；军方借用政治制度和选举程序来间接地塑造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方式，却不强加意志于文官。军队既是民主的担保人，也约束着政体的发展，避免现有选举制度被文官政府随意改动。现有研究都强调军队努力获得独立于文官政府的自主性，这在拉丁美洲是常见的现象，而本文认为军队的战略决策是高度依赖于在职政党的。只有当随着军方对政党的信心逐步降低，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才成为更大的关注点。军队完全能够和政党进行结盟，避免动用武力，其关键在于政党是否保护军队的利益。

竞争性和可置信承诺

政体转型之后，军队不再能够行使绝对控制权，当军方与当权政党产生分歧时，军方需要得到后者的可置信承诺。从军队参政的动机来看，军人往往在识别到威胁或是文官政府无能时上台，故而军队时刻保持警惕，希望政体制度框架和行动者能够带来较高的确定性。如果强大的在职政党是反对军队的，军队就会害怕民主化，从而主动利用权力施加限制，保卫自身利益。我们认为，三大因素影响了军队对文官政党的信心：军方对特定政党的信任程度、威权在职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威权在职政党的选举和政治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信任（trust）和信心（confidence）是不同的——信任意味着军队认为政党有意愿保护它的利益，而信心意味着军队认为政党有能力保护其利益。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包含其是否具有稳定长久的组织、日常化的工作程序、组织自主性、动员能力，与“个人化”相对，它们决定了政党能否在民主转型中存活下来。政党力量包含政党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持有权力和独立运作的范围，决定了政党是否能够在政体转型后赢得选举，从而遏制军队的反对党。如图1所示，左侧三个因素是影响军队信心的三大基础条件，从而决定了军队施展“有限的竞争”的可能性。当然，内部因素也能够形塑军队的行为，如掌权军官的意愿，内部的派系格局，是否存在内部叛乱等，但是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主张：当文官统治带来的可置信承诺强度不足时，军队可以通过制造制度性障碍来阻碍文官政府对体制的进一步改变。

 图1：军队对政党的信心与有限竞争

数据来源

既有的政体转型研究相对忽视军队的战略决策，转型带来利益的分配和现代化发展本身不是军队的追求，在军队主导的政体转型中，其核心诉求是守护既有的利益。本文旨在给出更精确的由军事统治而来的转型动力学，而非全部政体转型现象。在对“竞争”的操作化方面，竞争、参与等指标无法把握军队对其文官盟友的限制。事实上，军人主导的政体转型通常都会带来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体制。举例来说，以政体指数（Polity 4）来评判，后皮诺切特的智利是高度民主的国家，但得到军队支持的保守右派具有很强的过代表性（over-representation）。本文选择“军人政权”的多重样本，采用不同数据库（见表1）来检验结论，不倾向于某一种军人政权的定义。即使对军人政权的定义不同，军队的制度行为也高度依赖在职政党的特征。第一个数据库是Geddes建构的GWF数据库，将军人政体严格定义为“军队严格控制政府公职和政策制定”，往往以一党制的方式出现；第二个数据库是Cheibub建构的DD数据库，只要统治者具有军官背景便可算作军人政权，不要求实质依赖军队，定义最为宽泛；第三个数据库是Svolik建构的PAR数据库，有利于我们从军人-文官混合执政的角度来考察，因为当活跃在政坛的军官直接上台，即使在职文官依然掌权，也算作是一次转型；第四个数据库是Wahman建构的WTH数据库，以选举为中心，如果在职政党的领袖是在军队干涉的基础上当选的，就算作军人政权，反之则不算。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有许多内在因素影响了军队推动转型的意愿，如市民社会的压力、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等，而本文旨在解释军队下定决心推动转型，向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体制发展之后的行为。

 表1：本文所采用的四大数据库

操作化“有限竞争”

我们认为，政体转型过程中，军队能够起到四方面的影响：行政、立法、选举、过渡政府机构，我们对四个数据库中的每一次政体转型依照这四个维度进行二分编码（见表2），以确立军队在多大程度上为选举和政治竞争施加了制度限制。

 表2：操作化“有限竞争”

如何辨识政体转型的开始和结束？借用Bratton的定义，当精英决策者们正在考虑一套新的规则来管理选举和政治竞争时，转型就开始了，未必需要大众支持。而转型的结束则较为宽泛，只要转型带来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即可，甚至包括半竞争性体制。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时期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论的转型过程”。编码完成之后，我们用项目相应理论（IRT）构建出“有限的竞争”这一指标，为取值在0到1之间的连续变量。各个数据库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都较高，说明19个变量之间高度相关（见表3）。

 表3：四大数据库中的“有限竞争”

接下来我们测量了转型启动前夕在职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和政党力量。制度化程度的数据来自于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V-Dem）数据库，专家为政党的议题立场、组织特征等打分，我们选取了“政党维持永久地方机构（稳定性）”、“政党控制候选人提名（自主性）”、“和主要社会组织联系程度（动员能力）”三个指标，以因子分析的方式建构出0~1之间的连续变量。如果案例中没有在职政党，就计算政党体系内政党的平均制度化水平。我们选择在职政党，所基于的假设是“军队容忍这些政党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政党得到军队的信任，未被禁止参政。政党力量的数据是政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例、立法机关中的席位比例以及政党控制次国家机构的程度。政党制度化和政党力量之间高度相关，但是仍相互独立。

控制变量的选择上，首先是收入和土地不平等程度、城市化水平、人均GDP、教育水平、石油和资源财富，这些是导致大众动员和政党建立的结构性条件，同时和转型密切相关；其次是军队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以支出来衡量），支出越高，军队越会保护自己的预算；最后是历史性因素和社会结构，包括前政权的延续时间、政权更迭和政变的次数、种族分裂程度。

实证结果

我们用OLS回归来考察军队对政党的信心对“有限竞争”的影响，率先采用GWF数据库，把政党制度化程度和政党力量分别加入模型。政党制度化程度和政党力量分别使用了三个模型：双变量回归模型（不纳入控制变量）、基准模型（纳入除了收入和土地不平等程度之外的所有控制变量）和不平等模型（纳入收入和土地不平等程度）。结果显示，它们都和“有限竞争”存在清晰的负面关系（见图2和图3）。政党制度化程度方面，下四分位和第三四分位区间分别对应1988年的巴基斯坦和1987年的韩国，军队在后者施加的限制更小，卢泰愚在军队实质性存在于国会和内阁的情况下成功当选为总统。政党力量方面，下四分位和第三四分位区间分别对应2007年的泰国和1984年的乌拉圭，军队和政党就保护军方特权达成协议，减少了政治操控。 

 图2：基于GWF数据库的回归结果

 图3：政党制度化程度/政党力量和“有限民主”的关系

我们用剩下三个数据库重复了上述操作，PAR和WTH数据库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DD数据库未能佐证结论，因为对军人政体的定义较为宽泛。这证明了只有当军队作为一种实质性制度存在的时候，才能利用强制能力影响政治和选举机构的发展，以确保他们的利益，“有限竞争”才可能出现【编者注：后三个数据库的具体回归结果见原文链接】。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有限竞争”的概念，发现随着受军队信任的在职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和政党力量加强，有限竞争的程度会降低。当军队统治的制度化程度更高时，这一结论更加稳健。当统治更加个人化时，军队就较少参与竞争性制度的发展。军队信心和军队行为之间并非是稳健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常见的模式（pattern）。军队对政体转型的态度受政党的特征所影响，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是：哪些因素会让军队永久回归军营，远离政坛？“有限竞争”对政治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编译 | Mono

审核 | 查 皓

终审 | 李致宪